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二一年一月七日的報章頭版，密密麻麻印滿五十三個頭像，觸目驚心。
一月六日清晨，警方國安處派出一千名人員，同時上門拘捕五十三位民主派人士。警方指控各人因涉及參與去年立法會35+初選，涉嫌違反顛覆國家政權罪。
一場大搜捕，從此載入史書。
「有些問題 從來不會登上頭版」
大搜捕之後的四十八小時，每隔一段時間，社交媒體就出現一輪洗版：被捕直播、律師支援、保釋傳聞⋯⋯終於，等到深夜，等到步出警署的畫面，眾人也陸續在社交媒體上報平安。
那夜，被捕者之一李芝融回到家中，換上一件家常服，睡上了一覺。翌日早上十時，他在個人專頁報平安「好抱歉令大家擔心，我昨晚已保釋，目前安好」。然後，如常工作。
他先致電街坊，跟進兩日前本應要做的例行探訪。「唔緊要，我等你電話。」街坊說。之後，他又接了許多個街坊來電查詢：何時補充防疫物資，如何申請綜援、交通津貼、在職家庭津貼。忙碌數小時後，他罕有地在社交媒體上傳了一張自拍照，說是應朋友要求，「見樣才安心」。
下午，他還要趕起一份會議記錄。被捕之前，他與多個民間團體出席一個由警方主辦的特殊需要人士的被捕支援分享會。
訪問那天，辦公室不斷有人來來往往，有街坊前來遞交申請表，有物資送到需要同事入倉整理。說着說着，鼻端忽然傳來一陣熟悉的香味，望一望時鐘，應該是有同事食叮叮點心做下午茶。
「有些問題，即使未必是社會當下的焦點，基層卻要日復日地面對。」李芝融說。「每一年的貧窮報告都說明，基層不是少數，只是弱勢。」
去年十二月，政府在網上發表《2019年香港貧窮情況報告》，香港的貧窮人口超過149萬人，貧窮率是21.4%，兩者均為2009年有紀錄以來最高。即使恆常現金政策介入後，貧窮人口依然超過109萬人，貧窮率是15.8%。以上數據，尚未反映新冠病毒疫情爆發所帶來的衝擊。
處理社福問題吃力不討好，泛民的「社福界擔當」張超雄議員宣佈卸任後，社福界擔心從此無人為弱勢社群發聲，李芝融才考慮參與立法會直選。「我只是希望盡能力做自己可以做的事。」被捕了，後悔嗎？他沒有多想就說：「從不後悔。如果有人因為未有人試過而不敢做，我就是一個示範。」
換來被捕下場，這是否一場失敗的示範？「失敗是很常見，我也不會期望將來會輕易成功，甚或至我可能見不到成功。我只是想用行動告訴更多人，行動比說話重要。」
「扮演」反對派的資格 社福議題上不到議會
大搜捕之後，李芝融認為，透過議政表達民間聲音已經行不通。他預計，政府為了保持國際形象，將會「依足程序」舉行立法會選舉：提名、辯論、投票、宣誓、就任──但是議會不會出現泛民的代表。
去年十一月，四名立法會議員被DQ，引發民主派集體總辭。自稱是「建制派中的反對派」的謝偉俊表示，在不觸犯北京底線的前提下，建制派日後需要在議會扮演「反對派」角色。要演好一個角色，熟讀劇本是演員的基本責任。然而，擔任立法會議員長達八年的民建聯梁志祥，今月中在財委會向主席陳健波提問，為何沒有官員出席會議接受提問。陳健波解釋，議員需要在會議前一日的下午五時前通知委員會，才會有官員出席。
「一個在任八年的議員，對議會運作的認知竟然這麼差，我難以想像，建制派在議會內如泛民議員般跟進社福民生議題。」李芝融說。
多年來，李芝融與各個社福團體都曾經與不同政黨交手。他以綜援政策為例，批評建制派只會提出吸引眼球的措施，例如是增加租金津貼，但是從無主動檢討政策內的其他深層次問題。過去一年，新冠病毒的疫情令基層市民需要額外花費購買防疫物資，又要應付一度炒高的物價，綜援從未批出額外資助。如果要改善綜援政策，應該從根本入手，調整標準金的組成方式，按物價決定援助金額。
特區政府一直都是行政主導，官員最多只會與議員協商，制訂公共政策時「吸納建議」。李芝融擔心，建制派只懂提出派錢措施，少數人關注的議題如照顧者壓力、特殊教育政策等，將來更加無人問津。李芝融坦言，超過一半的基層市民，都是比較著重實際成果。「假如只是想『過日子』的話，這種議會對部分基層市民而言可能是足夠的。」
想像今日中國，
明日香港？
