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零

「不要因為打壓便自我噤聲，他們覺得這樣會令到你驚，就會更加打壓你，不會讓你喘息。就如新疆、西藏不斷受打壓，但根本無法反抗，我不想香港變成這樣，希望在僅餘的自由空間，再做多一點，否則連那空間也沒有了，就會更加受打壓。」她因為參加去年的六四紀念晚會，被控「明知而參與一個未經批准集結罪」，於4月30日還柙候判。

影意志在1997年成立，一直在推廣及發行獨立電影。今年本來遇著最大的契機，難得等到一齣獨立製作，商業戲院欣然放映，預售驚現排隊人龍，確實成為了新聞。怎料左報社評一出，嚇親寶寶，放映告吹。 難怪影意志藝術總監崔允信不忿氣：「件事就是違反（商業）價值，阻人發達。」實情他是笑看風雲：「你不如來看看 （影片），怎樣有歌頌黑暴。」 的確，不如都公平點，評論建基於事實。有句名言：「The only thing we have to fear is fear itself 」，那是出自已故美國總統 Franklin D. Roosevelt ，也是第35屆香港電影金像獎籌委會主席爾冬陞公布《十年》奪得最佳電影前，致辭時引用。 不忿氣《理大圍城》「明明得」 先說前因，才論後果。 回到2019年，影意志如常籌備「香港獨立電影節」（HKindieFF），請留意第一屆是始於2008年。開放報名期間，崔允信收到來自「香港紀錄片工作者」的 《佔領立法會》：「當時還可以冷靜判斷其美學，覺得（《佔》）水平高亦完整。」他收片也收了11年，多少可以相信其專業獨立判斷吧。 同年11月，在香港反送中社會運動期間，示威者與警方在香港理工大學内爆發激烈衝突，「香港紀錄片工作者」決定要作相關紀錄。這就是在2020年11月獲International Documentary Film Festival Amsterdam（IDFA）頒發 「最佳剪接獎」，後再獲香港電影評論學會頒發「2020年最佳電影獎」的紀錄片《理大圍城》，亦將是4月30日舉行的第十二屆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TIDF）開幕影片。 累累贅贅似的。談的是《理大圍城》的藝術成就，是謂客觀事實。 此前，影意志為配合與香港藝術中心合辦的放映，曾於2020年7月首次將《理大圍城》送檢，但期間波折重重，最後獲核准證明書，影片被評為III級，並要在片首加入聲明1。 來到今年3月，高先電影院在籌備舉行「香港電影評論學會大獎 – 得獎電影巡禮」，原定3月15日播放最佳電影《理大圍城》，全數戲票秒速售罄，更要加開3月21日的場次，還居然引來觀眾通宵排隊。商業需求之殷切，不言而喻。 可是，左報社評一出，全城沸沸揚揚。想放映的，收回場次，想看電影的，無戲可看。商業事情，政治解決。 (註1) 其聲明「影片紀錄2019年11月在香港理工大學及周邊地點發生的嚴重事件，當中有部分描述或行為，根據現行法例可能會構成刑事罪行。此外，影片部分內容或評論亦可能未獲證實或有誤導成份。」 「是有點不忿氣。」前後拍過5齣獨立電影的崔允信，捱過那種「雖然被主流 (市場)吸納，但心知自己的作品不怎受重視」的心情：「好辛苦才有兩場，還要排在周五、六，不去看則周日已經『cut晒你』。」他不忿氣是深知《理大圍城》「明明得」：「(跟院商) 談到包滿座，不滿我替你填到滿；實情我們從預售已經知道（一定爆滿）。」 影意志成立24年，崔允信還是第一次看見觀眾口味逆轉：「這麼多年來，我所相信的獨立（電影）精神，在這時勢下，能得到許多人的認同，我應該感到高興的。」