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去年十一月中大二橋事件後,我就沒有再看telegram。去年六月起在我內心開始醖釀的焦慮和抑鬱彷彿在那個追直播的晚上一同爆發。直至近期因為想做關於襲警的專題才再看telegram。
這是我這半年來第二次去法庭。無論每次我有多早,總會有人比我更早,他們大部份是年輕人,看來香港人不太健忘。
四名被告都是學生。他們當中有要返中大做FYP (畢業專題習作)的,也有家境不太好而母親只是個家庭主婦的,這都是大部分年輕人都有的包袱,他們是踏出了這些框架的一群。
休庭後,法院門口外有大約六十人在等候,有年輕人,亦有中年大叔大嬸。五月天,炎熱,而口罩加重了焗促的感覺。法院門口遠方的蔭涼處站了三個軍裝警。在法庭門口望過去,旁聽者渺小得不可再渺小。
過了一小時後四名被告步出法院,一位一直以為她是「藍絲」的大嬸若帶鄉音說:「光復香港,時代革命!」被告都離開後,她找回她的師奶朋友問:「阿蓮係邊呀?」感覺上她們像是相約聲援手足後一起去買餸準備今晚煲湯。前一秒你可以是一名抗爭者,下一秒可以做返個「普通」的師奶。
其實人人都可以做抗爭者。
實習記者王鈴欣
五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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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進藍絲大門 聽婆婆訴說六月的鸚鵡飛走了
生於1937年的婆婆認為最緊要安穩,年輕要努力工作。(王紀堯攝)年少時,看黃子華棟篤笑,他說「請你好好放低」豁達的人生態度,大意指黃子華當年還是一個茄喱啡時,常常被副導以粗言穢語關心母親,他藉此轉化釋放內心的無奈和失落。表面上看似安慰自己,實為極高人生哲理。可惜,自從去年六月開始,我們有許多放不低。「七.二一」,我們「放不低」。「八.三一」,我們放不低。無可疑的自殺案件,我們更加放不低。對我來說,令我更放不低的,是社會開始互相標籤化、以立場先行的指責。那群黃絲、廢青、暴徒,這些代名詞,有時比那些催淚彈來得更令人窒息,它是一面照出燥動和二元世代的鏡子。記者 魏豪震踏前一步,偷一點光我無法站在道德高地指指點點,只是,我感覺很無力。令我相信,我們每個人能夠被療癒、被立體地理解,然後達成某些程度的共識,是因為我相信每個人均有被轉化的可能。我也一直企圖轉化父母,吃飯時陪他們看港台,解釋看少些TVB 的原因;理解經歷過的文革的長者,提醒他們投票。哪怕只是微少希望,都想鑿壁偷一點光。我想說的,不只藍,或黃。學習與不同背景的人溝通,是我希望實踐的修練,這次我選擇的是一名好友的家庭,一名好友的偏藍家庭,因緣際會,最初只是提醒被訪者千萬不要蒸口罩(好友母親曾經說過可蒸口罩,我連忙說不要不要,還截衛生署的圖給她,成功爭取不蒸口罩),後來卻登門造訪,而面前迎接我的不知是一些光或是黑暗。只希望這次,不是燥動的「請你好好放低啦」。身分認同好友的母親和婆婆好客,先弄了三杯熱騰騰的檸檬薑水,說薑有助殺菌驅寒,檸檬則有維他命,有助增強抵抗力。彷彿充滿心意的飲料,放在桌子上,水面上升起一縷煙, 我們誰都沒有把杯子拿起來。在展開漫長的對話之前,挺起腰板,不敢放鬆。我們嘗試先從基本身分認同先說起。我:「我不是太同意社會上被標籤『黃』或『藍』的風氣,然後拒絕溝通,但是有時看你的臉書,你會否概括地也覺得自己是藍,雖然這個標籤是很粗的分法,但是你自己怎看自己的身份?」婆婆:「我覺得香港安定比較好,要有安定的生活,甚麼也不要參加,不要打爛飯碗比較好。我們是站在中間,兩邊也不是,我們老人家喜歡安定的生活。