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代革命》導演周冠威:電影就是創造力,樂觀是可以創造的

導演周冠威身型痩削,戴著平實近視眼鏡,怕他是有一句沒一句那種。

世事,總是出乎意料。

當他說到豬嘴filter(濾芯)戴了個多月才知道要更換,搞笑得像個大男孩;說到在理大飯堂給痛哭的男孩緊緊擁著,眼就紅起來;說到攬著攝錄機從中環跑去灣仔出席《幻愛》首映,會想替他抹抹那頭汗;說到願意承受苦難的坦然,空氣倏忽靜止了。

他會卡卡大笑,很瘋狂那種;他會傷感痛哭,又會冒失論盡,跌坐地上。

然後,他突然說:「可不可以給我繼續拍電影呀」。啊,他是一位導演,繼續拍電影,就是他的生活日常。為甚麼不?因為《時代革命》?

攝影師Paul Yeung旁聽訪問後,拍了這張照片:「光照亮了他,他也照亮了大家」。請為導演鼓掌。

你估我唔到」

創造就是行出來,就生出了勇氣;創造了甚麼,就好像有一點創造力、見到一點生命力;電影就是創造力。為甚麼電影那麼amazing(奇妙)?就是由沒有到有。《幻愛》如是,《時代革命》如是。創造就是有些東西,見不到就創造出來。我們今天見不到美好的將來,但說不定會見到、說不定會有。 

周冠威以電影作為語言,把2019年因為逃犯條例修訂觸發的社會運動記錄下來,創造了紀錄片《時代革命》(Revolution of our times)。電影在今年6月才完成剪接,剛好趕上法國康城影展的。

7月16日深夜,突然傳來康城影展閉幕前,將特別放映《時代革命》的消息。全城譁然。

連日來,周冠威對「全宇宙」的媒體訪問邀請,來者不拒,藉以表明他的初心、香港人的初心。

他為香港人創造了希望,展現了勇氣 — 直視恐懼,則無畏無懼。

從此,他被認定為拯救大家的超級英雄?沒有啦。他只是一個電影人,一個普通不過的香港人。

「為甚麼是康城?都有點被動,我只是很想一完成便出街,就是有種好urgent(急逼)的感覺。」今屆康城影展因為疫情,延至7月舉行(往年在5月),他才剛好趕及,都是緣份吧。「6月交片,轉頭就公布消息,然後便首映。」這訪問就在特別放映前數小時進行,周冠威心情輕鬆又帶點興奮。

故事就由起點說起吧。

周冠威在香港演藝學院畢業,主修導演,產量極少。畢業10年後,2014年才拍出第一齣劇情長片《一個複雜故事》,然後2015年就自焚般拍了《十年》(自焚者)。直到2020年6月,在疫情掃之不去下,新作《幻愛》帶來過千萬票房。

誰又猜到,2019年11月14日,《幻愛》在亞洲電影節作全球首映的前一天,他才見證過中大保衞戰,晚上完成拍攝,回家途中才醒起翌日要出席首映禮。「努力了這麼久的《幻愛》,竟然把首映完全忘記, 因為我沉醉於(反送中)運動的拍攝。」他回想當日,總是捧著大型攝錄機,匆匆趕去出席影後座談會。「有次在藝術中心,宣傳同事來電說片快播完了,我當時在愛丁堡廣場拍攝完,截不到車,我說我跑過來。」他就攬著攝錄機從中環奔跑至灣仔:「滿頭大汗,把攝影機交給宣傳同事,就到台前向觀眾說:『Hi 你好。我係周冠威。』」他做了當時反差的表情,渾身喜劇感。

吊詭的平行時空,在那一年,隨時隨地發生:「有時一邊看著時局(發展),一邊《幻愛》好受歡迎。」他說當時記者問他下一齣拍甚麼:「我知道是《時代革命》,但不能說呀。」他哈哈大笑:「便跟他們說『你估我唔到嘅』。」繼續大笑停不了似的:「這次記者問我《時代革命》後拍甚麼,我說:『希望都係你估我唔到嘅』。」 

周冠威一直想拍愛情,卻又拍了政治:「世界都想追求愛情,但忍不住又要面對政治。這是我性格,見到無理由不表達。」他頓一頓:「希望香港可以變得很闊,不用想著政治。」突然又像個少年:「可以讓我拍愛情嗎?可不可以讓我繼續拍電影呀?」