可是，沸沸揚揚的討論，失焦似的落在「打壓來了，快退！」 還有空間，不要縮 「今天，一定最直接面對壓力。」崔允信卻認為，尚有空間：「院商何以那麼早就退縮？何以早在2015年《十年》後，就已經不再放映這類片種？」2017年底，紀錄片《地厚天高》無縁登上大銀幕，但先後在藝術中心、電影資料館、兆基創意書院、科學館等放映，場場爆滿，一票難求。「（左報）不只在說我（發行《理大圍城》），是在批評整個藝文界，但實情（業界）早已自我審查。你看港台今天才受到打壓，正正是入面班員工『頂住』很久了，他們可以在幾年前已經（退）縮。」  「我當年拍的獨立電影，關注度遠不及今天，但都有商業戲院吸納；自己第一部長片，主流媒體有報道，但觀眾很有限。」來到廿一世紀，倒行逆施。「當年導演李安（《臥虎藏龍》）獲奧斯卡最佳外語片提名，在香港，好大件事，但那只是香港的資金；今屆《少年的你》（曾國祥導演） 獲提名，無人關注。」又例如港台蔡玉玲編導的《721元朗黑夜》，被要求退出參賽：「有獎不可以領，好荒謬。」 崔允信笑言，院商到今天還未有明言《理大圍城》已成禁片，上映無望：「我有censor card（核准證明書），就按本份盡量做。」他得悉該片獲邀成為「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的開幕影片：「我不會刻意作出挑釁，只是照正常公布，因為那是對影片藝術成就的肯定，電影本來就是這樣一回事。」 他不認為自己過份樂觀：「10多年前，國內尚有不少獨立電影節，偏安在某些地方，（流亡香港）應亮導演的電影，在重慶還有商業戲院放映。」那就是罅隙中的一線光：「引進片提及示威者，大家在討論不能在內地放映，原來改為把他們全部拘捕，隔一日又通過了。」光是討論，紙上談兵，並無需要：「我的背景是製作人，現在做推廣，我明白討論的重要性，但我傾向『做就得』。」討論有意義，方向自然出現：「那些甚麼『電影已死』，往後該如何是好之類，每位製作人都各有身位，有的照回內地拍電影，有的在擦邊球，各有想法。」 高先是否衝得太前？「2019年後，大家也不要再有『前與不前』的討論了。大家在自己位置，衡量自己可承擔的，然後盡做。」兄弟爬山，就是各自努力。  「在分享會上，《理大圍城》導演說過拍攝時，心存内疚，覺得自己在現場，好像做不到甚麼，但原來你努力做好一件事，今日就可以將個故事繼續說下去。」 按崔允信所見，心態悲觀的，在談移民的，普遍年紀較大：「年輕那班，除了非走不可，都不想走，要去外國讀書的，畢業後都想回來。」要正視的狀況是：「當他們不是全部『走晒』(離開)，他們始終會長大，他們又有過一些『經歷』。 

他想跟香港人說：看過許導演整個創作人生，假如她沒有那段低潮，可能未必知道需要更加珍惜，要做得更好。面對逆境、面對困難，不要埋怨，問問自己還可以做點甚麼。

「等如演完一場戲，導演會叫cut；我哋都要識得自己叫cut，當嗰個驚出現嘅時候，唔緊要嘅，話俾自己聽要叫cut。只要你唔好關注你恐懼嘅嘢，佢一定會過。」

訪問在九月二十八日進行，恰巧是雨傘運動6周年，迎來一臉倦容的黃之鋒。他暫時未有因國安法被捕，但因涉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中違反「禁止蒙面規例」，要到東區裁判法院出庭應訊。被落案起訴當晚，他臉書專頁寫了這句：「上庭後會唔會無得保釋？」。雖然史無前例，但誰都沒有水晶球在手，他亦說：「never say never。」那天，他獲保釋候審。 