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洪在國安法之後依然高舉大字對聯。(麥顥徽攝)

【香港人寫乜嘢字】大字對聯叔幼年被送中 香港人拼命偷渡返香港 : 深切體會困籠生活 一生高舉自由的字


自2020年7月1日國安法實施後,香港比以前沉靜,靜得不像香港。至今年三月初,初選47人案開審首日,庭外有過百人為了聽審而一早到達等待取籌號,人心再聚。被捕人士親友、旁聽師、街坊等等,甚麼人都有,人群中還有一位高舉手寫大字牌叔叔。他今年6月4日、7月1日依舊帶著手寫大字牌出來表達意見,但今年情況有變,軍裝警不由分說,沒機會給他申辯,很快便作出拘捕,兩次阿洪都被控阻差辦公,現已保釋外出。

一樣的日子,依然高舉自由的字,阿洪保釋出來跟《誌》記者說,香港已變了樣。

阿洪六十有五,經常出現在遊行示威當中。2016年每次遊行集會,「大字叔」阿洪總是舉著不同的八字對聯大字牌,在警察面前高高舉起。大字牌內容由他構思,根據每次主題而定,毛筆字由他結拜兄弟書寫。當傳媒機構都以言入罪而被迫停運,現在稍稍表達意見,都可能是原罪。阿洪卻說不怕,不怕的背後也因其過去經歷。

阿洪自小反叛,在香港出生,內地生長,不認同共產黨的教育。

父母香港地下黨員  一歲被送中建國

和阿洪在茶記一角落受訪,讓大家安心交談,聽他滔滔不絕說過去。見面前翻看他曾被拍下的報道,他總是穿上淺色有領短袖配白長褲。這次也不例外,穿上白色格仔有領短袖,配白長褲和白鞋,上衣攝入褲內,感覺乾淨利落。

他也帶來之前出席47人案時寫下的大字牌,往茶記途中,不時引來途人注視訪問前,猜想他也是在年輕時偷渡來港的上一輩。的確,他在廿多歲時偷渡來港,然而,他是真真正正的香港人。他爺爺是水上人,對上三代都是紮根在香港。本是香港人,為何卻要偷渡返香港?

阿洪說得淡然,「多得我父母,在我一歲時送我返上去大陸生活。這是我對共產黨第一個恨。」原來阿洪的父母當年是傳統左派,屬於中共省委,是當時香港的地下黨員。阿洪估計當時其父負責工運(工聯會的運動)的支線,由於當年大陸解放了,香港有部份俗稱「左仔」回去中國做官,他爸爸很多朋友都當了高官。而他爸爸沒即時回去,所以沒有得到高職位。「我老豆老母係『老左仔』,梗係俾共產黨洗晒腦,好地地幾代香港人,(我)點會俾人送返上去。」

他笑言形容父母被洗腦洗到「有黨姓,無人性」,「我老豆唔認親大佬,唔會同佢見面傾偈,又送我返上大陸。我屋企人全部都是香港出世,但信錯共產黨,被呃返去。好似我婆婆和公公,就大約1949年(共產黨建國之年)時跟我阿姨返上去。」

幼稚園學唱洗腦歌  讀十萬個為甚麼開眼界

言談間,阿洪不止一次提到父母受共產黨洗腦,導致他們產生錯誤觀念。一歲被送回大陸,在廣州生活,由婆婆照顧,從小要開始學習聽黨話。阿洪憶述,到了三、四歲,入了最高級別的中共省黨委的幼兒園上課。即是比一般的更洗腦嗎?「都可以咁講,黨委幼兒園(洗腦)程度更加嚴重。」

阿洪說他幾歲便要被共產黨洗腦,黨說要從娃娃做起。最好的方法就是學唱歌,他當時學唱一首好典型的歌,四句就已經洗腦。

「戴花要戴大紅花,騎馬要騎千里馬,唱歌要唱革命歌,聽話要聽黨的話。頭兩句好似好正常,第三句就開始偷換既念,最後一句仲衰,直接叫你聽黨話。令你自細就無分析同獨立思考。」

後來阿洪無意中接觸到一份畫報,名為《小朋友》,圖畫比文字多,開始開啟了他好奇心。長大一點升上小學,有機會讀到《十萬個為甚麼》,更是激發起他每事問的本質。「我個人很反叛,好奇心重、求知欲很強,又喜歡探索,《十萬個為甚麼》真的對我影響很大。自此開始甚麼都問,點解『天要落雨,娘會嫁人』,為甚麼。」

阿洪本是港人,八十年初偷渡回香港。國安法落實之後,一國兩制越來越模糊,阿洪說無悔回到香港過半生。(麥顥徽攝)

阿洪經常說自己很了解共產黨,沿於他以前在大陸生活時修讀過黨史。「以前我在上面(中國)讀過類似公開大學,不用返學校,遙距上堂。當時讀語言文學,一定要必修兩科,一科是黨史,一科是哲學。讀哲學不是讀康德,而是讀馬克斯、列寧呀。後來其他科未讀完就偷渡來了。」

當提到以前沒有職業自由的經歷,他說起來咬牙切齒。「幼稚園就洗腦,到出社會工作後,又添一分對共產黨的仇恨,就是無職業的自由,要你掃街便要掃街,要你去死都要做。」他被迫到英泥廠負責燒英泥,日日聞煤氣,很多和他共事的同事,廿多歲便因矽肺病等身體問題死了。「到七十年代尾、八十年代初,開始可以做生意,但有條件,就是需要得到所在工作部門簽發一張證明,再申請待業證,才可出去做生意。但我反共,不受歡迎,一直申請不到待業證。」阿洪表示當時還有國庫劵,即借錢給政府,強迫工人買,直接每個月在人工扣,「非常不合理,但當時只有我覺得不妥。」

