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丹晴
黃丹晴說在情感驅使下留下來。(陳萃屏攝)

政治就如一張死亡證 屯門區議員黃丹晴:就留下我這種蠢人吧

區議員DQ風波

七月初,多家媒體引述「消息」,指政府可能會以區議員不符宣誓要求為由,「DQ」約230名議員,甚至追討上百萬元薪津,最後有260名區議員自行辭職,餘下211人,則需要分批宣誓。至今最少17人宣誓無效。

一個又一個「大辭職日」,在屯門山景邨仍找到黃丹晴(阿晴)的足跡。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他完成了當日參選的願望——推倒賬目不清的舊法團,街坊贏得勝利一仗,路仍需有人走下去。

訪問當日,政府宣布灣仔區議會主席楊雪盈等7名港島區議員宣誓無效。各大媒體馬上出push(發出即時新聞),驚動了他的手機。阿晴瞥見了,一度肯定的答案又變成「再諗。」說了幾句,「不過,『消息啫』。」語畢他苦笑,又長嘆一口氣。「經歷完七月,聽下就算,刊憲再講。唔好同我講啦,再算。」

DQ與否,結果難定,法團改選大勝,留下一大堆問題。阿睛對於重整山景邨業主立案法團,依然十分着緊。

黃丹晴(右一)協助街坊組成山景新氣象,推倒前業主立案法團。

街坊認識我,因為討厭對家的橫蠻

阿晴早於2017年已於山景邨「插旗」,期望深耕社區。他很早便認為,在地區而言,地區人士較政治領袖「入屋」。2015年區議會選舉,他於山景邨為「屯門社區關注組」韓禮賢助選,提名期過後才「空降」到山景:「仲要隔一兩日先再落去宣傳,跟本算不上是一場選舉。」但這樣打選戰,韓禮賢都只以248票之差敗給盤踞山景多年的建制議員吳觀鴻,令阿晴認為「不是冇得打」,「只係要多啲時間,可以做多啲。」

阿晴起初打著「社區幹事」旗號,幾乎無法入邨。每次擺街站、派傳單,只能在山景邨的輕鐵站內,甫入邨便會被保安員尾隨,「去洗手間又跟,連買底褲都跟!有甚麼方法?由佢跟。」經新聞報道,加上自己親身體會,他清楚自己在山景邨的工作就是「打法團」。

深耕付出的努力,讓他逐漸建立在社區的影響力。他記得2019年4月,山景邨業主立案法團開大會,那時他以「反對加管理費」為由,要求法團公開帳目,「雖然不是很多人,但真的多人了,街坊願意留下,討論下一步點做,讓搞法團的心植根了:『十年沒有人服務地區了,突然有一個後生仔,區內出現疑似黑社會,佢照樣留喺到。』我想,他們應該覺得終於有人站出來。」

但他很清楚自己為何能於區議會選舉勝出,「選舉時街坊都見到對家的橫蠻,反而團結到更多人,不少人因為不喜歡對家(前業主立案法團)而認識我」。

法團改選大勝之後  

今年8月15日山景邨法團改選,居民組織「山景新氣象」成功踢走舊法團,完結了山景邨被謔稱為「吳家邨」的命運。阿晴說,選舉日之前想過會輸,但預計到會有人出來,「只是沒想到(改選日)有這麼多,真是沒想到,好乸多人。」那天,阿晴拿著大聲公在邨內走來走去,呼籲邨民投「山景新氣象」、按指示排隊,忙得不可開交。選舉結果公佈後,他和新法團牽手舉高、他的助理抱著他,眾人開心瘋了。他最大的感受是,「終於完咗件事」。五月,阿晴曾說,若成功推動法團改選,這裏不需要區議員。不過山景邨換上新法團後,他的想法改變了。

他續說,現時山景邨有不同問題待處理,「我都替依家嘅法團慘,很多嘢其實真係要好早之前要處理,但積到而家一次過,就好大鑊,但冇得唔處理。」阿睛認為今日的法團處事可更「陽光」,同時要花點時間諮詢。他舉例,新法團上任後,馬上動工收窄垃圾槽口,但現時考慮到清潔工人的安全,不少樓宇已改以升降機運垃圾。

「有好多關注工友的團體,同我哋講,最好不要再用垃圾槽。又煩,又要塞,要通,通完又可能會跌落去。係一定會發生的循環。收幾細都冇用。話要綁安全帶,係人都知要綁,你綁唔綁先得?大家都不會綁。」他認為此事應先行諮詢才作決定。

談及法團事務,他憂慮法團成員會處理得很吃力,「因為太多嘢,那些範疇都講緊好專業⋯可能會更加難去處理。但蜜月期應該差不多過,但街坊的要求可能會逐漸增加,習慣了佢哋喺到個陣唔會咁畀面,會直接點。到時佢哋可能會,又一個過渡期,要時間,但啲議題不太容許佢哋要時間。」

「我從來不是從政的人材」

第一次約阿晴做訪問,是一個平日的正午,怎樣都聯絡不上。過了差不多一小時,他匆匆忙忙地趕回來,頭髮也沒有Gel,不像平日姿整的他,原來他睡過頭。後來明白,要約阿晴,最好即興約,他的日程總是改了又改,要到當日才能確定,約了好幾次才成功,而且時間緊逼。

於是做訪問,一來就要單刀直入問,「你會宣誓嗎?」,晴幾乎沒有多加思考,便爽快回應,「會。」但為何「會」?他的語速開始變慢,說得有點吞吐,「我不太願意主動放棄這個職位。不認為(應該辭職),始終是街坊授權,讓我四年都做這個職位。當我沒那麼多顧慮時便會覺得,要有些人留下的。以前為何從政,就是我覺得有些事要做,當年我們去做,就是不想依靠傳統大政黨去做地區工作,而好像沒有人這樣做,就總要有人去做。」

