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年(2019年)11月12日香港中文大學二號橋衝突，警方衝入中大校園拘捕多人，四大專生被控暴動等罪，案件進入第七天審訊。負責處理案中證物的警員，沒有於書面證供提及證物標籤有同事協助處理，在辯方盤問下發現證物標籤有不少地方出錯，包括沒有簽名、有辨認不到的筆跡、簽錯名等問題。另外，化驗鐳射筆後，筆身亦被貼上了一張白色貼紙，但沒有證人知悉是由誰人貼上⋯⋯。
四名被告分別為中大生陳起行（21歲）、理大生李俊皓（24歲）、專業教育學院學生張俊浩（19歲）及中大生鄧希雯（24歲）。他們被控暴動罪、違反《禁蒙面法》及管有攻擊性武器等罪，早前否認所有控罪，案件由法官李慶年審理。
袋中私人衣物 落口供女警說「無印象」
控方傳召當時為警察總部刑事應變小組的女警周曉慧作供，周案發當日在沙田戒備，負責協助拘捕人員進行警戒工作。當時，她從拘捕第四被告的警員2920陳振盛手中接管第三被告鄧希雯及其證物。代表第四被告的大律師鄧子楷盤問她時，她表示在同僚拘捕鄧希雯後，她有協助處理鄧希雯的背囊，以及落警戒口供。
辯方在庭上讀出警誡供詞的記錄，女警問：「為甚麼你會在被捕的地點出現？」當時鄧希雯回應：「因為今日要交功課。」
在落口供的過程中，女警得知被告鄧希雯是中文大學的學生。當時，被告的背囊中有iPad、內衣褲、毛巾、灰色PUMA牌的衛衣等私人物品，但女警「無印象」，只表示有印象有私人物品，但沒有作出記錄。
鄧大律師：「當時被告在警署覺得很冷，想穿衛衣，你記得嗎？」
女警：「無印象。」
辯方向女警展示案證物P193第一冊第13號相片，女警確定相中穿著灰色上衣為第四被告。
女警：「我看到相片後，喚起了記憶。」
辯方續問關於羈留搜查的情況，一般而言，警方會收取任何羈留人士有可能傷害自己的物品，以確保他們的安全。
鄧大律師：「在你的印象中，被告的物品是要用多大的枱去擺放？」
女警：「被告的物品不多，所以現時在我前面的這張枱已經足夠擺放。」
鄧大律師：「當中有沒有鎖匙？」
女警：「不肯定有沒有。」
鄧大律師：「你同意鎖匙會對被告有危險嗎？」
女警：「同意。」
鄧大律師：「你同意當時羈留搜查做得很草率嗎？因為你很多東西都不記得。」
女警：「不同意。」
在會面記錄中，辯方指出第四被告更有向女警提出希望在背囊中取回iPad做功課，惟女警回應：「唞下啦，唔好咁辛苦。」
但庭上，女警指對以上被告要求取回iPad的對話「無印象」。
其後，李官在女警離庭後，有向鄧大律師作出疑問，為何在庭上需要花時間去討論被告的iPad，查看羈留搜查清單便可得知，但鄧大律師表示警方回應當時的羈留搜查清單已被銷毀。
李官：「這個iPad 與被告有否參與暴動有無關係？」
鄧大律師：「協助法庭去做一個推斷。」
警不拘捕從後襲擊的人 反拘捕距離更遠的人
辯方亦盤問警員陳振盛。陳警員在盤問下供稱在追捕期間，從後被打了一下，其後「窒一窒步，繼續追」，向前追截逃跑中的人，惟在證人口供沒有提及。
鄧大律師：「為何不追捕打你的人？」
陳警員：「我是頭排的人，追一定是追前面的人，後面是有同事跟緊上嚟。」
其後鄧大律師讀出記事冊內容：「有部分人士手持武器，如伸縮警棍，類似標槍等，有人曾襲擊我，我曾揮動纖維棍，擊退上述人士。」陳警員在盤問時澄清，「上述人士」寫的是周圍的人，持標槍人不是很近，身在前方人群中。因此「擊退」的只有一名手持伸縮警棍的人，「我擊退佢，因為我唔想佢埋到我身。」其後約於五至十米距離見到第四被告，所以捉住她。惟陳確認手持伸縮警棍的人士與他距離不少於五米。
陳警員續解釋，驅散後該名人士愈跑愈遠，重申因為「距離較近」，所以捉住第四被告。
證物隔三日才送往證物室 警接收後放枱底
控方傳召處理案中證物，原駐守沙田警區重案組第三隊的警員李梓濱作供，他現駐守東九龍反三合會行動組第二隊。李梓濱指出，當日晚上約7時，他在馬鞍山警署從警員12419劉子聰手中接收五名被捕人士，合共91件證物。他以五個證物袋分別放置五人的證物，並將每個證物袋綁上結，再放在同一個大袋之中。其後將證物放在自己辦公室的座位枱底。
他同意證物直到交往證物室，沒有受干擾。惟他在接受代表第三被告的邱治瑋大律師盤問時，只記得證物收回來時，有部分證物有放入證物袋，包括電話及八達通，但已忘記是入普通袋還是防干擾證物袋，亦忘記當時鐳射筆有否放入證物袋。另外，李警員在2019年11月15日，即事隔整整三日，才將證物交往證物室。