原本,因為《幻愛》賣座,有投資者願意出資讓他拍愛情片,劇本也在寫,但因為《時代革命》,資金被抽走,愛情片計劃唯有擱置。 

導演周冠威樣子看似古肅,但渾身喜劇感。(Paul Yeung攝)

紀錄的是人

回到2019年6月9日,周冠威跟許多香港人一樣,走到街上表達對修訂逃犯條例的關注。「我很關心香港發生的事,痛心香港仍然無普選自由,公義難以伸張。」他也有帶著兒子參與遊行,向他解釋所發生的事。「心慢慢有點滾動,那麼多人,甚麼人都行出來,不同專業範疇,公務員也有集會,連阿伯都行出來。」他是電影人,都想嘗試為香港付出,可以拍攝、紀錄事件:「我都有質疑自己,現場已那麼多記者,還為甚麼行過去。」

8月中某天,他收到外國朋友的電話,說外國人也很關心香港,但資訊太多,想給他點資金讓他紀錄下來。「我是劇情片導演,是個『和理非』呀,拿著大機(攝錄機)如上戰場般,不太夠膽,完全無想像過,但那電話鼓勵了我。」他朋友替他買來全眼罩、豬嘴(防毒面罩):「又搞攝影機,又要叉電,自己一個無backup(支援),煩到呢;那豬嘴,不懂戴呀,我又近視,就除眼鏡啦。」

他笑著說,家人都知他人論盡:「一個月後老婆才知道,她大叫:『吓,你近視唔戴眼鏡!』現場煙霧瀰漫,那麼多地磚,跣來跣去,還要跑,把我老婆嚇壞,她很擔心。」他也口說擔心,卻一直在笑:「後來把眼鏡臂拆走,就貼進全面罩,原來又可行,只是樣子看來怪怪的,唉,不想太多了。」從未拍過紀錄長片的他,8月31日拿著大型攝錄機,就到示威現場拍攝。

他自嘲是中年大叔,去到示威現場,驚險萬分。「有次有個手足(示威者)在我身後掟汽油彈,我窒一窒就『轆落地下』,扭親腳。」他也試過橡膠子彈射中頭:「當時有手足大叫縮低,個個縮低,我反應不來,子彈射中頭盔,感覺到那力量,震一震,當時都幾驚。」他想起看過的電影說「腦震盪當刻無事,瞓醒死咗」,還有中水炮以至全身濕透:「最難頂是胡椒球彈,我有鼻敏感,呼吸不到,感覺很恐怖。」

最恐怖還是他只顧拍攝,沒顧好自己:「我沒有看說明書呀,不知道豬嘴的filter要換,戴了個幾月都無換過。」後來有報道提到吸入催淚彈的後遺症:「我很擔心,因為大便黑色啊,當時太太剛懷孕,很擔心影響了胎兒。」這個自理能力偏低的導演,還是一天一天長出勇氣,繼續拍攝。

他自嘲是和理非,所以最初也鎖定跟拍幾位和理非,包括守護孩子陳伯、陣地社工陳虹秀和831義務救護員等。「覺得自己跑得不快,又沒有那些(示威)經驗,所以跟其他(協力)攝影師分工時,他們都笑我一把年紀跟陳伯啦,怎知陳伯都要跑。」說罷又哈哈大笑。

驚險情節在後頭。「第一天拍攝,全日在港島區,示威延至晚上,在Sogo(銅鑼灣崇光)門口給勇武(示威者)喝道:『你影咩呀!』」他一下大驚,手震震、口窒窒,衝口而出:「我說我是《十年》導演,在拍紀錄片。他呆一呆說:『《十年》我睇過,好睇喎,繼續拍。』他當下意會到,他是《十年》持份者,有一個身份:「他們(示威者)信任我,拍人不就正好了嗎?傳媒拍的片要記得給我,我就去跟拍人物。」

按周冠威的想法,他不是要拍新聞大事回顧,而是一齣貼近人、打動人心的紀錄片。「實際限制和考量是我資源少,而且有別其他國家的抗爭,如天安門、烏克蘭、埃及等,都發生在廣場,香港這次是『Be Water』 ,各區開花,我一個人怎拍?」限制成為風格,鎖定的人物往哪區,他就到哪區:「意義上,人是重要的,大事件就向各方傳媒、獨立記者借片,兩者 parallel(平行)穿插,大事件有個維度,人物性格有發展是另一層,兩層互相呼應。」

