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民內部重組的推手「這個年代不再需要學生組織」

  1. 後悔當初沒有繼續絕食學民承接了光環卻未正視失敗
  2. 學民這一課朗彥的青春悔過書
  3. 二次佔領公民廣場的學生自決與包袱
  4. 學民內部重組的推手「這個年代不再需要學生組織」
  5. 遇怪魔即刻變大個的細路們 迷走到騎劫佔中運動
  6. 本土洪流中的學民思潮 時代突破與青春政治的高峰

「學民」一詞來自我們本有學生的身份,亦同時帶有世界公民、中國國民和香港巿民的身份,故此必須參與政策諮詢;「思潮」一詞則來自五四運動,當年學生撇棄中國舊有傳統思想,追求德先生(Democracy)和賽先生(Science),渴望民主、思想和言論自由。

我們一班學生決意以當年的學生運動為榜樣,追求自由開放的思想自由,而非洗腦式的盲目愛國情懷

“學生運動,無畏無懼” 一群眾學生帶著理念,組成了學民思潮。 學民思潮的浪潮曾經席捲香港,由中學生牽頭發起的反國教運動在社會,也育成了不少名字讓人朗朗上口的學運領袖。 有人說,學民思潮是一個時代的傳奇。

訪問當天,黃之鋒因為六四非法集結案的判囚十個月。

坐在沙發上,輕描淡寫但若有所思地了一句:「 開電視見到六四案,我同我老闆講,黃之鋒又坐了…咁又係,佢唔坐先奇怪。」

他早已淡出政治和社運的圈子,現為一名記者,只能用旁觀者的角度評論曾經出生入戰友的新聞。 

談起黃之鋒,他又補上了一句:「我和黃之鋒當年係30秒內覆機。」

這個「當年」轉眼間已經是七年前。

佔領行動 物資站等湯水送來 

Z在中學時代本來就有參與高登論壇,留意本土議題。2012年7月29日學民思潮舉行首個逾9萬人大遊行之後, 他以義工身分加入學民思潮。八月,反國教議題漸漸獲得社會關注,學民思潮的人數亦有所增加。那時候還不是核心成員的他都是幫手擺街站。他形容,與他同期加入學民思潮的人已經為數不少。「一日可以分十條team去擺街站,每條team有十多個人,可能一日裡有超過一百人幫手擺街站,感覺個暑假都好似過得有啲唔同。」

直至在8月尾收到組織核心成員的訊息,學民思潮要行動升級,佔領公民廣場和發動絕食。Z起初並不看好這次行動,「認為大家都要返工返學」。直至梁振英在9月1日的開學日早晨探望絕食學生,黃之鋒亦拒與梁振英握手。每天的集會也有越來越越多人加入。Z說:「去到12萬人,嗰一下你係度見證緊歷史,或者參與緊個歷史。」

他當時負責在物資站調配物資。「熱心的阿姨和叔叔當我哋係非洲饑民,係咁送物資入來,我基本上每日就等食物、湯送過來,基本上就不會餓死,但是同時有人絕食。」

義工會章內部升遷 學生們的自我制衡

佔領運動完結之後,學民思潮沉寂了。

2013年,三、四月學民思潮招收了不少新人。內部的架構從「成員」、「義工」的兩層架構轉為「成員」、「義工」和「地區行動組」的三層架構。 當時,學民思潮的決策都是比較集中在數十個核心成員身上,而義工們只能夠得知決策結果。然而,義工不時不滿成員做的決定。「當時成員做了很多自把自為的決定,義工覺得睇唔過眼,所以就要做舊嘢。」

「就是制訂一個制度出來,你要參與決策的時候,必須要界定有什麼時候可以介入,什麼時候可以推翻,必須要扔一個會章出來,大家都是講道理的人,講數都要有個稿。」由Z有份牽頭制定義工會章,內容包括如果義工超過某個人數反對的話,決策會需要重新審議;義工們有權自行開會,成員可以到場旁聽;如果行動牽涉超過某個金額的預算,不會由義工處理,均由義工做決策等。 

