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謹此聲明 ： 本人為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公務員，定當擁護《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 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盡忠職守 ，對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負責。」
沒有萬千公務員站在廣場或政府大樓舉起亮光的手機、眼神堅定的場面，這一場宣誓只是單單回覆一個電郵，就連那份宣誓的文件就連名字也不用自己親手填上，各部門系統自動替每人用電腦寫上去了。 自此之後，公務員的身分就這樣多了一重意義，也進入另一個公務員的時代，「公務」 為民之前有黨和國家。
2020年十月十二日，公務員事務局發出通告，所有在2020年七月一日或之後入職的公務員，都須簽署文件確認擁護《基本法》，以及效忠香港特區。局方早前指，公務員宣誓的建議與《港區國安法》第6條的條文相符。相隔約三個月後，政府宣布有關安排亦適用於七月一日前入職的公務員。
當大家正考慮「簽或不簽署聲明」、「宣誓還是不宣誓的選項」，政府部門就立刻發出明確的指示。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聶德權在立法會會議上表示，若現職公務員不理會或拒絕宣誓、簽妥或交回聲明，會令人嚴重質疑該公務員是否願意承擔這些基本責任。如果正按試用或合約條款聘用的公務員，不按條款拒絕宣誓、簽妥和交回聲明，他的合約或試用期須即時終止。此時，大家恍然大悟，宣誓與否的決定是牽連「離職或不離職」的抉擇。
有傳媒向個政府各部門查詢，發現多個政府部門有公務員拒絕宣誓近期辭職，多個專業職系如工程師、醫護均出現「離職潮」。有人離開，亦有有人留下來。離開的人用行動表態，但亦有人帶著萬般掙扎留下來。這些人們又到底在想甚麼？往後又如何繼續發聲？
阿明（化名）：為宣誓而無眠的晚上
經朋友們轉折的介紹下聯絡得上阿明。我們的在通訊軟件上調整設定，訊息在三十分鐘後就會消失，保持安全通訊。 阿明在政府部門中的新鮮人，還未過試用期，對獲邀訪問的事情的事情都小心翼翼。 本來打算面談，但白色恐怖籠罩下，對於素未謀面的人抱有懷疑和不信任也成了常態。最後，我們也決定不見面，只是用軟件用文字做訪問。
記者劈頭就問：「你會宣誓嗎？」
「我只是專科畢業，好難唔宣。」
阿明坦言心裏百般不情願，認為宣誓安排不合理，「在社交媒體的言論都會被視為違反了宣誓內容，但其實都是我的私人時間」，更遑論宣誓後是否還能保留公務員一貫得政治中立。他曾經認為有更多時間可以找新的工作，以行動作控訴，但政府只給予公務員四周時間回覆。加上疫情之下經濟低迷、失業率又屢創新高。抉擇當前，現實總是殘酷。「宣誓後心態就只是打工， 不是要賣身。簽聲明後仍然是『手足』，身在曹營心在漢。」
口上說得容易，內心情緒翻騰。他因思考關於宣誓的事情，深夜在床上轉輾反側，有好幾個晚上都失眠。
「最大的掙扎是理想和麵包，現在好像要去效忠一個『納粹政權』，但我又未有那麼偉大下下向前衝。」
阿明的工作和與一般公務員的工作內容不同，他坦言現在的工作「會增加政府的transparency（透明度）」，性質某程度上對公眾利益有利，因此在2019年反修例運動期間，內心沒有是政府一員而感到內疚，但如今終深感何謂身在江湖身不由己。「我都要食飯 ，我不是聖人，我知道這樣說一定會被連登仔說，但不是說好了各自爬山嗎？」
宣誓後種種限制之下，阿明說仍然有路可走。「要做真香港人，哪怕是做鍵盤戰士，也要表明不是中共爪牙，呼籲外國關注香港的情況。」
他表示，自己將會等到最後一刻簽署聲明，盼有人中途會就宣誓安排提出司法覆核，或能押後有關安排。這個盼望落空，阿明形容自己「regrettably（令人遺憾地）」宣了誓。他預示未來紅線會不斷改變，或會有互相舉報的風氣，不知未來還會迎來多少個無眠的晚上，但他有一個信念：「只要忠於良心和自己的信念，最後如何，最重要是對得住自己，對得住香港人。」
思齊（化名）：今天的我打倒昨天的我
亂流下，要實踐「問心無愧」的信念，很難。 比阿明更早加入公務員行列的思齊（化名）坦言：「坦白說，每一天所做的都是自打嘴巴，剛入大學說不想做公務員，畢業後就做了。當初說當然不會宣誓，到現在竟然會簽。」學生時代思齊告呼要實踐社會公義，打倒不公制度，如今宣誓效忠政府，成為這個知道制度的一部份。成長總是殘酷。
大學畢業便素姬加入私人公司，工作忙碌使他生活幾乎日夜顛倒。約兩年前，他一邊工作邊一尋覓其他工作機會，適逢招募公務員的季節，打算去碰個運氣。進入公務員考試考場前，旁邊的人做足萬全準備，試題做到滾瓜爛熟他卻沒有任何包袱，幾乎「裸考」，竟然輕鬆獲得「爭崩頭」的公務員職位。「我在連登開了一個Post（貼文）說我沒有溫書就有offer，留言都是負評，俾人鬧到⋯⋯。」
