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冬將至 混沌中找秩序 Ken的台灣流亡四季誌


流亡後的日子,Ken(化名)要面對的是一個人的生活。過去一年,他如何在人生路不熟,被混沌淹沒,以至愧疚感的每夜輪迴中—重新在台灣拼湊支離破碎的自己?從香港人成為在台港人,中間經歷接近一年沒有居留證的生活,期間他如何面對自己起人生、身份認同,還有對未來的想像?

有時候他會這樣想:「只要你有思鄉,對家鄉有鄉愁的情緒,你就是香港人。」


Ken居台一年,在彼岸回望自己的四季誌

沒有人知道Ken何時可以回家,但至少他在過去一年的混沌中,慢慢找到生活的秩序。

二〇二〇 冬 「我不想每天吃魯肉飯」

2020年初下午,Ken收到「隊友」上門拘捕的消息。不消半小時,他手持兩個手抽袋,一個大背囊,一些鈔票奪門而出,直奔機場。從他家到機場,大概是三個小時的路程。「機票在路上找的,晚上睡哪也是,那時你根本沒有時間去慢慢處理。」到達機場時,連他也不禁問自己,自己的行李就是這樣?「行李箱都是到了機場才買的。」

什麼是流亡?這就是流亡了。當天晚上,他乘搭晚上九時多前往台北機場的晚機。自那刻起,他在錶美光以外的小角落,成為了台北的隱形人。起初一個月,他每天安慰自己:可能半年內可以走(回香港)呢?或者幾星期可以回去了。

「一開始你會想很多這些東西,人都需要希望,同時你在如此急的情況下離開,你自然會想什麼時候可以回去,我不想每天都吃魯肉飯。」當然,這個希望終歸是落空的,那時候律師很快告訴他:「不是的, 簡易治罪條例是半年,但你的起訴可以是可公訴罪行,沒有追溯期。」那一刻起他認清事實,開始尋找後續的法律與經濟援助。燃眉之急解決了,但唯有當時人才知道,從這天起,你的人生在你離開家鄉一剎那已經大洗牌,無法逆轉。

敵人看似強大,但知道其內涵的我們,如同相中主角般一配黑人問號般看待他們。攝於台北空總台灣當代文化實驗場。(攝/圖解:Ken)


二〇二〇 春 「我沒有一個在台灣的香港身份」

生活始終要過。現實中的他沒有天天吃魯肉飯,吃得最多的是大賣場的鳥冬與即食麵。

「現實是自己(在這裡)根本沒事做,所以不會很餓,你可能凌晨一到兩點吃第一餐,那是晚上的早餐。」而大多數時間他都看不到陽光,因為起床時間是晚上,好一點的話,「是下午三、四點。」如此日子持續兩個月,直到某天早上,他有個開心大發現。「我住處附近有一家店,我以為他是開晚或午市,因為我從來沒看過他做生意,後來我發現⋯⋯原來他是早餐店。」話到此處,連他自己也忍不住噴笑,「就是有一次我完全不能入睡,便到街上找吃的,然後發現他開門了。」

Ken告訴我,直到去年12月之前,他一直在等候居留證的審批程序—這意味在此之前,他並沒有一個在台灣的香港身份。沒有身份代表什麼?代表在這片土地上,你是隱形人,撇除身份認同問題,你根本連日常生活也成問題。

Ken舉了一個例子,那是他來台初期買電話卡的經歷。由於在台灣申辦電話卡而以實名制,外籍人士要購買電話預付卡,需提供兩個證件正本。平日我們在台旅遊,就提供護照與入出境許可證。

「這不像香港,你在鴨記可隨便買一張。」重點是,若你只待三個月,那不會是問題,問題是之後的日子—當你的入出境許可證過期了,你的證明文件,只有護照。「你跟他說你是香港人,接下來他就會問你,那你有居留證嗎?我說沒有。」一陣沉默後,店員的下一句多數是:「那你如何進來。」他當下語塞。

