夕陽西下 避無可避 朗天:大限成真,香港電影且待天蠶變

朗天認為香港一日未死光,香港電影還有希望。( Shine Tam攝)

新龍門客棧開在一片流沙荒漠。三教九流匯聚於此,逃亡者來來去去,老闆娘金鑲玉有錢就收,從不助人逃難。直到逃避東廠追殺的周淮安來到客棧,金鑲玉為情所動,也讓客棧突然被捲入朝廷角力之中。

在香港著名影評人朗天看來,這部1992年上映的香港武俠片處處是香港寓言:左右逢源、金錢至上、不理朝廷紛爭的金鑲玉,像極了從前的香港人;她為庇護周淮安出關,惹來殺身之禍,最後火燒客棧,折射了大家對這城大限將至的恐懼。莫非這客棧,就是舊香港?

「九七前夕,那氣氛是充滿不確定性的,可以移民的移民,不走的也總想去一下旅行,所謂行開一下,拖延面對現實。」朗天回憶。在2003年出版的《後九七與香港電影》中,他曾精闢點出,香港後八九與後九七文化的共同點,就是對遺忘的害怕,以及對失去的想像。

如今25年過去,大限成真,從前害怕的已逐一實現。我們見面這天是2022年6月中,數小時前消息傳來,鮮浪潮一齣短片因沒有獲得電檢處「核准證明書」而不能上映,香港禁片名單又拉長一寸。而同一天晚上,慶回歸主旋律電影《一樣的天空》舉辦試片會。

「整個香港已經夷為平地,我們現在其實是生活在一片荒漠之中。」朗天看看眼前那杯咖啡,語氣平靜。咖啡館外依舊車水馬龍,但遠離朝廷角力的沙漠早已消失。「現在怎樣拍電影呢?很難拍的。最近幾年,香港電影就是處於一片真空和黑洞之中。」朗天說,香港電影此刻被縛繭中,是死是變,還待分曉。

早於九十年代,香港電影滲透着傾城危機,徐克翻拍胡金銓大導《龍門客棧》,多了一份港味。

機靈小子

朗天所指的香港電影,特指呈現香港主體性的電影。甚麼是香港主體性?那還需從甚麼是香港人說起。

要回答這問題,今天大家可能覺得小兒科,但返回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甚至更早,香港人的身份總是曖昧不清。朗天回憶,單單是出境過關、填寫國籍已讓人頭痛。「在BNO之前,港人出國旅遊拿的是英國的BDTC護照,按理說Citizenship應該寫British,但那種心情是很不情願的,但如果你寫Chinese或Hongkongese,海關又會覺得有問題。」朗天說,「總有一種三方不是人的感覺。」

大限危機不散,朗天認為回歸後的香港電影斷斷續續出現香港危機。 (Shine Tam攝)

香港人也不喜歡甚至害怕談主體性。「香港以前一直不喜歡當家作主,我們習慣輔助他人,在不同力量之間左右逢源,這是馬家輝寫的《龍頭鳳尾》,也是羅永生研究殖民時期提出的『勾結共謀』。」

不過朗天認為,恰恰就是這種左右逢源、不拘一格又甚麼都敢死的特質,一度構成香港一種特別的主體性,朗天總結其特質是「一窩蜂、亂糟糟、爛撻撻、快靚正」——這也構成七十年代至九十年代香港粵語電影的主體性。

回看當年港產片,不少主角都具有這種性格,他不是甚麼高尚偉岸的英雄人物,不追求豐功偉業,而是一個個靈活變通的「機靈小子」。

「當時許多電影,『小子』都是靈魂人物,成龍、周星馳飾演的許多角色都是。」朗天說,《鹿鼎記》是香港人最喜歡的金庸作品,成長於妓院、貪財好色但機智重情義的韋小寶正是香港人的一種代表,「楊過大家也喜歡,但楊過的大俠風範,離香港人總是有點遠。」

