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九六四對高志活很大衝擊,他創作《國殤之柱》不但為了讓人不忘歷史,也希望港人爭取言論自由。

《國殤之柱》高志活「不要餵養內心的野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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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的春夏之交,北京發生六.四天安門事件,晚上坦克車駛進天安門廣場,槍殺手無寸鐵的學生和市民。專政建於坦克車下的人肉血痕,隨著中國改革開放,全球資本主義灑下的金錢,迅速沖洗天安門廣場的血跡。

坦克車輪下亡魂,誰記起天安門當日百萬爭取的自由?

(公民記者念楓於2020年年初丹麥訪問)

北京市民被中共政府武力鎮壓,永世難忘,高志活(Jens Galschiøt)是其中一位。本應在戰爭後走向善良的世界再次脫軌,促使高氏在往後的日子裡,用創作來回應社會與情感,而他其中一個代表作是為港人熟悉的《國殤之柱》(Pillar of Shame)。

在出發往丹麥前,記者冒昧發送電郵約見,想不到高氏翌日便回覆應允。會面當天,我先從首都哥本哈根坐一個多小時火車,來到安徒生的故鄉歐登西 (Odense),再轉乘巴士,下車後沿著馬路、拐進一條鄉間小路,走了大約十多分鐘後才到達高氏的工作室。

工作室的入口在一間不起眼的小屋,進內左右兩邊是辦公室,從辦公室的一個門口進去,便是偌大的工作室。那裡放著很多金屬物料、大大小小的雕塑模型、鑄銅鍋、焊接工具等,活像一間五金店。

穿過工作室便是藝廊,六十五歲的高志活正站在那裡和另一位助手傾談。高氏有著一頭白髮,左耳穿了一個圓形耳環,看見我後便停下與助手的談話,轉為接待我,並帶我走遍這兒的裡裡外外。當天,高氏的團隊正製作下一個作品的模板,以藝術作品支持因鼓勵伊朗女性脫去頭紗而違反「頭紗法」、被判囚十六年的廿四歲伊朗女孩Yasaman Aryani。

回到辦公室,高氏拿出兩個厚厚的文件夾,一個是有關六四報道的副本,另一個是有關1997年在香港竪立國殤之柱的報道,全都是從中文報紙剪輯下來。高氏說他們共有三個這樣的文件夾,打算好好整理,再放到網上,為六四留一個記錄。

高志活與助手在丹麥的工作室創作新作。

少時被趕出校 接觸左翼

高氏年幼時好動,常與老師發生爭執,十四歲時被學校要求在「被趕出學校」及「自願退學」間二選一,他一度輟學並在工廠工作,約一年後才重返校園。高氏於十五歲時參與六十年代的嬉皮運動,在高中時亦曾加入左翼理論學習圈,又與同學結伴往印度、阿富汗等地旅遊約四個月,看見當地的貧窮和飢荒狀況,他開始想「這世界好像有些不對勁」,自己在相比下原來已是屬於「特權階級」。及後高氏回到歐洲工作,他活躍於工會,並在那時開始接觸政治,然而,當他見到看見以往一同打拼的工會領袖逐漸變得腐敗,他感到失望,選擇離開工作了八年的工會。憑著鐵匠的技術基礎,再自學銀匠及雕塑,高氏開始以藝術創作作為職志,那年他廿八歲。

剛開始時,高氏主要從事美學上的創作,例如首飾、銅製鏤空裙子雕塑等,無關社會議題,直至發生了天安門事件。「很多歐洲人覺得戰爭後世界會改變,我也如此希望,但1989年改變了我的人生,看見中國政府屠殺學生,至後來東歐政權腐敗(註1),均使我感到震驚,原來除了資本主義制度外,甚麼都沒有改變。」高氏邊說邊皺著眉頭,語調也帶點急促。

「或許我也有點天真,相信世界、相信人性,所以當看見他們(政權)做了很多錯事時,我感到失望和困惑,所以從那時開始決定用藝術去表達自己心中的這些感受。」

在未得各國政府的允許下,高氏於1993年在歐洲二十個地方,展示了其第一個社會性作品、合共二十個豬頭人身的雕塑《My Inner Beast》,除了是回應自己在1989年後的情感,亦以此警示歐洲的發展正偏離正軌。「我認為歐洲的文明化剛開始時是好的,提倡平等與自由,是帶給世界的一份禮物,但文明化也有它的另一面,例如其後出現的法西斯式制度。」當說到此時,高氏深深地嘆了一口氣。

高志活讚揚香港人大半年來的抗爭,盡力為港人爭取自由和尊嚴。(陳順意攝)

記憶與遺忘

「人類容易遺忘事情,我希望製作一件東西去讓人記得想忘記的事。」這是高氏創作《國殤之柱》的原因。雖趕及在回歸前將《國殤之柱》矗立於香港,但高氏從此不能入境中國,亦曾兩度被香港拒絕入境。