不過，他在十一月二十三日又就去年反送中運動發起的包圍警察總部行動，到西九龍裁判法院應訊，與周庭和林朗彥認罪後，法官裁定三人還柙監房、不得保釋，延期至今天 (十二月二日) 判刑。 無時無刻的突然拘捕 今年五月 訪問 黃之鋒 時，香港因為武漢肺炎，陷於全城停擺。當日，他尚未宣布參選立法會，但養精蓄銳、躊躇滿志。這天訪問前，他來短訊說早到了，想先歇一會兒。甫坐下，他慣性瘋狂回覆手機短訊，大家都避席，給他獨處空間；十五分鐘後，瞥見他睡著了。他睡時咀角微微上翹，據說這種人不會壞。怎會呢？他頂盡是傻。 國安法生效月餘，八月十日，由清晨展開的拘捕行動，竟然包括戰友周庭，令黃之鋒心情七上八落：「當刻當然擔心，由早到晚的拘捕，到晚上九點半警方國安處記者會總結，意味當日拘捕告一段落，我不在名單内，當刻固然鬆一口氣。因為國安法被拘捕，形勢和壓力都截然不同。」他亦非常擔心周庭：「在想怎樣盡快跟進周庭的保釋，會否不獲保釋呢？」終於，超過二十四小時後，周庭獲釋，他和另一戰友袁嘉蔚早已在大埔警署守候。直到今天，黃之鋒談到周庭被捕，依然大惑不解：「當日也有想過自己會否隨即被捕，到今天都無法理解亦預計不到周庭被捕。警方指稱她是攬炒團隊幕後核心成員，但她跟攬炒團隊從沒有交雜，根本是 irrelevant (不相關的)，我不清楚 (警方) 是否收到錯誤情報，以為她是『幕後大佬』，但根本上『講晤通』。」惟如此舉動，已足以令當事人恐懼與不安。 沒有最壞 只有更壞 可以想像怎樣才是最壞的情況？「某日早晨五點，警察踩到自己家門，說國安處來拘捕，說是分裂國家，要即時還押，那是最worst scenario (最壞情況)。」他說國安法生效前，也曾有「送中」事件：「要『老笠』你返大陸，操作上不是太困難，一架七人車、五條友『夾』你上車，過口岸邊境也只是一小時内。  」面對這些想像，無人能預計自己的心理狀態：「如果知道明天要還押、要坐五年監，無人會well prepared for 這件事。」他和周庭總是說，不要以為他們因為投入政治工作，就等如犧牲個人前途；也不是他們被時代選中，都是他們個人的選擇：「不見得大學畢業頭兩年、廿幾歲的後生仔，會有甚麼鴻圖大計，fresh graduate 多半都是打份工；參與政治的uncertainty 極大，亦不會刻意去想。」 這番話，合理得無從反駁。只好，默然三秒。家人擔心嗎？這個不用問了：「一向都擔心。」可有感性的時候？「有都不會說。」 這個人，真的只二十四歲？擔憂歸擔憂，黃之鋒暫時不會離開香港，因為他有案在身，保釋條件是不能離開香港。「六月底、七月初有大量留言叫我走，還沙盤推演般說搭船離開香港不是那麼困難，相信今天無人再敢這樣説。」還有是教他如何進入領事館，然後上軍艦、再搭直昇機，不說以為是在拍荷里活電影：「好像海陸空交通工具都由我指揮般，那是超現實，亦不符合正常邏輯。」對於市民的熱情和關心，他保持理性、客觀：「把那種愧疚投射來勸我們離開，除了客觀條件不容許外，個個走晒咁點呢？ 如果你愧疚是勸人走，我們走了便心安理得嗎？走了之後做甚麼才重要，走了之後還對公民社會有contributions (貢獻) 才重要。如果走了之後，甚麼也不做，似乎對不起件事 (社會運動)。」 國安法生效不等同世界末日 香港政治氣候低壓，市民看不清時局變化，轉而期望時事評論員的指點迷津：「睇完YouTube評論短片，就覺得習近平半年後會倒台、全世界都要剿滅中國，但理想與現實永遠有落差，與其有如占卜問米般問未來，倒不如問自己可以做甚麼。」例如：「寫信、探監、(法庭)旁聽、支持黃色經濟圈、支持當區區議員，以至各種聯署。是否國安法生效後，甚麼也不能做？要做，還有很多可以做。」