近年，面對各種政治紅線，傳媒自身難保：《鏗鏘集》編導蔡玉玲報道七二一事件，因車牌查冊被警方拘捕，被港台暫時停職；利君雅因為被投訴，遭港台延長試用期；《蘋果日報》多次被查報館，創辦人黎智英被控違反《國安法》⋯⋯假如一年之後，政府真的出手消滅民間力量，社福團體還有何法寶？
「我們現正發展民間的表達平台，自己寫故仔，透過社交平台發布⋯⋯」假如有一日禁網呢？「那，也可以在街邊派傳單……」禁止聚集呢？這一問，李芝融也沉默了。「我想像不到了，或者，民間團體可能要開始向其他有經驗的地方取經。」他苦笑，「簡單而言，參考今日的中國，可能就是香港的未來。」
他想像，屆時公民社會可能轉為地下運作，不能再以團體或組織身份發言，只能以個別人士發聲。香港的弱勢社群，會否被視為「低端人口」？
「假如一個政府，失去協助弱勢社羣的意欲，我最擔心是弱勢社群要被逼接受一些不合人類邏輯的意識形態。」李芝融解釋，當政府不能協助人們解決生活問題，人們就要自己解決問題。
為了生存，為了脫離「低端人口」的行列，人們可能會逐漸失去良知，然後出現「地溝油」黑心產業；為了賺到盡，出現豆腐渣工程；為了討好掌握權力的人，接受自己成為次一等的「奴隸」。
作為一個已經發展的文明社會，香港真的會倒退如此？「香港的法制系統已經不再一樣，一旦出現結構上的改變，其他影響將會接踵而來。一幢缺乏地基的大廈，怎會穩健？」李芝融說。
再推演下去，貪污可能會重新盛行。「制度不再公義，掌握權力的人可以大條道理認為自己沒有問題。」李芝融近日已經開始擔心，將來不能再嚴厲地向官員表達訴求。「你不知道官員會否覺得自己受委屈、尊嚴受損，變相引起反效果──你愈講佢愈唔理你。」
這種推論，從何而來？李芝融記性好，2015年發生「鉛水事件」，官員到屋邨解釋時被居民迫飲「鉛水」，時任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接受傳媒提問時表示，已經發出內部指示，提醒官員不能接受屈辱，因為他們不但代表自己，更代表特區政府的尊嚴。
「到時的表達聲音可能要變得好溫柔。」李芝融即席上演一場小劇場，以罕見病患者要求政府引入新藥為例，示範表達訴求的兩種方式。
第一種：「等了十幾年，終於等到一隻新藥可以救人一命，點解政府唔引入？」
第二種：「我們的日子過得好辛苦，我們只想生存，外國有一種新藥，政府可否引入讓我們一試？」
第一種講法是批評政府不作為，主動權在市民；第二種講法是要求政府協助，主動權在政府。所有訴求，從此變得無比和諧。為官胆自大，為民的就只能卑躬屈膝活下去？難道這就是我們的將來？
被捕後「被成為」抗爭派
如果繼續想像下去，假如政府決定收編社福團體，減少社會矛盾，讓李芝融入閘參選立法會，他會接受嗎？「我會拒絕。」李芝融不假思索說：「政治與民生是並行。
政治就是每個人都有思想自由，有權表達和討論。我經歷過六四，我會一直講，講到我死去那一天。如果不准我講，我不會參與。」一直被建制媒體視為「為民生」參選的李芝融堅守民主理念。
另一原因，緣於過去半年的經歷，令他知道自己承受不起兩邊的政治壓力。「一邊期望我只談民生，不談政治；另一邊期望我不只是嗌口號，能夠有更多抗爭方式。」
「兩邊」到底是哪「兩邊」？思索良久，李芝融吐出「建制」和「非建制」兩詞。「但是這並非最準確的形容。」那麼，將兩邊換成「建制派」和「抗爭派」，你會是「溫和民主派」嗎？「我一定不是溫和民主派，但是，抗爭派亦不會視我為抗爭派。」
這種「派別之爭」，他認為在傘運之後已經出現。然而，被捕之後，他第一次感受到，一切好像已經不一樣。「我一直認為爭取民生都是一種抗爭，只是這種抗爭看上去很溫柔。所以，要我區分自己，其實很難形容。」大搜捕之後，他赫然發現，不知不覺間，原來自己也被歸類為「激烈的抗爭」。「以前會在思想上認知有坐監的風險，現時是接受了坐監變成現實。」李芝融說。
被捕後至今，李芝融收到許多支持的電話，笑言沒想到還有這麼多人夠膽聯絡他。「我希望大家保持求變的動力，不然就與一隻被飼養的動物無分別。」李芝融希望，自己過去所做的事情，能夠為大眾及弱勢社羣，提供力量，戰勝恐懼。「我希望每一個人，都夠能取回自己的命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