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允信坦承直接面對壓力,但相信仍有空間。(楊德銘攝)

《理大圍城》百面受敵 崔允信:多年來相信的是獨立電影精神,餘下來的在香港做好自己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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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意志在1997年成立,一直在推廣及發行獨立電影。今年本來遇著最大的契機,難得等到一齣獨立製作,商業戲院欣然放映,預售驚現排隊人龍,確實成為了新聞。怎料左報社評一出,嚇親寶寶,放映告吹。

難怪影意志藝術總監崔允信不忿氣:「件事就是違(商業)價值,阻人發達。」實情他是笑看風雲:「你不如來看看 (影片),怎樣有歌頌黑暴。」

的確,不如都公平點,評論建基於事實。有句名言:「The only thing we have to fear is fear itself 」,那是出自已故美國總統 Franklin D. Roosevelt ,也是第35屆香港電影金像獎籌委會主席爾冬陞公布《十年》奪得最佳電影前,致辭時引用。

崔允信明言,認為《理大圍城》歌頌黑暴的人,不妨先看影片再舉證。(楊德銘攝)

不忿氣《理大圍城》「明明得」

先說前因,才論後果。

回到2019年,影意志如常籌備「香港獨立電影節」(HKindieFF),請留意第一屆是始於2008年。開放報名期間,崔允信收到來自「香港紀錄片工作者」的 《佔領立法會》:「當時還可以冷靜判斷其美學,覺得(《佔》)水平高亦完整。」他收片也收了11年,多少可以相信其專業獨立判斷吧。

同年11月,在香港反送中社會運動期間,示威者與警方在香港理工大學内爆發激烈衝突,「香港紀錄片工作者」決定要作相關紀錄。這就是在2020年11月獲International Documentary Film Festival Amsterdam(IDFA)頒發 「最佳剪接獎」,後再獲香港電影評論學會頒發「2020年最佳電影獎」的紀錄片《理大圍城》,亦將是4月30日舉行的第十二屆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TIDF)開幕影片。

累累贅贅似的。談的是《理大圍城》的藝術成就,是謂客觀事實。

此前,影意志為配合與香港藝術中心合辦的放映,曾於2020年7月首次將《理大圍城》送檢,但期間波折重重,最後獲核准證明書,影片被評為III級,並要在片首加入聲明1

來到今年3月,高先電影院在籌備舉行「香港電影評論學會大獎 – 得獎電影巡禮」,原定3月15日播放最佳電影《理大圍城》,全數戲票秒速售罄,更要加開3月21日的場次,還居然引來觀眾通宵排隊。商業需求之殷切,不言而喻。

可是,左報社評一出,全城沸沸揚揚。想放映的,收回場次,想看電影的,無戲可看。商業事情,政治解決。

  • (註1) 其聲明「影片紀錄2019年11月在香港理工大學及周邊地點發生的嚴重事件,當中有部分描述或行為,根據現行法例可能會構成刑事罪行。此外,影片部分內容或評論亦可能未獲證實或有誤導成份。

「是有點不忿氣。」前後拍過5齣獨立電影的崔允信,捱過那種「雖然被主流 (市場)吸納,但心知自己的作品不怎受重視」的心情:「好辛苦才有兩場,還要排在周五、六,不去看則周日已經『cut晒你』。」他不忿氣是深知《理大圍城》「明明得」:「(跟院商) 談到包滿座,不滿我替你填到滿;實情我們從預售已經知道(一定爆滿)。」

影意志成立24年,崔允信還是第一次看見觀眾口味逆轉:「這麼多年來,我所相信的獨立(電影)精神,在這時勢下,能得到許多人的認同,我應該感到高興的。」可是,沸沸揚揚的討論,失焦似的落在「打壓來了,快退!」

還有空間,不要縮

「今天,一定最直接面對壓力。」崔允信卻認為,尚有空間:「院商何以那麼早就退縮?何以早在2015年《十年》後,就已經不再放映這類片種?」2017年底,紀錄片《地厚天高》無縁登上大銀幕,但先後在藝術中心、電影資料館、兆基創意書院、科學館等放映,場場爆滿,一票難求。「(左報)不只在說我(發行《理大圍城》),是在批評整個藝文界,但實情(業界)早已自我審查。你看港台今天才受到打壓,正正是入面班員工『頂住』很久了,他們可以在幾年前已經(退)縮。」 

「我當年拍的獨立電影,關注度遠不及今天,但都有商業戲院吸納;自己第一部長片,主流媒體有報道,但觀眾很有限。」來到廿一世紀,倒行逆施。「當年導演李安(《臥虎藏龍》)獲奧斯卡最佳外語片提名,在香港,好大件事,但那只是香港的資金;今屆《少年的你》(曾國祥導演) 獲提名,無人關注。」又例如港台蔡玉玲編導的《721元朗黑夜》,被要求退出參賽:「有獎不可以領,好荒謬。」

崔允信笑言,院商到今天還未有明言《理大圍城》已成禁片,上映無望:「我有censor card(核准證明書),就按本份盡量做。」他得悉該片獲邀成為「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的開幕影片:「我不會刻意作出挑釁,只是照正常公布,因為那是對影片藝術成就的肯定,電影本來就是這樣一回事。」