邱大律師：「為何不即時將證物交往證物室？」
李警員：「因為情況不容許，當時接收完，仍要調查案件。」
他續指，沒有即時將證物放入證物室，因這宗案件仍有其他事情需要處理，加上當時接了此案後，全隊成員已值勤超過24小時，翌日所有同事需要放假。但他聲稱接收所有證物後，便在辦公室門外貼出紙張，不讓其他人進入，連清潔工人都不可進入。
李警員：「除了我的同事，沒有其他人可以接觸到（證物）。」
證物標籤出錯 非全由警員自行處理
其後李警員在盤問時承認，在證物交往證物房前，有找同事幫忙填寫證物標籤。（註：證物標籤為一黃色標籤，需要填上「案件主管」，即調查此案的部門，檢獲地點、日期、描述，警員需簽名作實。）
邱大律師：「在口供中，沒有提及可能有同事因工作需要接觸。」
李警員：「無必要記錄，故沒有記錄。」
邱大律師亦有就著證物的檢獲地點，作出提問，為何有時是寫「MOS Police Station」，有時是「Report room」，李警員回應指「每個同事對於每個地方的演繹都有不同」。
即便有他人協助，李警員仍同意標籤填得「謹慎」及「認真」。其後辯方要求李警員辨認眼罩、防毒面具及鐳射筆等證物標籤，李警員才確認有多處出錯。
| 問題 | 牽涉證物 | 警員李梓濱解釋 |
| 標籤有兩種字跡 | P54 白金手套 P56 眼罩 | 標籤內容由同事填寫，由李警員簽名。 因處理大量不同證物，有同事會幫忙寫一些「已知」的事。 |
| 標籤沒有簽名 | P54 白金手套 P8 女子甲 鐳射筆 | 「有機會睇漏眼，有90幾件證物。」 |
| 簽名不同 | P72鐳射筆 標籤上的簽名為： 「Li Tsz Pan」 P70 剪刀 標籤上的簽名為： 「Li Tsz Bun」 | P72證物標籤非由李警員撰寫 「我主要檢查Description（描述）位置，UI（警員編號）啱就簽。」 |
| 標籤「案件主管」不同 | P56 眼罩 寫上「新界南總區重案組1B隊」的縮寫 P57 豬嘴 寫上「沙田警區重案組第一隊」的縮寫 | 案件原由沙田警區重案組第一隊負責，其後交由新界南總區重案組1B隊接手調查，有機會有同事混淆。 |
| 標籤地點不同 | P56 眼罩 地點：Report room BW （即報案室檢取） P57 豬嘴 地點：MOS Police Station | 「每個同事對於每個地方的演繹都有不同」。 |
| 由辨認不到的警員填寫標籤 | P64 背包 辯方指證物袋原本開了，但是李警員同意見不到證物袋中有多一張黃色標籤（註：如果有人拿過證物出來，應要保留舊標籤，再寫新標籤。） | 聲稱看不到標籤上的警員編號，但同意「不認識」。 不清楚會否由新界南總區重案組1B隊的同事填寫。 聲稱有處理背包，不記得有否填寫標籤及有否簽署作實。 |
| 由辨認不到的警員在標籤上「加料」 | P57 豬嘴 原先描述一欄為「one number of respirator in grey colour 」 其後有人以箭咀加上「blue and 」 | 不肯定是誰加上去 |
邱大律師：「你填呢個標籤時，無寫清楚？」
李警員：「 唔係，呢個唔係一個重點 ，呢個係一個差別。」
邱大律師：「係可接受？」
李警員：「係，可以接受。」
李警員亦忘記兩枝鐳射筆的證物標籤由誰人負責填寫，而兩支鐳射筆的描述亦是一樣的。不過，李警員指出，兩支鐳射筆的電池容量不同，女子甲的鐳射筆是1000MAH，而被指為第三被告的鐳射筆則是2000MAH，因此可以辨認出兩支鐳射筆。
不知從何而來的貼紙
控方亦傳召了總證物員，新界南總區重案組1B隊警員黃家恒作供。他當時在證物室，從李警員手中接過案中全部證物，其後一直由他處理證物。他供稱，2020年4月3日上午拿鐳射筆到警總進行測試。化驗完畢後取回兩支雷射筆，發現筆身貼上了貼紙，他說也許是化驗雷射筆的同事貼上，但事前雷射筆是否已貼上貼紙，他表示沒印象。
邱大律師：「知不知道檢驗鐳射筆的部門，他們要求上面要貼有一張白色貼紙？」
黃警員：「不知道。」
邱大律師：「可肯定貼紙不是你貼？」
黃警員：「不是 。」
現屬刑偵技術服務部，負責檢驗鐳射筆的高級督察盧永楷則確認，2019年12月有收到指示，要將標籤（白色貼紙）印出來貼上去，收到鐳射筆時，沒發現標記，但他供稱貼紙並非由他貼上。
案件明早續審。
案件編號：DCCC362/20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