他稍現靦腆:「最記得拍一位手足時,他跟我說:『知唔知我政治啓蒙係咩?就係《十年》呀。』嘩,難怪肯讓我拍,亦令我清楚知道彼此信任。」他形容,《十年》所累積的,成為了他動力和使命,推動他繼續前行,帶來多重意義。「他們信我,又約多幾個,約誰都答應。」他又大笑:「本來跟某些手足,後來有變,就跟了另一些,然後又再變,有些『唔夠喉』,就跟了咗幾個月,都是摸著石頭過河。」 在預告片中可見,他跟拍了5組示威者,包括車手、哨兵、爸媽、勇武等:「每組只跟一個,爸媽team想拍出關係,所以跟了3個。」

我跟訪的對象希望覆蓋整場運動,拍攝目標就是要全面,尤其我最高方向是面向一張白紙的外國觀眾;就如拍劇情片也要當觀眾是張白紙,創作主導。50年後的香港人都是一張白紙,不要說50年,可能10年後都忘記了。

不過,他說,都很難忘記吧。

對我們,大概是的。

《時代革命》劇照

「我在擔心你」

周冠威拍的是人,一旦建立關係,感情牽絆,注定難以抽身,傷痛伴隨。

「經歷很恐怖,是個創傷,見到那麼多,那種看見不是通過看電影,是在現實看見。我跟被捕手足四目交投,他給警察打的時候,他逃走時個身撞倒我一次,他看著我,我不能夠做些甚麼。」他形容,拍紀錄片比劇情片恐怖,劇情片是假的,用假去拍真,那是可被控制和掌握:「紀錄片甚麼都掌握不到,心很痛,是一個創傷;對我來說,每次想起 Poly(理大);每次想起他們都會有情緒;每次剪片都…都…好難過。其實很多次都『頂唔住』會喊。」 

總因為情感,讓他停機無法拍下去:「在Poly canteen (理工飯堂),有個手足很大力攬住我痛哭,他說『岀唔到去呀Kiwi;我帶唔到我班team 出去』。他突然間攬住我,好像情緒有個出口,因為我不是他team member(同伴),但想不到他會攬住我哭,我都忍不住(哭)。」那場景在他心揮之不去。

他說也曾有協力的攝影師,中途無法繼續拍攝:「跟一個手足,會多了情感,不想拍他們受傷,不想拍他們被捕。」有次他問其中一位,怎會讓他跟拍,因為公開片段後會面對更大風險:「他說預了會被捕,很想被捕當刻可以給我紀錄下來。嘩,我心想,你不要這樣說啦,但又好矛盾,紀錄片可以在鏡頭下見到他被捕是很 dramatic(戲劇性)的事;就連他自己也這樣想像,還說:『我唔想好似有啲手足被拘捕但無聲無息,我想被紀錄』。」就是這種建立關係後的連繫, 讓他總是心裏難過:「想起當日他們和我一起的時候,想起他們的情緒,而他們都只得十幾歲。」 

短片完成初剪後,他有邀請片中受訪者看:「有兩個年紀細的,特別擔心,會跟他們解釋片的處理,但其中一個說:『你照去(放映)啦,Kiwi。』他願意這麼冒險走出來抗爭,他都豁出去了,是他鼓勵了我放膽用那些footage(拍攝片段)。」另一位令他哭笑不得:「我有訪問幾個和理非,他就說不喜歡那個和理非,又說『你真係太保守喇』,我在擔心他安危,他卻嫌我太謹慎。」

這場社會運動、這些年輕的示威者,給了周冠威勇氣:

「我走出來都是因為見到這麼多人,覺得自己要踏前一步。當你行出來才會生出勇氣,不是有勇氣才行出來;逐少逐少行多一步,勇氣又多一點。習慣了那種恐懼,那種恐懼原來是會被消化的。多了這個拍攝經驗、多了勇氣,再有一次這樣的運動,我不需要考慮了。」

他說會提醒自己換filter,然後又哈哈傻笑。

《時代革命》劇照

繼續正常生活

2021年7月16日深夜,康城影展公布特別放映的消息,聽到當然興奮,但又給對導演的擔憂遮蓋了。周冠威倒真是從容應對的:「那多人關心我都好感恩,我並不孤單。嘻嘻。」是他自己在嘻。「最初(消息)只得外媒報道,沒有香港傳媒的報道,我在想個名這樣,香港會否無人敢share(轉發)。慢慢原來有人報道,原來我都有人理。」

他是比大家早幾天收到消息,心情激動,公布的早一天還跟家人去海灘耍樂。「要心安。如果萬一有不測,當然是擔憂、當然是痛苦、當然是會有發生的情緒,但這刻無出現這些事,就出現了才去面對,未出現前,我不想我家人去想像這些無發生的恐懼和苦難,影響了我們自由的生活 — 舒服喜樂地生活。」

