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專政已成事實 羅卓堯:不做存有Fake Hope的護士

當專政已成事實 羅卓堯:不做存有Fake Hope的護士
2020年)農曆新年,香港爆發武漢肺炎,特首林鄭月娥從瑞士回來主持大局,堅拒封關,並批評做法「是不適宜或不切實際」,新成立的醫管局員工陣線發起公投罷工,迫使政府立即封關。當時醫護人員在公投站門外交會費,即場加入,即場投票。公投站門外大排長龍,最後發動史無前例七千名醫護人員大罷工。四個月過去,武漢肺炎重創全球經濟,中央突然出手立港區國安法,從此香港處處政治地雷。各個新工會急不及待在六月十四公投罷工,醫管局員工陣線副主席羅卓堯回顧年初的五日醫護罷工。羅坦言得到公投的民意支持,促使罷工成功,亦因為公投,不能令罷工延續下去。醫護慘勝之下醫管局企硬不願意在談判桌對話,抗爭的成果亦被政府淡化,但這不能否定罷工的意義。亂世中,羅卓堯不想做散播假希望的人,他想做更多的是改革醫療制度,推倒白色巨塔。港區國安法落實在即,人人都是勞工,香港人如何做到行動一致?
當專政已成事實 羅卓堯:不做存有Fake Hope的護士
走到最前線罷工的工會,最後被批評為「黑醫黑護」,羅卓堯表示不介意。(《誌》資料圖片)

 政治尊嚴的高牆

二月發動五天的醫護罷工,會員由二千人增至二萬人,記者見證醫管局員工陣線的行政工作堆積如山,每天醫護人員排隊做會員證。二萬人的工會,在香港形成強大的對抗資本,縱使醫護人員被批評為「黑醫黑護」,二月二日起堅持罷工,政府對於封關的低線愈退愈後,但紿終不承認受到罷工的壓力,最終七千人的罷工未能迫使醫管局、政府在談判桌上好好的談判。

羅卓堯承認,至二月七日投票繼續罷工的票只有四千票支持,最終中止罷工作結,他尊重會員決定,但「有點不甘心」,「工會是想繼續,但不想最後變了只有很少人,所以我們設定門檻比較高。」

外界視新工會是本土「攬炒」派,羅卓堯回望這場罷工,政治現實就是不擴大對立面,政治會寸步不讓,在罷工過程中,就算政府讓步,亦不會讓工會Claim Credit。「政府一開始拋出了一些方案,就是世界衛生組織定為高危地方的人經過香港關口入境,如果不是香港人就不可以入境,如果是香港人就要隔離十四日。貨物就繼續過關。一開始我們都覺得這樣說,其實等於封關,但最後就是不讓你Claim Credit 。」

武漢肺炎肆虐之初,林鄭月娥堅持不戴口罩,之後袁國勇及他的徒弟撰文《大流行緣起武漢,十七年教訓盡忘》,指病毒由中國傳來,最後袁及《明報》同意下撤回文章。羅卓堯在整場罷工運動當中,深深感受到專業被威權壓下來,因此罷工由始到終,政府、醫管局也拒絕跟工會談判,「因為你(工會)的要求有多合理,都不想讓人覺得,是因為我們這個行為(罷工)我(政府)就做。」

政治罷工和勞工訴求

在整場五天大罷工,直至最後一天,工會堅持要公布PPE(保護衣) 的數字,到最後一刻,醫管局都不願意答應。政治跟勞工訴求綑縛在一起,醫管局也要保住「政治尊嚴」。

「我覺得公布PPE 數字是很合理的,是工作安全的問題,這個真的是勞資的議題都不肯答應,代表什麼?就是不想讓你覺得罷工有效,不想『抽走嚿磚』。 現在我們經常說『抽走舊磚,就會决堤。』(都是政治尊嚴?)是啊,這個就是問題。 之後有做,定期公布PPE,又會找幾間酒店(給醫護),其實有做到,也可以做的。」

罷工過去,羅卓堯為進入Dirty Team作好準備。在東區醫院任職護士的羅卓堯(Ivan)二月中自動請纓加入Dirty Team,進入隔離病房工作。一個月過去,他卻輕描淡寫地說:「病房是爆滿的,是忙的,但未去到好忙。」

羅卓堯透露,四月留在醫院的病患不少是「輕症」,或者是沒有病徵的患者。撇除有些直接進入深切治療部個案,隔離層四至五個病房中,只有一個病房是「重症」患者。 他指,有約一半的確診者沒有嚴重病徵,因此沒有接受治療。「有病人食了十四日藥都繼續呈陽性, 沒有辦法唯有「撩」(做深喉和鼻腔病毒檢測)到陰性。」

