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問之前，記者在網上搜尋Sam Bickett的資料，往往會見到一個西裝骨骨的外國人身影。記者看到不同的報導都形容他為「美國銀行家」、「美籍律師」，有些更寫了他月入十多萬港元⋯⋯記者好快就將自己對expat（居港外藉人士）的刻板印象都放在他身上——離地、有錢⋯⋯。
「其實我支持Sanders（桑德斯）的理念⋯⋯」——與Sam閒談之間說起了去年美國大選的候選人，然後Sam說：「我覺得我們都是很關心人權的人吧。」
對了，這時記者才想起，作為一名美籍律師在港被判控襲警罪成立，要入獄四個月，刑期不算太長，Sam大可不上訴，直接認罪，完成刑期就回國，但Sam堅決要上訴，「由小到大，身邊的人都知我是一個十分固執的人⋯⋯我沒有做錯什麼⋯⋯我會繼續為我自己的勸利奮鬥、為這個城市的法治奮鬥⋯⋯」。
雖然Sam表明他對香港的法制已失去信心，但是上訴此舉又好像代表他對法律還未完全放棄，「我仍然希望法庭還是獨立運作」。事實上，Sam在成為律師以前，已知法律並非一個童話，但他心中對法律往往又留有一些希望⋯⋯。在Sam身上，記者找到現實與希望之間的拉扯，到底是什麼令Sam有這個矛盾？又是什麼令他繼續走下去？
人權議題往往找上他
Sam在法律博士畢業後的那一年，就嚐到了法律的甜味。
Sam畢業後就在一個波士頓的LGBTQ+機構，「Gay & Lesbian Advocates & Defenders (GLAD) 」工作。Sam形容，「那是我第一年做律師，也是我最為自己驕傲的時刻」。Sam憶述那一年，「那年我們嘗試去挑戰一條不容許同性伴侶結婚的法律，那一宗案件最後告到去美國最高法院，最終令同性伴侶可在美國結婚」。
不過，Sam在此之後成為了公司律師，原因也很現實，「在美國讀法律是十分昂貴的，所以在我幫人之前，我要做公司律師，因此最後我就在一些企業裏工作多年」。其實Sam成為公司律師後也繼續幫GLAD工作，「當時我們的州份想通過一條有關反對欺凌的法案，GLAD也有參與其中，因為LGBT的人被欺凌的比例比其他人多。我就是負責這個project」。
Sam承認，在企業工作的每個人都總會有質疑自己價值觀的一刻，但Sam就表示，他主要做反貪的工作，他仍然為自己的工作感驕傲。幾年以後，Sam因為一間英國藥廠在中國被指賄賂醫生的案件來港，最後亦因為喜歡香港的人便留下來了。「在波士頓，人人的學歷都太高，人人都喜歡談論政治、公共政策和批評政府⋯⋯我以為世上每一個人都是一樣，於是我初來到香港時，就跟人講政治，那時人們會望著我，以為我是瘋了似的！」
那是Sam初來報到的2013年。
翌年遇到2014雨傘運動，Sam便目睹身邊的香港朋友越來越關注公共事務，也見到年輕人越來越關心身邊的人，再不似以前只關注金錢和只顧自己。Sam覺得去到2019年，他見證了港人的覺醒。
2019年發生的事間接地令Sam因襲警罪入獄，但這亦令他與社會邊緣人士再次連結起來。「在香港，制度是幫不到一些人的，尤其是我在獄中遇到的人，好像一些曾經做過黑社會和毒販的人。沒有人想自己的孩子想成為毒販的，是制度令他們沒有選擇。」Sam說。
在獄中，Sam覺得自己得到的待遇是不錯的，Sam指這是因為他是一個外國人，加上律師、領事也會常常找他會面，因此懲教人員會確保他不會不高興，又會把一些不恰當的畫面收起不讓他見到。
「懲教人員是不理政治的，他們不會理藍絲或黃絲，越少問題發生對他們來說就越好。」Sam說。