他續說,「我覺得自己不是個最叻的人,反而是最蠢的人。就⋯⋯沒有人就去做吧。我認為總要有人需要做這件事。有人好過沒有人。」

類似的話,他五月亦有提及,甚至提到「我從來都不認為自己是從政的好人才,所以,盡力做,我只能說。」

黃丹晴
原本「屯門十兄弟」,少了張可森,黃丹晴說至今仍然不慣。(陳萃屏攝)

一夜之間 少了張可森

2019年區議會選舉,他和九個素人組成「屯門十兄弟」,一起搶攻區議員,最終只有兩人落選。此後,阿晴於2016年創立的「屯門社區網絡」,一度成為屯門區議會內最大板塊。他說,大家都心雄了,開始想著要有人參與立法會選舉。最終張可森參與初選,仍因初選案而被還柙中。

阿晴苦笑,「是一起打拼的戰友,有講有笑,有打有鬧⋯⋯突然間夜晚少了一人一齊打機,又⋯⋯少一人讓我們笑,又『回家陪老婆了』。」

痛苦促使他更想留下,「就算我甚麼都不做,甚麼都做不到也好,但你怎樣都會⋯⋯做的。」他續說,「那種痛苦難以承受,我會更想喺到,留喺到會做得更多⋯⋯選擇(留在香港),我覺得我選擇這種方式去愛。 」

兩次訪問相隔三個多月,這些月來,《蘋果日報》停刊、「教協」、「支聯會」、職工盟等多個老牌組織解散,多人因「危安國安」被送進牢獄。短短數月,香港又沉淪多些,阿晴已無法確定該走還是留:「不知道明日發生甚麼事,可能生命安全受嚴重威脅,咁再諗啦。」在訪問中,他說得最多的是「再諗」。

其實並非不怕,為何仍要留下?「⋯⋯⋯⋯不想走囉。」他又苦笑:「情感上不想走。很多人會說,『你辭職吧,不要被人追薪』、『你離開香港吧,很危險呀』⋯⋯但我喜歡香港,不想離開這個地方。這是個人情感驅使下做的決定。那麼,既然我都留在這裏,不走了,為何不做下去?」

與其他關心社會的九十後青年一樣,阿晴由關心時事,到親身參與反高鐵、反國教,開始認識政治。其後,普教中、D&G風波,令他開始關注較本土及港人身份認同的議題。雨傘運動參與多了,亦開始加入政治團體,「我覺得最重要是2014年,做了些事,令人對地方連結感多了。去到2019年更不用說,那是人與人之間的連結,組織的群體,大家都很自然去做一件事,給你感覺就是,這個地方並非如大家所想般冷漠。」

阿晴續說,「這個地方,為何我們會願意投身政治?我想這裏有好的改變。我想這個地方好,我想這個地方繼續好,才去做這件事,都是愛的表現。」

苦中作樂 習慣恐懼

愛能否戰勝恐懼?不能。阿晴說,要面對的刑責,不會不怕:「(愛)算是減輕了恐懼。恐懼一定有的,只說一年與十年都可以差很遠。一年可能覺得算了吧,『頂硬上』,但十年就不是這樣想。一提起就很多地方要思考。」

他卻揚言不怕警方拘捕時的、清晨的拍門聲,笑道「我不是很擔心,一定爆門。」就當作是被警察叫醒吧,「我覺得,六點,怕甚麼呢?其實要來的話,都要來的,無法避。如果可以,懇求他給我時間『執返個樣』⋯⋯畢竟都要坐48(小時)。」語氣輕鬆,在苦中作樂,他坦言已過了情緒最差的日子。「習慣了,覺得要來的會來,不來的說就不來。要驚,都沒理由驚足兩個月。那就盡力接受這件事。調返轉頭,留得低,『食得鹹魚抵得渴』,預咗嘅,承受呢一類戰戰競競的感覺。」

舊業主立案法團欠透明度,惹來業主不滿。

情緒最差的日子在七月。那時媒體放風,要大規模「DQ」、追薪,風聲疑幻似真。「很多身邊的人突然間可能有很多不同的決定,會令你諗『係咪真係咁呢?』那時我都想了很多、聽了很多不同人講、 成日周圍聽到人講,『你收唔收到風』,大家成日周圍喺到估計呀,好多嘢要處理⋯⋯那時不太知道自己要做到甚麼,只是兵來將擋,你來我就應對吧。」那時還遇上感情問題,「突然朋友不見了,身邊又沒有人,屋企餘下一隻貓,有點『澩嫪』。」

但亦令他做決定時更沒包袱,「那時仍決定留低,其中之一是冇人冇物,就冇咁擔心自己的安危。有人說無牽無掛就離開,我就覺得『無牽無掛』,有甚麼刑責都沒所謂。」他形容,現時從政像取「死亡證」,已不能回頭。「尤其這個時勢,(變成)被針對的對象。但總要有人做⋯⋯」

本來無一物

不辭職,可能會被「DQ」,甚至追薪,他卻看得很開,「本來我就未必有呢樣嘢,而家多咗呢樣嘢,冇咗,我冇咩所謂。反正都是窮(苦笑),也不是有錢人,破產我真的不怕。我又冇樓、又冇車,我覺得衝量過,才做這個蠢人。」他說,授權他做區議員的不是政府,而是選民。既然他們投票是讓他做四年,他便決心要留到最後,「很多選民都知道(不辭職),走來說『真好呀⋯⋯你還在做。』聽到這些就會覺得⋯⋯其實是民意,是街坊需要你們,那就繼續留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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