因為我只剩下很短的生命,同時我也想年輕人可以讀書,可以工作,我沒有太大興報參與政治。」 母親:「如果要分的話,我是偏藍的,其實最好不要分裂(社會),其實香港一直以來是一個以商業為主的地方⋯⋯。」 婆婆:「不適宜搞政治。」母親:「不適宜搞政治,但是當然政府也有很多事情做不對,才會這樣。我會覺得大家也真的要坐埋檯傾。」婆婆:「其實美國也有不對、假民主的。」 「沒有國,哪有家」,婆婆和媽媽的民族意識十分強。母親:「在丹麥裡,丹麥是一個社會主義的國家,它真的做到基層生活也過得去,我都是在丹麥住了一段時間,我也是偏向社會主義,因為你會比較照顧基層,好簡單,香港是走資本主義,是金字塔形式,總之是搵錢,總之是商業好,理得你下面的人如何看。譬如你說顏色革命,搞政治最大受害也是基層,中產唔掂就移民,但是留低的,走唔到點?現在有很多酒樓也是停薪的,好多人沒有事情做,再加上疫症,是慘上加慘。」我:「很多『黃絲』也會著重基層的權益或經濟,那麼你是怎樣理解這些交疊或價值相通的情況?」婆婆:「首先,你要停止搞嘢,你一直搞嘢,政府又點做嘢。」媽媽:「我個代識既『藍絲』其實個個都鬧緊林鄭。林鄭又不夠果斷,不像澳門那樣。」婆婆:「鬧她拖泥帶水啊。」我:「早前醫護用罷工作為手段,逼政府封關,你會怎樣理解這件事?」媽媽:「我覺得不應該罷工,救人最重要嘛,聖經也有說,有個撒碼利亞人訓低左,有個神職人員做這樣、做那樣,也沒有去救,道理就係我唔理你有幾重要既事情都好,救人第一。」我:「我試著轉一轉說法,如果罷工可救到更多的人,因為醫護未必為了一己私利,他們這樣做是為了令更多人受惠,禁止更多經過內地的人前往香港,同時減少社會爆發的危機。你會怎理解?」媽媽:「當時感染人數,也不像現在那麼多。我明白,政府當時也concern 經濟問題,又或者跨境學童的問題,那群人有會不會嘈呢,所以我估當時政府是驚會不會被這些人嘈。」溝通的藝術母親:「丹麥曾經有次罷工,後來他們是願意協商,協調來解決問題,而不是單方面的,我覺得香港人還沒有去到成熟的階段。例如,丹麥那邊自小也推崇一種怎樣聽的態度,而不似中國人那種你聽我講。」我:「我感覺你好像被那次罷工啟發了你一些甚麼,我也會想像,藍絲也可以是重視民主,而不只是一個片面印象,是獨裁的。」母親:「我感覺,香港人的民智程度,是你要聽從我說法的態度,有甚麼溝通不順便打起上來。這樣解決不到問題。以前我曾經在丹麥修讀醫護,他們分了許多小組,我的小組有波蘭人、菲律賓人、加拿大人,然後大家一起討論事情。老師會說:Du maa ikke bestemmer over andre,意思是一定要聆聽,不要自己決定所有事情,in a way,我覺得可以推崇至中國人的教育。菲律賓人就一直說、一直說,很想你接納他的意見,越南人也是一半一半,波蘭人也是一半半,另外兩個波蘭人,一個就⋯⋯另外一個也是主觀,加拿大人會說不要只聽一個人說,要齊集多人的決定。當然,丹麥人就是每人都要聽,每人也說得對,而這個傳統是自小便放進當地教育,而這個教育傳統是亞洲人沒有。所以我的conclude是民主思想還未成熟,這個自小栽培。」 「一個人點都要有自己國家,無咗自己既國家,人哋外國人就睇小你,就衰㗎啦,就踩你㗎啦。」 歷史傷痕我:「你本身是香港出世?」婆婆:「對,是香港出世,但血統是中國人。」母親:「我們條根是屬於中國的,血液也是流著中國的血,我們怎能說香港獨立?我覺得是不應該。即是代表你忘祖忘宗。」婆婆:「還有一樣事,即是你說你不是中國人,你是甚麼人?你哪裏像鬼佬?」母親:「我也想說,十八歲時我第一次去的西方國家是澳洲,當時澳洲是連Darling Harbour (悉尼達令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