《夜更》導演郭臻 細微細眼做小事

獨立記者 陳零 報道

《夜更》導演 郭臻
細微細眼做小事

 

「本來我就喜歡細微細眼,
今天更覺得需要,跟當晚所說的差不多。」

 

 

 

 

總有影評人喜歡以「最值得期待」來標記某某新導演。剛憑短片《夜更》獲頒台灣金馬獎「最佳劇情短片」的郭臻,當然是香港代表之一。然後,多半會列舉其年歳、學歷、作品,或者多一個標記 —— #社會性。

訪問時,反而最在意郭臻說過這句:


「本來我就喜歡細微細眼,今天更覺得需要,跟當晚所說的差不多。」

創作,在於呈現最真實的自己。

「當晚」是指《第57屆金馬獎頒獎典禮》,「所說」是由《夜更》製片莊淑芳代以廣東話說出的得獎謝詞:

呢部片係屬於喺呢個世界每個唔同角落而又擁抱良知嘅香港人,作為film makers,我哋只可以做一件好小嘅事,就係本份,但請你相信,小事亦能夠發揮莫大嘅作用,所以呢個獎暫時由我哋保管,到有日黎明來到,再交還畀大家。願大家好好療傷,好好休息,好好去愛,好好咁去照顧人性嘅複雜,然後擇善固執。最後想向全世界人講:願自由歸於人民!Night is young, we keep on fighting! Save 12.

這趟的「細微細眼」感言正好撫慰因記錄片《佔領立法會》未有獲獎而失落半晚的香港人。「曾經半開玩笑說,還有甚麼場合可以公開說廣東話,金馬獎都算國際性,之前南方影展 (獲頒「南方首獎」),即時知道,錄的得獎片也是說廣東話的。」說到底,那是他一直的說法 — 直接回應香港。「以往都有香港導演獲獎,上次自己入圍,好像不關其他人事;今次比較開心,好像不只關自己事。(註1)」是齊上齊落的心情嗎?忘了問。

與其問有無用 不如做了再說

郭臻大概不是第一次說《夜更》不在個人拍攝的預期:「開初無想過拍,因為好瞭解自己,一有拍攝的想法,去到 (抗爭) 現場,就會隔一重。」他不否認,一直是要與抗爭者同行。「回頭望,總算有拍些東西;否則應該會『爆炸』(崩潰)。嗯,怎樣也需要做點其他事情。 」小事小愛,投射出來,或會是無限大,無人預知,做了再算。

「見到不少『手足』, 離不開2019 年的革命狀態,覺得要做好大的事,這個狀態會令他們 burn out (被燃燒盡)。」他舉了一個例:「幫婆婆申請輪椅,跟光復香港有甚麼關係?於是覺得所做的事無用。」他認為那是需要做的事:「可能愈細的事,愈難做得到,要令自己相信那是有意思的。」

去年十月,他寫了《夜更》的劇本:「就是一架紅的 (市區的士) 困在屯門,直到接載到一個女孩要去太子。」他本來想專心拍的士司機,但正式拍攝已十二月 — 在中大保衛戰、理大圍城之後的時空。「(事件) 當然對作品有影響!本來沒那麼多感情投射,後來想多看看平行時空,顯然那種生活日常已經過去。」

郭臻本來只夠資金拍十分鐘短片:「有時即時衝出去 (拍),試過『食炸糊』(拍不到),最後一晚也是臨時出去,警察和堵路的片段也是那晚拍的。」短片中,的士與抗爭現場保持安全距離:「近距離的畫面,當然更易聳動觀眾;但當時覺得無需要太近,這個司機 (角色性格) 是不會駛近警方防線的。」他的「細微細眼」是司機給小男孩幾樽水、是小男孩下車後寧願在公園睡的身影、是溜了句「香港無救」後被在海外的女兒掛了線,又或是是摺成幸運心心的五百元大紙,還有留白的結尾 —— 遺漏學生證的小女孩。

他總算說了想說,獲獎是bonus,是意料之外。「很詫異台灣觀眾對男孩在公園睡覺、司機到女孩學校,感受很深,還有觀眾說有在哭,也有說不只看到抗爭場面。」

拍條短片,細細碎碎,有用無用,不是當時可預估:「所想所說很無形,不易看到;也不是著眼有無用,而是應不應該做。」
誠如他的致謝詞,願大家好好療傷、好好休息,然後儲存能量值。「別總是說很多謝他們 (抗爭者),說甚麼跑不到,好像外判 (抗爭) 了給他們般,但其實還有很多崗位。」譬如,郭臻選擇拍電影。

只要有海外觀眾,不就是國際線嗎?