黃之鋒認為毋須無限放大國安法，甚至等同世界末日：「未有國安法前，香港也不是太平盛世；通過了，香港亦不是從此『玩完』，我都仲坐咗喺度 (指還在接受傳媒訪問)。」無法進入議會，亦不代表一無所成：「社會繼續有被打壓的狀況發生，你對事件可有關注或參與，甚或推動公眾一起投入件事，都不取決於你有沒有選票。」他思路邏輯向來一流：「許多人說 (立法會) 選舉沒有了，就像沒有了方向似的；如果你本身有方向，有要做的事，那並不取決於有選舉與否，選舉只係一個bonus。在這個年代，如果有人說沒有了議席就一籌莫展，我的答案是：『就算沒有議席，還是有很多事要做、可以做。』」「無論是囚權的議題，以至12名香港人今天還在深圳鹽田，以至健康碼、全民檢測；要推動公眾去關注及投入，是否就取決於議席？我相信2020年的香港，已經不是了。」對比周庭的外柔內剛，時而賣萌，時而楚楚動人，黃之鋒時刻呈現冷靜的一面，人氣似遜於周庭，但他參與7月立法會東九龍初選，得票超過3萬，市民身體力行的支持，給他實在的感覺。「2012年擺街站時，市民一開始便送來飲品，後來送西餅、pizza、壽司；2014年遊行及籌款數目都很理想。近期更踴躍是(12港人送中) 一人一信，大家聚在街站，場面震撼。 」他形容，目前市民的動力是「蜂擁而至」：「他們的支持很實在，社會基礎仍然堅實。」他對香港人有信心：「相信他們還有空間、機會表態，都會想盡辦法。」面對長輩、auntie (媽媽輩) 熱切的關心，他既不感性又沒有激動：「我覺得有更多人值得擔心。我的崗位是讓更加多無太多人關注的抗爭者，獲得相應的支持及鼓勵。」 黃之鋒被判十三個月半攝影 / Lew ｜ 文字 / 陳零

『就算沒有議席，還是有很多事要做、可以做。』」

It was on September 28, a date which marked the sixth anniversary of the Umbrella Movement, that we sat down with weary-eyed Joshua Wong. Though not arrested for breaching the National Security Law, he was due to appear in Eastern Magistrates』 Courts for allegedly taking part in an unauthorized assembly and

「除了名利，演員關心社會，對社會有想法、有控訴，想透過作品表達自己的聲音，是很平常的。」今天的他，是從前點滴的總和。

人稱「傘皇」的邱耀威 ( 威哥 )，留著花白長鬍，還打趣説，鬍子是太太要他留的，令他看來沒那麼「靚仔」。他是百年老字號新藝城傘皇的第五代傳人，是老闆，是店員，也是補傘師傅。 今年 4月 19 日，在深水埗迄立近半世紀的新藝城傘皇，突然在臉書專頁公告因為生意慘淡，正考慮結業 …… 原來，威哥在 2 月曾經中風。 「傘就是藝術品」 有看過謝安琪《山林道》MV 的，都會見過第一位出場的威哥，撐開雨傘、型型一站，字幕寫著：「回憶和情懷比搵食更重要」。那已是 2016 年的事。 今年 2 月初，武肺疫情最嚴峻時，威哥以水樽自製可重用口罩，還拍片掛到 Facebook 專頁，笑謂自己只是個普通市民，但見一罩難求，擔心大家無從防疫，就分享了自己的「小發明」。 他從小便喜歡美術和勞作，說補傘本來就是一門手藝。「傘就是藝術品，打開是圓拱形的，很美。到歐洲旅行，會看到許多圓拱天花的建築，給人廣闊無限的感覺和想像。」 差之毫釐，補傘手藝好壞，既影響傘子美觀，若有半分出錯，傘還會合不上或打不開。