起初他獲得兩個政府部門的崗位邀請入職。第一份薪金較高，前景也會更好，但明文規定不可以公開作出與政治有關的表態，第二份薪金較低，工作較沈悶，但自由度就較高。當時反修例運動升溫，街頭運動常態化。思齊受雨傘運動啟蒙，大學時期選讀政治，比任何人都要清楚自由和民主的重要性。他毫不猶豫就選擇了第二份工作，原因是「不想成為政權宣傳機器。」
入職後，反修例運動白熱化，抗爭時代來臨，但他不再身處街頭的抗爭者，而是坐在政府辦公室的公務員。他看著警方衝入大學校園，也只能在辦公桌前默默留下男兒淚。他漸漸明白所謂的自由也有限制。
去年有關公務員要宣誓消息傳出，所有在七月一日或之後入職前的公務員都要宣誓。「我有朋友當時就知道要宣誓，當時他還說笑簽便簽，但那時候社會氣氛沒有現在這麼緊張，也未有這麼多人被捕，直到上個月我知道要簽，甚至看到新聞上通告內容，我都未消化到。」不論是否宣誓，思齊都擔心會帶來的不同程度的後果。「如果不宣誓，可能會失去工作，嚴重就話你違反國安法，然後就像被取消資格的立法會議員，被追討薪金。如果宣誓，我就會想會否影響移民，決定幾年後移民的話我還需要簽署這份聲明嗎？」
他就這個決定和家人和女友討論了很多次，「失業的話，家裏的財政狀況可以嗎？」「短期內會移民離開香港嗎？」，每天他都有新的掙扎，在宣誓和不宣誓的抉擇中徘徊。「有一個初步的想法，要想錢的問題，沒有錢就不能離開，儲左錢也可以有其他可能性，如果一定要說，是傾向宣誓。」
簽署聲明的死線已到，思齊最後還是簽妥交回了。縱使他總是取笑自每天都在「打倒昨天的自己」，在種種讓步之下，他還是有不能妥協的底線。
「2019我在社交網站的所有表態，所有轉發新聞的貼文都不會刪除，好肯定答你，不會刪除。如果咁都要捉就捉，一齊做手足囉。」
O仔：直至離開前一刻都是一隻羊
做了將近10年公務員的O仔（化名）在朋友口中是一個折著不扣的「手足」。朋友說：「他好勇！」
雨傘運動期間，O仔需要在灣仔的警察總部上班，經常都感到「良心過意不去」。為要彌補這種內疚感。他在上班前在金鐘去夏慤道留一會兒，然後才走到灣仔的警察總部工作。「曾經有人見到我在佔領區，然後被人篤灰，但就沒有紀律處分。」那時，政府內部氣氛沒有太敵對，也沒有想過會因此會失去一份工。他笑言：「當時我不算嚴重違規，因為我只是在佔領區出現，加上公務員要解僱一個人非常不容易，如果跟正常程序，都要半年才能成功解僱一個人。」
反修例運動期間，O仔不減「英勇」的本性，積極參與社會運動，他經常穿梭煙霧瀰漫的街頭和寂靜的辦公室，亦加入了公務員工會。雖然是政府其中一員，但他既不內疚、也不恐懼。「我有上班，也有做該做的事。」
O仔大學時期主修金融學，同學投身投資銀行。市場交易分秒必爭，他到銀行實習，才親身體會到工作環境高壓，有點吃不消。他受到長毛梁國雄的政治思想啟發，明白所謂的「政治利潤」也許靠著社會不公和壓榨而獲得，亦漸漸培養了左翼思維，使他就毅然放棄投身本科的行業。 「畢業一刻在想，如果不做投資銀行，但又要找薪金較高的工作就非政府部門莫屬。當中亦有三分一原因是公務員工作是一種公共服務，覺得工作有意義，可以令到香港變得更好的地方。」
時移世易，隨著梁振英政府上台，反國民教育運動、雨傘運動等爭議性事件一朗接一浪，公務員能否就社會政治議題表態都可以惹來一場激烈辯論。O仔坦言， 當公務員要宣誓的消息傳出來，O仔以為自己或能「逃過一劫」，直至收到電郵通知一刻，他就知道「要來的始終要來」。
十年是公務員的分水嶺。根據政府的公積金計算方法，公務員如由最初受聘為公務員後連續服務滿十年 ， 就會享有政府自願性供款所帶來的全部累算權益，他曾經屈指一算，只要做滿十年他就可以獲得這份逾七十萬的「Bonus」。沒有過安排生效只是短短數個月。距離十年的門檻還有半年多，他笑言自己的如意算盤打不響，無奈都決定要宣誓。
「七十萬就買起我的良知，可惜我就只是一個人。現在起我就不是100％忠於自己，政府就是要你到真正走的一刻都是一隻羊。」
縱使如此，O早有發展工作以外的生意，十年門檻一過就會辭職全力去做生意。棄掉穩定的公務員工作，不等於漠視生計，信念和麵包或許在紛亂的時代也不用二選一。他胸有成竹地說：「應該不會餓死的。」
接下來，誰還要表忠？
2019年八月二日晚上，公務員在中環遮打花園發起集會，人群塞滿遮打花園和附近的遮打道。公務員事務局局長王永平在會上發言，指公務員「政治中立」這守則，是他當年在位時寫下的，他說已沒有權勢去詮釋但有資格解釋政治中立。他說，有人以為政治中立等於向行政長官和政府忠誠，但事實上公務員不是向個人忠誠，而是要向體制忠誠，向核心價值整個社會忠誠，向市民忠誠。然而，在公務員的宣誓內容中，沒有提及「政治中立」，公務員只需要向「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表達忠誠。
完稿之日，政府也正式提草案要求區議員宣誓效忠特區，宣誓無效或違反誓言將被取消議員資格，並在五年內不得再參選。身不由己、忍辱負重，或成眾人心聲。
本應服務市民的公務員宣誓對政府負責，後來到由市民一人一票選出的區議員也要宣誓效忠政府。當所有人都只政府忠誠，誰又承諾對市民負責？ 誰又承諾效忠香港市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