可是，有些人就不如Sam幸運，「我有個來自中非的朋友在獄中投訴，要求增設多點風扇，但他就因此被單獨囚禁，為什麼？那是因為他敢去投訴」。Sam道出殘酷的現實，「有時（懲教人員）會對囚犯好，但如果你敢去為自己爭取一些權利而你又不是privileged（有地位）又不認識與傳媒或領事，那他們（懲教人員）會令你生活很難過」。
作為在獄中較privileged (特權)的人，Sam並沒有視沒有特權的人為他者，他更想為他們做些事，「我現在有一些最好的朋友是囚犯來的，他們有些以前是毒販。我希望在我的案件結束後，我可在這個範疇做些事。我想做有關人權的工作，為被社會排擠的人發聲」。在2021年香港獄中的所見所聞彷彿把Sam帶回波士頓畢業的那一年—人權的議題又再次找上了他。
童年貧富之間：法律可助人 也可以變得腐敗
可是，法律是把雙刅劍。
Sam自幼父母離異，父親是一個衣食無憂的中產，可是母親就是一個窮困的殘疾人士，一直都需要政府援助。Sam自小就在這兩個家生活。
「這令我感受到法律是對有錢和有權力的人有利的，而像我母親這種人，感覺上法律好像就是設計出來去排擠他們一樣」。
Sam解釋，在美國，有錢人可以負擔起游說立法者的金錢，從而保障自己的利益，同時，有權有勢的人更容易接近立法者，立法者有時又是有權有勢的人，所以有時法律就是由這些人制定。
但為何Sam仍選擇讀法律？Sam解釋，「我感覺法律是一個武器，它可讓我們爭取自己的權利，甚至可為他人爭取權利。可是，正正是因為法律十分強大，所以它有時也會被人濫用⋯⋯我想知道法律是怎樣運作的」。
Sam亦坦言，法律被濫用的情況常常出現，「不幸地，我們常常見到的，是有權有勢的人令法律腐敗，法律好似是被有錢人用來保護自己的財產」。Sam舉例，「在社會運動之中，通常令那些反對運動的人憤怒的是破壞財產的行為，而非針對個人的暴力、警方的暴力、窮人的痛苦⋯⋯」。但Sam沒有放棄法律，「我們需要更注意法律會變得腐敗的可能性，然後嘗試令法律不這樣（腐敗）。」
Sam強調，他到現在仍然是相信法律可以保障人權和彰顯公義。
兩地法律體驗：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Sam認為法律不只在自己的成長地，而是在世界每一個地方都是可以被有錢人和有權勢的人濫用。
Sam指無論是香港或美國，也有不少警員犯了法卻不用承受後果的情況。但Sam強調，在美國如果警員犯法的畫面被拍攝了下來，通常這些警員都會受到懲罰，雖然也有例外，但他相信情況正在改善。對於法庭，Sam則認為美國法庭的運作還算可以，若有裁判官作出了一些不當的行為，人們可以投訴，要求裁判官被調查。
不過，Sam就表示他不認為在香港裁判官或警員會因投訴被調查，「至少在美國你會有個機會（投訴），在這裏好似沒有機會。你可以做什麼？向監警會投訴？笑話。向法庭設訴？他們會保護裁判官」。Sam認為，裁判官做了不恰當的事時就要先停職受查。
Sam舉例，「如果一個裁判官在庭上抨擊示威者；如果一個裁判官單單因為一個刺了別人一刀的人是『黃』就判他入獄9年，但又忽略了有『藍絲』也是刺人卻只被判囚3個月。這些裁判官都該被停職」。
Sam又補充，「當然，法官和裁判官的工作不能被干擾，但他們的判決是在法律之外的話，他們就該被查」。
但是Sam仍然抱有希望，「我不相信這裏的法庭是完全腐敗的，我相信我們見到的是法庭用了一些不好的法律，但大部分法庭仍然是跟從法律，雖然這些是不好的法律」。
或許就是一直以來內心的一點光，才令這個見盡風雨的律師一直不放棄法律；又或許是要有這種人，制度才能進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