Z憶述:「之後林朗彥火爆地砲轟我們」。作為決策者,遇到這種義工們的「反抗」,領導當然就不好受,但最後義工會章還是通過了。 「落實兩至三個月之後,林朗彥退出,大家關係相對上會比較友好,亦不會有太多比較對立的事情,黃之鋒在這些事情上的立場不是很強,只要個組織運作正正常常他就OK,相對上比較開明一點。」

這次改革之後,學民思潮都有定期審視內部的架構,平衡內部權力。Z說,之後亦出現了一些內部升遷制度。首先,地區行動組如需升做義工,就需要回答一些既定的問題,包括警權問題、評論學民思潮的政改方案,以及合適升遷的原因,答題者會有編號,成員「改卷」只會見到一系列匿名的答案,並評分。

如果義工需要晉升為成員,過程更加是過五關斬六將。 義工需要先由兩名成員提名,同樣需要回答既定問題寫成文章並由成員評分。Z記得,其中一次升遷有三條問題包括「試分析若立法會通過人大常委會框架下的行政長官普選方案,香港未來的政制發展及二零二二年行政長官產生方法的改進空間」、「 試分析現時政改形勢及如何該推進公民提名運動」以及「學民思潮結束整個政改運動後,組織定位該如何」。分數過了特定門檻就會舉行面試,由成員「圍con」(諮詢)。

學民思潮在種種因素下的「自然」死亡

雨傘運動結束,黃之鋒被起訴,Z形容學民思潮「沒有方向」,「學生光環沒有用,大家什麼都做不了,甚至有些人已經不是學生」。同期,黃之鋒亦向香港高等法院提出司法覆核,要求將參選香港立法會的最低年齡從21歲降低至18歲,有意籌組政黨。

他指,2015年,黃之鋒曾經想從召集人的位置退下來,組織內部都有發言人選舉,但是沒有人願意出來做代表,交出來的人名永遠只有「黃之鋒」和「黃子悅」。「這個是一個三煞位,學民思潮已經不是一個細組織,傳媒會密切留意,警察都會 ,說話都要比較小心一點。」

內部太多問題未解決,香港的社會環境亦急速變化。 本土派冒起,Z 坦言學民思潮一路以來的取態都是比較「投機」,很視乎事情是否能夠實行才決定是否要去行動,間接導致學民思潮仍屬一個議題性的組織,不能界定其政治派系和立場。

 「我們會取笑傳統左翼,有人覺得學民沒有關注勞工權益,當時就會諗『關我L事咩』,我都未做勞工,形容我們不夠左,但年輕人嘛。同時,我們也不是本土派,不會主張香港獨立,也不夠勇武。」

內部成員都不時就社會議題和政治論述吵到面紅耳赤,但總會是笑聲首場「這邊大家問候祖宗十八代,問候完,之後開電視打機,下一秒就打機」。Z在認真的話題中想起「學民仔」的獨特相處方式和趣事。 

他肯定地說:「自然很多事情去到一個位置步向『收皮』。」

這個年代或不需要學生組織

學民思潮結束後,近五年學生組織如雨後春筍般湧現,有的只是以關注組自居,有些則自成組織關注社會上各大議題。 然而,Z覺得學生組織的時代已經過去,斷言沒有人能夠趕得上學民思潮創出的傳奇。 

「不可以說一代不如一代,學民不小心將個標準扯得好高,例如如何和傳媒做聯絡是一個很高的技巧。」除了能力有不逮,天時地理都是十分重要的因素。「學民當年是食正個機會先滾起,就算2019都很少見大專學界的身影,這個年代不需要有學生組織的年代,以前有學生光環,但現在沒有,社會是需要精英或包裝的反對派聲音要做。」

他指,加上去年通過的港區國安法,以及公安條例下定罪判刑越來越月重,代價大得難以想像,而Z正確切地感受到代價的壓力。

Z最後寄語:「這是一個氣壓很低、無力感很大的時代,必須迎來倒退,大家努力讀書、裝備自己。」

延伸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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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紀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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