威哥從小看著父親補傘，自己也試著學，還加入自己的想法，以藝術品心態來修補，手藝細緻且不著痕跡，猶勝父親：「藝術就是『偽』術！」 開摺傘要震過「貓王」 每到雨季，甫開店，已門庭若市，有主婦及大叔前來補傘。「人對舊物有感情，内藏回憶，用慣的更不想捨棄。」威哥回想，曾有女士帶著舊傘來修，因為那是對亡母的回憶，也有女士帶著新買不久的破傘，到小店買回同款的。「肯定又用錯方法開傘，大力撑爛了!」威哥感歎，雨傘不名貴，於是大家經常遺失，也不會特別珍惜：「其實 (它) 可以用得很久。」 小店内掛滿雨傘，威哥曾在訪問説，店內有過千把傘待修，雖然平均每天可修補 20 把傘，但因為要看店，頂多夠時間修 7、8 把。 惜用傘子，減少浪費，每有顧客到來，威哥都會耐心教授正確開傘及收傘的方法，以至每款傘子的優劣，都會清楚解釋。「直傘要指天開，忌轉傘；摺傘要震震向上推開。」威哥隨即把傘遞給顧客練習，有客人邊開邊笑說要震過「貓王」，但偶爾也撞着不受教的老街坊，威哥只好以退為進。 北河街藝術一隅 巧手與美術感是天賦，手作人往往具藝術家性格。威哥太太爺用對聯祝願社區，威哥則用膠樽、易拉罐、報紙、破傘等廢料，做成蜻蜓、風鈴、金魚、風車等掛飾，並種植萬年青，放在店外，去點綴北河街。 「希望大家停下來看，讓心情變偷快。」他的創作得到街坊支持，並主動送上膠樽；也曾有途人出價千元，欲買下作品，卻被威哥婉拒。 威哥從不吝嗇手藝，更是街坊的萬能修理王，午餐時間，鄰近餐廳的送外賣姨姨，拜託威哥修理壞掣的電飯煲。雖然，威哥口中說不懂，但也試著替她修理。 補傘吃力不討好 無人願學 回帶到 1842 年，廣州一德路石室教堂附近，開了一家叫新藝城的雨傘店，賣着五花百門的油紙傘。當年正是清朝道光二十二年，清政府與英國簽署「南京條約」。多事之年，經濟蕭條，傘店店主邱氏用店名提了一副對聯，寄望安定繁榮，鋪頭門庭若市。 轉眼間，傘店有自己製傘小工場，家業傳了三代，直至第四代邱大成，為了避亂舉家南下香港，在深水埗南昌街繼續家業，並把傘店改名「大成」，藉此隱姓埋名。到了第五代，由威哥接手，他把傘店遷至同區北河街街市外，用回新藝城舊名，又把對聯重新寫在店外，決意「光復」傘店，既賣傘又補傘。 守了傘店 40 多年，威哥已兩鬢斑白，成了白鬚公。不過，他還是每朝 9 時半，從荃灣住所來到深水埗北河街開鋪。回到店，他要花上半小時開鋪 —

開業二十二年的生隆餅店，2019 年十一月在店前貼上印有「本店絕不歡迎任何黑警光顧」，從此被標記為「黃店」。老闆黃強當時在訪問中坦言個人立場，直指「警察執法太暴力」，沒有老店的模稜兩可。 他父親是唐餅師傅，他兒時已要幫忙整餅，深水埗街坊看著他長大，叫他做「餅仔」。成家後，他離開了餅店，把祖業交給弟弟。以為自此告別唐餅，但年前的結業風波，他又義不容辭地回巢救店。 採訪：陳零 （Grace Chan） 童年不是去打球 是打蓮蓉、打鹹蛋 自 1998 年開業的生隆餅家，在深水埗區薄有名氣，餅店創辦人「餅佬」黃生，以前是同區吳茂記茶餐廳餅家的唐餅師傅，當時店舖缺人，黃師傅就安排兩名兒子到餅店當幫工，順便幫補家計。 黃師傅大兒子黃強，十多歲便出入餅店：「放學不是到球場跑，而是要打蓮蓉、打豆沙；每到中秋節月餅出爐，更要忙著打鹹蛋，蛋黃堆到成座山般高！」後來餅店老闆去世，老店結業轉型，他父親亦自立門戶，在同區開了生隆餅家。 轉眼超過二十載，當整餅變成家族生意，黃強也一直幫忙，直至十多年前，他成了家，決定外闖「搵真銀」，並在葵涌開設中式糕點工場，專營批發，餅店則由弟弟打理。 街坊生意 感情細細絮絮 香港租金貴，不少老字號能得以生存，全因自置物業，而生隆店舖是租來的，隨時會因加租結業。