他不認為自己過份樂觀:「10多年前,國內尚有不少獨立電影節,偏安在某些地方,(流亡香港)應亮導演的電影,在重慶還有商業戲院放映。」那就是罅隙中的一線光:「引進片提及示威者,大家在討論不能在內地放映,原來改為把他們全部拘捕,隔一日又通過了。」光是討論,紙上談兵,並無需要:「我的背景是製作人,現在做推廣,我明白討論的重要性,但我傾向『做就得』。」討論有意義,方向自然出現:「那些甚麼『電影已死』,往後該如何是好之類,每位製作人都各有身位,有的照回內地拍電影,有的在擦邊球,各有想法。」

崔允信坦承直接面對壓力,但相信仍有空間。(楊德銘攝)

高先是否衝得太前?「2019年後,大家也不要再有『前與不前』的討論了。大家在自己位置,衡量自己可承擔的,然後盡做。」兄弟爬山,就是各自努力。 

「在分享會上,《理大圍城》導演說過拍攝時,心存内疚,覺得自己在現場,好像做不到甚麼,但原來你努力做好一件事,今日就可以將個故事繼續說下去。」

按崔允信所見,心態悲觀的,在談移民的,普遍年紀較大:「年輕那班,除了非走不可,都不想走,要去外國讀書的,畢業後都想回來。」要正視的狀況是:「當他們不是全部『走晒』(離開),他們始終會長大,他們又有過一些『經歷』。  」與上一代不同的價值觀,植根在心,就從他們一而再的選擇,充份體現。

「去到旺角,有幾間食店總是排長龍,旁邊的餐廳,無人就是無人,那怕是有多好吃。」大家只是按自己的意願去生活:「一個城市,有那麼多人這樣做,不需要有大轉變,只要這樣的環境,還能生存;只要不再想以前那個價值,就會有種生活模式出現。」

他還記得,去年農曆年到旺角朗豪坊附近「掃街檔」(吃街頭小食):「有人帶頭唱十八(紀錄片《地厚天高》中,主角梁天琦自彈自唱此曲作結),有些人還不知為了甚麼。」他聲音有點哽咽,稍稍停頓:「(當時)我幾乎要哭出來,根本那影響力,特別是年輕人身上,是在發生中。」

《地厚天高》紀錄本土派政治人物梁天琦參選立法會選舉的經歷,於2017年11月首映。(楊德銘攝)

「TVB 仍舊找『那班人』來,還想翻身,是否完全不知道香港在發生甚麼事?」他認為,香港即使有200萬市民政見是黃的,但他們與年輕人還有很大距離:「先別說《理大圍城》,就連日常生活,他們都不太理解,還在說《投奔怒海》(許鞍華導演)那些才是難民,香港的只是移民。」實情是不少年輕人每日都面對打壓:「他們平日在行街,都忽然被警察截查;有些來藝術中心看電影,走過那條行人天橋都被截查。」他期望,大家多聆聽年輕人的想法。

崔允信覺得,來到今天,不應該再散播恐懼:

已經有很多人在散播不必要恐懼,因為我驚,不想面對那個驚,就說自己面對了恐懼,根本是不敢走出來的那班,在散播恐懼、在自我審查,或者你的恐懼,走了出來後,有機會能克服。

面對左派的狙擊,崔允信處之泰然,訴之於理:「不如清晰說明『紅線』在哪,做甚麼會觸犯國安法?是否那『八個字』就不能在大銀幕出現?但如果拍警匪片,歌頌警察拘捕暴徒,那『八個字』理應可以叫呀。」他認為訂下指引,清清楚楚:「有甚麼不能出現,以後逢見到就打格仔、聽到就『嘟』;如果是意識形態,就成立監管部門。」今日狀況曖昧:「就是希望你自我審查。」

是否可以不靠funding?

他強調,工作上不會迴避政治:「譬如教電影 (浸大電影學院客席講師),我不會刻意談政治,但學生要拍 (政治題材),我不會阻止。」談的是,各人在自己專業領域,緊守專業:「剛好我們承受較大的壓力,但因為沒有商業考慮,也沒打算回內地做甚麼,所以能做就繼續做下去。」

「我是對著政治談電影,在外國辦放映,總跟他們說不要告訴我有甚麼嘉賓,千萬不要有甚麼加拿大華人聲援之類。」單論電影創作的迴響,崔允信直言,(《理大圍城》)機會難得:「事業契機,從未有這樣好,這麼多聲音,那麼受關注。(影意志)作為商業機構,又可以談談理念,很不錯。」

人人見面都在問有否打算移民,崔允信家人在加拿大,但還是2016年才回去:「之前超過10年未到過北美洲,覺得生活苦悶,只是當年,香港環境氣氛實在太差,相比下,加拿大空間多,吃的東西也很多,曾有一刻想過離開(香港)。」

可是,與香港人走過2019年,他覺得香港還可讓他做點事,給他帶來滿足感:「何以吃頓飯都會覺得開心,是因為平日還有事在做,否則『好大鑊』,現在可以做就繼續做。」影意志一直受香港藝術發展局的資助,有擔心過失去資助嗎?「我們 (業界) 開會傾完,大家最驚是失去自由,這刻是survivor's guilt (倖存者罪惡感),或者先不要想太多;有funding很多事不能做,不如想想能否不靠funding。」

崔允信說起讀小學時,老師會體罰學生,用間尺打手板,上堂不能發出聲音,但今天的他是眼前這樣的一個他:

只有制度在改變,人的思想不會因為這些而改變的;也不用推估往後會怎樣,我們從來都是見步行步。要知道,(我們)這個人數是不少的,往下走,無人知道會怎樣。不如就在這個位置,做自己可以做的事。

今天雖然只能見步行步,但大家仍可堅守崗位,一起走下去。(楊徳銘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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