面對九七回歸這個大時代,機靈小子也突然要應對諸多不確定性。許多香港人的選擇是去旅行,「行開吓」、「散吓心」。朗天說,日劇《悠長假期》在九七之後備受港人喜愛,成為城中話題,正正折射了當時的港人心態:停滯不前又疲憊的時候,不如順其自然,休息一下,放一個長假吧。

「『後九七』是這麼一個處境——我們唯有相信承諾,但承諾偏偏又那麼不可信。我覺得可能正是這種關係,促使我們用『出遊』或『走開一會』的心態存活。」在《後九七與香港電影》書中,朗天書寫道。

不過,機靈小子也不總是一身輕鬆。面對中國內地三反五反、文化大革命等政治運動,以及1989年的血色民運,香港從來是逃難者和政治難民的庇護地,危機感一直徘徊這城。朗天說,自八十年代中英談判提上議程之後,香港電影也不斷出現危城和絕症的意象。朗天分析,《新龍門客棧》和《和平飯店》透露出相似的傾城危機,而1996年的《天涯海角》則是以一個絕症故事,折射港人面臨大限的悲劇。

那數年的不安,或許也來自香港電影自身的危機。自1993年開始,港產片本地票房不斷下跌,至九七前後已陷入最後的狂歡。

《香港製造》是陳果九七年自我探索的實驗電影。

醒來之後,困於圍城

2013年朗天出版《香港有我——主體性與香港電影》,可視為《後九七與香港電影》的續篇。在《香港有我》,他系統地總結了香港的主體性,稱之為「沒有主體性的主體性」:這主體性沒有固定內容,沒有甚麼不可以,沒有甚麼不敢做;雖然沒有固定內容,但有形式和力度,崇尚自由市場的交換機制,再配合機靈能動和永遠用不完的精力。

不過朗天觀察,這種模稜兩可的狀態,在2003年迎來轉變。香港這年經歷多事之秋:新病毒SARS肆虐這城,帶走299條人命;一代巨星張國榮逝別;不久後市民的憤怒和不安在港府《廿三條》立法中集中爆發,50萬人上街遊行,許多市民的政治意識和身份認同從此改變。

朗天也在這一年經歷轉變。與七一大遊行相比,更震撼他的是SARS疫症。他發現病毒從廣東傳至香港,引發這城陷落並險些成為疫埠,後來港人回內地一度困難重重。一直擁有大中華情結的他突然「醒了」。

「我當時就醒了,意識到中港之間並不是不分彼此,香港只是一個工具。」朗天說。

一覺醒來,假期也放完了。朗天認為,2003年標誌着港人「後九七」狀態的終結,而在電影中,2002年上映的《無間道》是一個標誌。這部警匪片展現亦正亦邪、亦忠亦奸的臥底角色,探索人在改邪歸正中的痛苦,折射香港人嘗試融入祖國,適應「新香港」的掙扎。

朗天稱2002上映《無間道》為標誌,以卧底無稜兩可喻「新香港」的身份。(《無間道》劇照)

過往總想逃避的,終究要面對。

香港的主體性內涵開始更為豐富,但與此同時,香港電影卻深陷資金、市場和政策困局。2003年中港簽訂CEPA(《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之後,合拍片成為潮流,而漸漸地,投資比例也從香港資金為主轉變成內地資金為主。香港電影人北上發展,必須適應中國政策,掌握內容審查的紅線。

朗天認為,這一時期香港電影多呈現圍城意象,困於圍城的男與女出現「男廢女燥」的現象,「無能男」成為愛情片常客,例如古天樂在《失憶𠝹女王》、《百年好合》中的角色,吳彥祖在《新紮師妹》以及劉德華在《老鼠愛上貓》等等,折射主體性「被閹割」的情緒。

縱使鬱結,香港電影人以前在合拍片中亦做出許多努力。朗天總結,最初大家嘗試中港兩地版本、兩個結局的做法,後來嘗試曲線說故事,例如陳可辛的《投名狀》中加入以朝廷為本位的龐青雲,而關錦鵬的《長恨歌》和許鞍華的《姨媽的後現代生活》則嘗試「用別人的地方別人的背景說香港情懷本土故事」。