幸好，舊業主一直用相宜租金租舖給「餅佬」，但年前業主轉手，新業主隨即加租一倍，生意變得難做。 「本應由弟弟接手，但他不想做下去，父親乾脆退休結束餅店。」他重覆說了兩遍：「不捨得餅店結業。」難離難捨，是他對餅店的感情，還有與街坊的感情：「街坊很有趣，他們見唐餅加了價，說了幾句後便放下錢，少給的，下次會自動補回。」 面對結業危機，他決把工場與餅店生意合併，讓弟弟看守工場，自己回到餅店坐鎮。他說舊式唐餅店買少見少，但唐餅有它的價值：「是中年人的童年回憶。」 應變則變 不該變就堅持 單純賣中式唐餅，是難以「維皮」。於是，生隆餅店亦有兼賣中式糕點，芝麻卷、砵仔糕、紅豆糕、馬蹄糕等等。每日新鮮現製，反應很好。 黃強坦言，舊式唐餅口味重，吃兩件已夠膩，很沒意思：「以前看父親整餅，落糖像倒水般，拿起唐餅，一手都是油！」於是，他又對唐餅作出改良，少糖少油之餘，卻能保持餅香與鬆軟，而雞蛋則是每件唐餅的靈魂。「製作蛋糕會選用泰國大蛋，整餅則用湖北細蛋，因味道夠香。正常一斤麵粉落兩隻蛋，但我們會多放點蛋，焗出的餅才會鬆化不乾身。」 唐餅改良了，包裝卻沿用舊式的膠袋裝，他知道包裝靚，價錢可以賣高一點，但就寧願堅持沿用父親的一套，因他相信，有些事情是不能變，也不會變。 不變的，還有月餅即製即賣的老店傳統。每到中秋前夕，他都會邀請曾在餅店打工的親戚回店，幫忙趕製二千至三千盒應市。 光酥餅已面臨失傳 黃強回想，以往即使個別唐餅銷量欠佳，父親也會堅持賣；只是賣不去，掉了就浪費。權衡之後，部份工序繁複而銷量差的唐餅，已陸續停產了，當中包括白糖餅：「它用日本 P 砂糖混糯米粉製成，呈結晶塊狀的 P 砂糖，要人手壓碎，很花時間，加上太甜了，很少人買。」 停產當然吃不到，即使能吃到，已不是當年的味道，尤其新式唐餅多半經中央工場生產，都存放了一段日子，口感失真。他舉例說，自己吃過不少光酥餅，已難以找到鬆軟的，也相信江蘇餅已面臨失傳。 他直言唐餅的工序比麵包複雜，皆因每款唐餅的搓粉及製作方法都不同，單是天氣，也會影響搓粉的落水份量，加上餅店用的是沒有玻璃窗的舊式焗爐，其火候及出爐時間，一切全憑經驗。 「曾經有師傅在餅店學了兩年，自覺學滿師便離開了；後來在街上偶遇，他才說知道自己還未『掂』。」原來，今天的唐餅師傅，大部份都由麵包店轉職，學師兩年也只能掌握基本，少則也要四、五年才算學滿師。 他說，有經驗的師傅很難請，目前店內有兩、三個師傅幫忙整餅，每朝七時開舖製餅，若有整餅師傅放假，他就親自頂上。 承傳手藝 不是想想算 跟爸爸想法不同，黃強不會要兒子落舖，只希望他普普通通的打份工，就可以了。只是，眼見舊式唐餅店幾近絕跡，他倒是希望有心的唐餅師傅，能把這門手藝承傳。 矛盾也許只因深愛著，面對餅店，他是百感交集的，言語間又愛又恨。「以前一放低書包，就要落舖幫手，沒有童年。」他說著說著：「五、六歲的中秋，餅舖老闆送了很多月餅給爸爸，我這才發現，鹹蛋原來咁好食，我就只吃蛋黃，把蓮蓉給爸爸。」但總也有開心的時刻：「我喜歡揸船及游水，如果有選擇，我會做戶外工作。」 不過，當日他離開餅店，卻沒有揀戶外工作，還是選擇了相關的中式糕點，當父親及弟弟打算放棄餅店之際，他即挺身救餅店。「到自己接手，終於明白爸爸為甚麼叫我落舖，因為請人真的好難。」他說，以前父親忙著開工，絕少理會家事及孩子，但因為餅店，他們一家的生活才得到了改善，也搬離開板隔房。 今天，他承繼了父親的角色，義無反顧地照顧老店。所不同是，雖然工場、餅店兩邊忙，他依然關心香港，願為公義發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