他說和仔仔有個想像的朋友叫「隱型戰機」:「有次他又再作故仔。他說『阿爸架隱型戰機嚟緊呀,捉晒啲壞警察,掟晒落去游泳池。』我說『嘩!咁暴力嘅』。他接著說『跟住隱形戰機抽返晒啲黑警上嚟變晒白警。』」他笑著說:「我教導他時,不想散播仇恨,確實我是基督徒,是說愛、寬恕和改變的可能,不要看人的身份,不一定警察是壞,示威者一定好;不關事的,我是看人、看行為,行為是有分對錯,身份可以是中性。警察可以做好行為,亦可以做壞行為;示威者如是。在他心目中,壞行為是黑警,好行為是白警。他想到由不好變好,那是他的想像,他的盼望,這是我教導他理解這場運動的角度。」

他和香港人一樣,心態悲觀,但意志期盼是樂觀。「原來樂觀是可以創造的。這件事對我來說,是很滾動的。這條片入到康城,坦白說,我對自己好有要求,自我評價是未夠好;如果我六月已經出來拍,一定更好。」拍攝期間有很多遺憾,總之就不夠好:「怎說也入圍康城,我也算是完成了一個幾難完成的作品;花了許多情感,喊了很多次,有這個結果,我覺得很樂觀。原來樂觀是可以創造的。」

看深一層,是直視自己:「我内心吶喊的就是自由,就算萬一有甚麼不測,我還是很自由的。」他說外界對他憂慮,跟他和家人的興奮形成強烈對比:「我是有準備的。要發生,就接受。當然我是基督徒,我會祈禱不要發生,我想看著小朋友成長。」

不由我控制的,如果要我承受,就當要我背著十字架。聖經中很多人都受苦,包括基督自己;如果神要借助我的苦難,去成就其美善;我不想有任何不測,但我都甘願承受。我如是,我太太,我家人如是,我這個家是很有信仰的。」

當然,他已做好風險管理,因為紀錄片早於2020年初拍完,完成剪片後,他把正片版權賣給外國的朋友,自己無留起任何拍攝毛片。該片在外國的發行與他無關,亦沒有打算在香港放映。

他說應對世事的不正常,就是繼續正常生活。他跟太太和一對仔女如常生活、耍樂,自己亦繼續寫那愛情片的劇本。「有人說我可以不宣傳,不就安全一點,我要正常生活,沒有甚麼要怕;紀錄片出街就要宣傳,在寫下一個作品,就繼續把它寫好,這樣很開心,對嗎?嘩,你給恐懼嚇到甚麼也做不了,未發生,蝕了啊。」 

香港人的期盼。(Paul Yeung攝)

採訪後記

康城影展公布消息後,莫名其妙的,很想約訪周導演(Kiwi)。即使很喜歡《幻愛》的浪漫,也沒有約訪的衝動,怕他跟我說那精神病與屯門的愛幻。

取得聯絡後,戰戰兢兢傳出短訊,幻想他是躲起來,或已離港之類。怎料,沒多久他便回覆,道明來意後,他亦爽快答應,驚喜得差點睡不著。當然,後來才知道他是接受全宇宙訪問的(但這亦是最好的選擇)。

訪問後,跟進小事後,趁機說很想看《時代革命》,怎料他秒回:「我都想。」還要加個哭喪emoji。心想,果然看片無望了。

以往訪問過不少香港導演,多半情緒起伏不大,笑是淺淺那種。Kiwi導演說話聲音響亮,笑點跟我同樣低,過程很爽。當然,談到運動期間的一煙一彈,難免傷痛呆滯。他實在很human。

最後,忍不住問他,產量那麼少,靠甚麼為生。他答:「借錢。」我接不上話。話說他本在演藝學院當兼職講師,但在《十年》與《幻愛》之間,有個有投資者的項目,於是他辭掉其他工作,一年間他花掉所有積蓄,但投資者離他而去。後來,無論《幻愛》還是《時代革命》,得到的酬勞亦只短時間夠用。

他在寫的愛情故事劇本,投資者又離開了。我在想著:「香港人是能夠養起香港人的。」

周冠威在電影分享會,略談自己的作品,眼睛已流露了他對電影的執着;講到自己喜歡的電影更滔滔不絕,坐在觀眾椅上也深深感受到周導「好想拍電影」的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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