「你會面對很多這些問題,我不是台灣人,我是香港人,但是我沒有一個在台灣的香港身份—沒有一個你在台灣,可以作為香港人做到事的正式身份。」

有希望是好的,但假希望就不了。攝於台北市民大道。(攝/圖解:Ken)

二〇二〇 夏「好像很瑣粹,但對於生活卻很大負擔。」



流亡者的心理壓力除了來自政治情勢與愧疚感,與新地方相關的適應問題,亦是很多人無法預料與想像的難關。

Ken形容,日常生活上屢屢挫敗的經歷,往往最消磨意志。「你已經在人生路不熟的地方,這些瑣事會增加你的焦慮感。你要一直去面對挫敗的感覺。」正如他從沒想過,買電話卡是一件如此困鞋的事,「有時我很理解,為什麼有些人來到後會很頹,這是一個『習得性失助』(learned helplessness)的過程,如果你試了十次,十次都不行,你都不會再試吧。」

另一個是例子是「住」的問題,「在台灣,你很難找到一個房東,沒有居留證,又沒有證件,她會信你。簽約交租建立在信任上,你連證明自己身份的東西也沒有,別人如何信你,你很難找租盤,半年,一年,或任何讓你短租的地方。」更何況,那時他根本不知道自己未來何去何從,「如果要提早走,又要賠租金。(這些事情)好像很瑣粹,但對於生活卻很大負擔,你會覺得人生好難。」

這段日夜顛倒的日子大概維持了半年,直到九月Ken正式入學,情況開始改善。

我們都注定有一些東西是缺乏的,每一段經歷都是一門課,願我們都成為逐漸完整的自己。攝於台北中山某結業黃店(攝/圖解:Ken)


二〇二〇 秋 「好天的台北市不出街,會侮辱你的相機!」

九月,Ken正式入學,除了「晚上的早餐變回brunch了」之外,他不再是沒有身份的隱形人。這是他來台後的第一個轉捩點,他指當時的自己,開始有步出低谷的決心,「一開頭,你自然會想先生存,搞好自己先。但當你生活上的事情開始落實,到你拿到入學資格,你從一個很混亂的狀態,到開始有新的秩序時,你就會有空間去思考自己想做什麼,可以做甚麼。」

那時他想起一個興趣,攝影。「不如找些地方去,北部有捷運,平平哋入一部菲林相機,台北市常常陰天、下雨,你的心情會差,但當有陽光時,你就會覺得我要出去,有出門的動力,好天的台北市也不出街,會侮辱你的相機!」站在過來人角度,他深知這件事不能逼。「可能你那時想做的事,只是在家睡,無問題,你覺得舒服就可以了,你在家瘋狂打機都可以,其實你有想打機的心,或令你可以抽離生活多一點的東西⋯⋯可能比較花費的,食煙飲酒打機,也可以。」

二O二一年 冬(未完)


沒有人知道Ken何時可以回家,但至少他在過去一年的混沌中,慢慢梳理出一些想法,找到生活的秩序,還有學會如何與「逃兵」的愧疚感共處。這是他對過去的終結與開始。有時候他會這樣想:「只要你有思鄉,對家鄉有鄉愁的情緒,你就是香港人。」他認為,只要你有為香港付出這個想法,不論今天你是學生也好,在工作領域也好,你就是香港人了,那不是你身處何方的問題。

「那你會想付出什麼?」他想了一下,再看看在訪問期間擱置一旁的論文,他這次以學生的身份回應我:「會不會⋯⋯我現在做的事情,未來可以用學術的框架去看呢,如以不同的視角去比較不同國家情況,給香港去參照呢。或者以這個身份,去做有關香港的題目⋯⋯」

2021年,將會是他在台灣的第二個冬天。

湯珮然

HK FEATURE 誌 — 獨立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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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台灣記者,研究生死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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