廿多歲藉旅遊偷渡回港 回歸自由

說起偷渡,想起畫面總是游水、坐「大飛」、長征萬里的山路等等。原來偷渡有比較舒坦的方法。阿洪憶述,小時候的日子都在大陸生活,早想逃離暴政下的生活,但一直未有膽量離開,直至有天他婆婆和街坊聊天收到消息,說香港出世的人可以申請落香港。「我有香港出世紙,已經申請香港的入境許可證,嘗試申請大陸的(出境)通行證。誰不知當年申請不簽發,淨係我當年不批,下一年又可以申請。之後我細佬1989年申請又得喎,可能我當年命黑。」阿洪笑言。

他覺得是時候了。他形容自己為一個貪生怕死的傻佬,竟然的起心干去偷渡。「但我怕游水啊驚浸死,我有個朋友浸死咗。佢夠大膽,早過我偷渡,但游游下水就唔見咗。所以我唔敢去。」偷渡除了攀山涉水,原來還有一些較舒服的方法。當時廣州有兩日一夜的中英街旅行團,團費大概每位七、八十元,阿洪計計數,諗得過,於是選了這個「最安全舒服」的方式偷渡回港。

旅行團由深圳到達沙頭角後,阿洪小心地留意中英街四周環境。嗯,中英街有很多小巷,一邊屬中一邊屬英的,「後來留意到有兩個公安總是監視其中一條巷,那條巷一定過到去香港先會守到咁實。」於是,阿洪趁公安聊天分了心時,裝作普通居民慢慢行經,走過了那條巷後拔足狂奔,「跑了好一段路,見到有位細路(小朋友),問他這裡是哪裡?他說這裡是英界啊,我就安心了。」

剛好有沙頭角至粉嶺的小巴經過,阿洪即時上車,需知中國和香港的軚是左右相反的,阿洪走到司機那邊上車,司機一看便知他是偷渡,著他不用入錢。

「以為今以掂啦,點知中途有檢查站,又唔可以調轉頭,死死氣落車,俾警察拉咗。我話跌咗身份證,佢唔信打咗我一拳,我喺鞋底拎我張香港出世紙出嚟俾佢睇,佢一睇就笑我話:『哦,做咩咁遲先返落嚟呀』。」終於,過了廿多年,阿洪有驚無險重回到香港這片土地。

多短暫的自由 也很重要

回到香港後,呼吸到自由的空氣,連阿洪過去本身因壓力而長期出現的胃痛,亦頓時消失。當時,他爸爸已經過身,媽媽為了切斷阿洪可以回港的方法,已一早返回中國。反而伯娘很照顧他,介紹他入銀行做,「當時入銀行做,要有人擔保的,我伯娘竟然擔保我,最終去了跑馬地永隆分行做Boy(辦公室助理)。」他笑說。在香港,有選擇工種的自由,打工打了十年,各行各業都做過。大概四十歲開始自己做生意,做了十年,選擇退休。退休後的生活,非常充實,花鳥蟲魚,琴棋書畫,樣樣都喜歡鍾意。

即時想起大字牌手靚字,那書法也很喜歡嗎?「哦!大字牌手字是我結拜兄弟寫的,大家思想一致,但他沒有時間經常出來,唯有出一分力寫字。每次我就構思詞,字由他負責寫,夢幻組合。」

阿洪在國安法之後依然高舉大字對聯。(麥顥徽攝)

阿洪說以前有位好喜歡的語文老師,所以他特別有心機學語文。問及靈感從何來,「我通常將醒未醒時會最多靈感,是我潛意識作的,會即時起身記低。」自16年起,阿洪便開始帶著毛筆大字牌參與遊行,有「開槍戮民,林鄭非人」,到最近的「疲勞審訊,人道沉淪」等,而他個人最喜歡的一張是「人民有顛覆暴政的自由」。早期的大字對聯,阿洪更會細心地用框錶好帶出去,「不過後來覺得太重了,很難長時間高舉著,便找來法泡膠板,貼上去更方便。」

由19年開始,阿洪每次參與遊行都會高舉大字牌,每次都會寫一張新的雙面大字,「我舉大字出來,因為我沒有網台又不會用其他平台,寫出來就是表達意見嚕!」他說幾個月前將一路寫下來的大字對聯,大部份送給一位有心人。

「如果整理好,將一路以來的大字排返出來,便會見返成個歷史。」

阿洪表示,一早便知道九七回歸後會出現的問題。他認為歷史充滿偶然,也沒有不倒的暴政,

大家當下不要內鬥,要團結一切力量去對付主要敵人。「現在香港人所處的只係黎明前黑暗,一定會劫後重生。」他又寄語香港年輕一代,不妨先離開香港,多開眼界,待他日重光之時再回來。「孔子有講過,危城不入,亂邦不居,所以後生的要走,在外面經歷和體驗,對成長有幫助,劫後重生之時大家再回來。」

年輕時偷渡回來香港就是為了自由的空氣,現在消失殆盡了,有後悔回來嗎?「唔會!我都叫享受咗廿幾三十年的自由,已經好唔同,好幸運了。」

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