至2009年左右,朗天觀察,香港在身份問題上的探索進入新階段,似有走出圍城、重建新主體性之勢。一方面部分香港電影人開始適應內地制度,而香港本土也出現不少讓人驚喜的中小型製作。

朗天還記得,2010年由年輕導演鄭思傑、郭子健執導的《打擂台》廣受年輕人歡迎,並獲得金像獎最佳電影,儘管當時一些評論指《打擂台》獲獎是爆冷,但朗天認為,這齣電影是新懷舊主義的傑作。這部電影充滿香港文化記憶和本土味道,但其對香港價值的確認不停留在懷念,而是進一步探索繼承與重生。

還待天蠶變

「《打擂台》等片的啟示正好是,這種主體性並不是死抱過往的好東西繼承下來的。相反,是要確認舊人舊事會老會死,拋下包袱,捨棄固有的內容。承繼的只能是精神,而且與其說是繼承,不如說是受感召以重生⋯⋯」在《香港有我》一書中,朗天寫道,「真正新香港電影不能沒有主體性,但其主體性是形式的,因而是開放的,唯其如此,才會重現活力。」

此書出版數年之後,來到2020年7月1日,朗天說,香港電影自七十年代以來的主體性探索,已然終結。他從前留下的眾多評論,都成了歷史痕跡。

2021年上映的懷舊電影《梅艷芳》在一片沉鬱的香港獲6,100萬票房,不少香港觀眾在電影院哭成淚人,但朗天不以為然。「那不是一個真實的梅艷芳,那是一個靚的、大長腿的、美化了的梅艷芳,它只是製造了一個虛偽的幻影,令主體性更加難產,這類電影你喊完就完了,之後你不會想做任何事。」

《和平飯店》有一份圍城決一死戰的浪漫。

近年他最喜愛的香港電影,當數《悟空傳》和《樹大招風》。在朗天看來,《樹大招風》重返九七大限,主角是代表舊香港自由人的三大賊王,但重點並非梟雄絕路,全片最後從賊王被捕一刻,回首三人在風滿樓無意識碰首的一幕。

「片末一鏡展示了一個不會實現的自我原型,唯其不會實現,它才是最純粹的,空無內容的形式主體。中國古語叫這作體無。體要無,用才會有。微妙之處就在於,三個大賊當時一定要沒意識到對方,才會繼續依一種無形召喚參與那個沒有完成的計劃,並在參與其中成就自身。」朗天在影評中如此寫道。

朗天相信,儘管香港電影一時沉寂,但只要香港電影人一日未死光,一日仍在參與其中,香港電影就不會死。他透露近年來其實私下看過不少好提案,長片短片都有,只是礙於這時勢,「一時不知道怎麼拍出來」。

香港七十年代武俠電視劇《天蠶變》中,練武之人必須廢盡武功進入冬眠狀態,結繭之後才能破繭而出,練就天蠶功。「現在就看香港電影能否『天蠶變』了,你可能悶死在繭中,也可能真的會衝出新天,而怎麼改變,就看留在香港的人了。」

朗天認為香港電影人一日未死光,香港電影還有希望。 (Shine Tam攝)

朗天說,他不打算移民。近年他研究《易經》,以算卦占卜印證易理,也在香港不同大學中講授電影。新香港紅線處處,他也遭遇學生舉報,但他說不用害怕。「 《道德經》中說,只要你保有赤子之心走過森林,猛獸也不會襲擊你的。首先你自己不要害怕。」朗天說,「我對馬列主義很熟悉,習近平思想我可以背的。有甚麼好怕?」

相比《新龍門客棧》的遠走他鄉,他或許更欣賞《和平飯店》中殺人王留守飯店、迎接夕陽一戰的深情。

參考書籍:

彭麗君《黃昏未晚 後九七香港電影》

朗天 《後九七與香港電影》

朗天 《香港有我——主體性與香港電影》

陳倩兒

獨立記者,專注書寫中港台深度報導,熱愛採訪與寫作。早年於北京與香港從事記者、編輯工作,曾為端傳媒香港組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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