護士在「Dirty Team」的工作日常,就是為確診者做病毒檢測,「每日就是瘋狂『撩』,然後拿去化驗。」由於病毒檢測需要連續兩次呈陰性才可以出院,過程對於病人來說是「來回地獄又折返人間」,病房中「有人一日陰性、一日陽性」,情緒就是大起大落。在希望與失望之間徘徊,一眾苦苦等待出院的患者無法習慣醫院單調的生活,羅卓堯說,「有些人外國回來確診,好像皇帝一樣,要食pasta(意粉」,他和同事立刻說笑「入醫院應該要吃扒」。

病床爆滿 欠社區規劃令社會反彈

雖然輕症患者未見有生命危險,但確診者有交叉感染的風險,要找個地方「困住」他們 。疫情持續,公立醫院病牀供不應求,特首林鄭月娥在三月底稱醫管局不排除將已近康復的確診者,轉至衛生防護中心的檢疫中心。醫管局四月起亦陸續啟用由普通病科改裝成的第二線隔離病房,涉四百多張病床解決需求。若第二線隔離病床爆滿,火炭駿洋邨檢疫中心亦協助接收病情輕微的確診病人。

疫情讓香港醫療政策問題昭然若揭,政府在疫情初期沒有做完善規劃,推出紓困措施總是「慢半拍」。羅卓堯認為,現用作解燃眉之急的二線病房都有一定風險。他說,「二線病房只有一道門,門縫之間有三隻手指位,因為要讓空氣吹進去做對流。」  即使要二線病房已經爆滿,直到四月中仍然有確診者要在家中輪候入院。

「問題核心是政府如何計劃疫情發展方向,是用醫院的資源去解決?還是要用額外的資源?」醫管局二月宣布計劃在全港十八區物色「指定診所」以分流病患,遭多區居民反對選址接近民居,後來計劃不了了之。政府後來在沒有諮詢的情況下啟用火炭駿洋邨檢疫中心,令原本要入伙的公屋居民受影響,入標經營的商戶也開業無期。措施推出過急,社會反彈大, 他認為「政府在出事前做社區計劃就要和大家交代設施是應急之用,市民才有心理準備」。

當專政已成事實 羅卓堯:不做存有Fake Hope的護士
羅卓堯罷工之後,要求入Dirty Team。

系統碎片化  醫院變相解決社會問題

除了表面的問題,還有根本性的制度問題。修讀過做有關醫療政策碩士課程、一心希望推動醫制度改革的他, 認為疫情下暴露醫療系統碎片化問題,沒有部門統一跟進個案。 「 譬如醫管局運人出院要和衛生署溝通,病人到底要送去甚麼地方隔離, 然後可以搞錯送哪裏?」 不同系統,不同的個案編號,讓協作上有困難,程序上出錯又難以追究問責。

他以英國的醫療系統為例,所有醫療的部門都直接隸屬於英國國民保健系統(NHS),所以「有人做錯了也可以找到是誰」,但香港的情況就是「黑人問號」。他認為,香港醫療部門運作都「拆開一嚿嚿」,其中一個頗嚴重的問題就是 病人出院後支援是NGO(非政府機構)負責,醫管局無法跟進個案出院後的需要。

「醫療系統永遠沒有線性地跟進,了解到社區到底缺乏甚麼,可能是因為照顧得差,所以經常要入院。如果case note(病人案例資料) 互通就會找到原因,現在就是醫院其實是處理社會問題。」

不要有False Hope

參與罷工的護士惹來「黑護」之名;罷工原是全球合法抗爭的產物,在香港冠上「攬炒」之名。香港人的健康被政治化,政治的事被民生化,種種光怪陸離,都出現在二次回歸的香港。

「被人說成『黑護』,我倒沒有甚麼感覺,我覺得現在的政府你不把個對立面放到最大,(政府)是半點都不會退後,就算《逃犯條例》不放到最大,政府連撤回《逃犯條例》都沒有。 不要expect傾,我連覺得醫管局和我傾都是一個假的姿態,事後才發現。 」羅卓堯說。

世代之分,也連繫到世代之爭,罷工的手段將肉體上的抗爭成本降低,但始終香港人要開工,六月大罷工能否實行,香港人始終信心不大。羅卓堯認同成年人抗爭成本高,但不代表可以縮,「就好像一些十五歲孩子出去扔『火魔』(汽油彈),成人有食飯的負擔。 我覺得個重點是,你可以保守,但你要admit現實是這樣,你不要有False Hope(假希望)。」

沒有False Hope的香港人,罷、還是不罷?

返回

This is a unique website which will require a more modern browser to work!

Please upgrade today!

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