「這創作原本叫《Skamstøtten》,是一個古老的丹麥字詞,源於十七世紀時一位貴族重臣烏爾夫(Corfitz Ulfeld)犯下叛國罪,人們在烏爾夫死後拆毀他的大宅,並在原地豎立了一根柱,經過時可向這根柱吐口水,以表達對他的痛恨。」高氏亦是以此作為創作《國殤之柱》的藍本。而《Pillar of Shame》是高氏及其團隊想了很久的英譯名字,當這名字被世界(包括被羞辱的政權)所廣泛應用,是他們所始料不及的事。

除了香港,高氏亦於1999年及2000年分別在墨西哥及巴西的國會前豎立《國殤之柱》,均是有關人道罪行的記憶(註2),紀念無權勢的一方被有權者壓迫和殺害的事件,也希望藉此羞辱做出這些事的人。有趣的是,這兩支《國殤之柱》最後亦能在國內找到長期安放的位置。

高氏表示自己曾期望中國會向好的方向發展,但習近平上台後改變了一切,「他是一個想獨攬權力的獨裁者。新疆集中營、人臉辨識系統,不只為中國帶來極權,也為世界帶來噩夢,這是一件很危險的事。現在就像是處於納粹初期,而你感覺有些東西不對勁。」

港版《國殤之柱》屹立在丹麥國會外。

今年一月,高氏聯同丹麥政黨Alternativet及國際特赦組織,在丹麥國會前矗立的新《國殤之柱》,以支持香港的反修例運動抗爭。與其他《國殤之柱》不同之處在於新作的四角均有一條鐵枝,上面各有一個戴著頭盔、眼罩、「豬嘴」的抗爭者頭像,有的像是在張嘴吶喊,而柱的基座刻著「THE OLD CANNOT KILL THE YOUNG FOREVER」。不少人均認為這是反抗中共政權的象徵,高氏說︰「不只是這樣,更是為了民主和言論自由,同時支持香港人去守護及發展自己的權利。民主的產生應是你們的選擇,而不是中共的選擇。」

藝術與暴力 抗爭運動的出路

問到如何看香港人的「勇武」,看盡歐洲社運的高氏坦言擔心抗爭者因而受傷,畢竟雙方武不對等,暴力持續,只會令更多年輕人受傷,當政者亦會在暴力大造文章。

「對政府來說,抗爭者的武力不是一件壞事,她可用此合理化自己的暴力,甚至編故事,去對付抗爭者。現時外國對香港人仍有一定的支持,但我擔心的是支持度會隨著武力升級而有所改變,因為他們看不到抗爭者和警察暴力的分別。一旦你們失去了支持,中共政府可隨時加害於你。」

縱使暴力與抗爭難作出平衡,高志活讚揚抗爭者去年的行動了不起,也對香港人盡力爭取屬於自己的自由感到驕傲。

高氏提及甘地在抵抗英殖政府《食鹽專營法》時發起的長征運動、哥倫比亞波哥大前市長莫卡斯(Antanas Mockus)用默劇小丑指揮交通,以至近期瑞典環保少女桑伯格,去探問非暴力或具創意的方法,能否解決當前困局。記者表示香港人於2014年雨傘運動時,亦曾進行過和平非暴力的抗爭方法,被打或被捕時不作抵抗,但似乎都不太能動搖政權。高氏形容尋找方法的過程就像在做實驗,有時會成功,有時會失敗,到底改變的觸發點是甚麼?「你不知道何時才會是那個時機,但即使是做微小的事情,某天也可以改變世界,重點是要持續去做。」

「或許現在武漢肺炎的爆發是另一個好的時機,當人們對政府感到憤怒,你便可以有很多方法,去突顯這個政府沒有以照顧香港人的利益為先。」高氏如此看。

新冠肺炎疫情蔓延至全球,在全球經濟疲乏之際,香港迎接而來是中國人大訂立港版《國安法》,將香港人的驕傲和自由壓得透不過氣。當集會的權利和言論自由不再是香港的日常,不忘記似乎作為抗爭的最後底線。

港版《國殤之柱》屹立在丹麥國會外。

結語

高氏說藝術創作成本不菲,他不諱言需要謀生,故現時仍會接專案及製作他擅長的銀飾、擺設來售賣,但他也不言休,會繼續用藝術去提醒大家言論自由和以人性待人的可貴。「我很多的雕塑都是關於人與人之間所發生的事,以及所做的選擇。你的選擇會影響你思考的過程及結果,特別是當有權力時,你可以選擇如何使用。」高氏認為人雖有作為人類的外表,但內在仍存有獸性,這兩面不時互相拉扯,但他提醒自己,也在提醒大家︰「不要餵養內心的野獸 (Don’t feed your inner beast)」。

註1︰指南斯拉夫內戰時期,當時不同民族間衝突不斷,並曾發生種族清洗。

註2︰1996年4月17日,19名巴西北部帕拉洲的無地農民,在參與反對被剝削的行動中,被警察殺害,即「埃爾多拉多卡斯屠殺事件(Eldorado dos Carajás Massacre)」。1997年12月22日,45名原住民在墨西哥恰帕斯洲的Acteal村落被準軍事組織殺害,當中很多是婦女及小孩。

誌 HK FEATURE — 獨立記者
專責社工專題,堅持社工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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