 

「社會性只是個結果」

郭臻屬於這一代的電影人。

這一代,是不論年紀,但擁抱共同價值觀的香港人。

雖然他在香港演藝學院電影電視系畢業,雖然二年級及畢業作品都已先後獲獎(註2),但這些年,他還是為拍片資金張羅,為影片發行渠道無奈,為前輩所定的制度而……

今天提到「獨立」二字,很敏感似的,但放諸不同行業,也不過是「無大台」(沒有大靠山)而已。於是,郭臻所拍的,被標記為「獨立電影」— 低成本、素人演員,但獲獎連連。說得老套,是為香港爭光,正解是在國際電影舞台,展現香港真實面。

「不經常想怎樣接觸觀眾,拍完才想。」排除萬難的例子,不多亦不少。「伊朗有套的士電影,聽說是把USB藏在蛋糕寄出國,參加柏林影展再奪獎。」那是伊朗導演Jafar Panahi的作品《Taxi》,於2015年榮獲第65屆柏林影展最佳影片金熊獎,那是他無視政府的禁拍令所拍的第三齣電影。

郭臻是喜歡拍關於香港的題材,但不用標記他為社會性導演。「一直覺得有這類 label,之前拍過兩三套短片,講少數族裔,有人甚至叫我介紹演員,其實不是想做社會性題材,只是覺得他們很有趣,他們是真實人物,就如的士佬,常常在同一間餐廳食飯,會傾幾句,有感覺,社會性只是個結果。」

《夜更》導演 郭臻 細微細眼做小事
郭臻在《十年》的【浮瓜】,預言國安法在2020年通過,不幸言中。(【浮瓜】劇照)


留在香港 從本土出發

他一直想拍的士電影:「每個年代要有一套 (的士電影),正寫、側寫那個時代。」他拍的都是在香港的普通人,起用素人演員,呈現真實的質感。「甚少拍很特別的人。去年在籌備關於印傭的故仔,但當時覺得是否需要現在拍;現在想拍南丫海難(註3),想說留低的人。」他說外國人對香港電影觀感有改變,知道不再只限於王家衞、杜琪峯:「對地道香港電影有興趣,有外國片商說過,先拍好local的故事,才去到international;不要一開始就想international ,那便『死硬』 (行不通),要invent 自己language (電影語言) 。」承傳自1980年代的明星制、製作模式,在這個年代可以丟掉嗎?

或者,是由2015年的《十年》揭開序幕?其後的《一念無名》、《淪落人》,以至近期的《幻愛》、《夜香・鴛鴦・深水埗》,觀眾真的不喜歡嗎?

「《十年》放映後,總有觀眾問那處可以看到更多這類電影;一直都有導演在拍,不只我們。」郭臻反問消費模式可否變得主動:「subscribe (訂閱) 有更多這類消息的channel (頻道),不要feed me (你給我看)。」他期盼不再因某電影海外獲獎,才問何以香港沒有放映的局面:「有少少希望的,但假如觀眾不改變,沒有反應,就要承認這個城市的質地是這樣。」

我是香港人

拍過(《十年》其中的短片)《浮瓜》,郭臻比起政局預言家更具前瞻性,但他真實身份依然是位導演。在2019年,他交出短片《夜更》,與香港人同行亦同悲,但未至於絕地灰心。「如果未見過去年香港人爆出的能量,2020年這樣 (通過國安法等等) 會好絕望,會不知怎樣看這個地方,怎樣再講民生故事。」對於他,2019年確立了他是香港人的身份:「究竟香港人即是甚麼?原來都懂得反抗。」

 

害怕被政權招呼嗎?

「我不想,但我不害怕。我做過甚麼?」

恐懼,令去留的抉擇,再次成為焦點。

「離開自己土壤,好難拍 (地道題材);就算我是個平庸的導演,在香港說香港的故事,天經地義,想像不到被迫要走,譬如去台灣,就算拍流亡的香港人,可以拍多少套?創作者要留在自己的地方,直到沒有其他選擇。」

 

報道記者

  • 香港大學英文系畢業,曾在主流媒體當文字記者,無甚作為,後到中文大學修讀音樂,依舊無作為,現為獨立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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