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婆婆給何桂藍、朱凱廸的信ー「最後沒有去警署見你和亞藍,內心裏很難過」

王婆婆稱「(何桂藍)同2014年一樣,都係咁靚女。」兩人相識多時,在王婆婆心目中的何桂藍是個「叻女」,稱讚她「文筆又唔錯,又勤力,人緣都幾好」。王婆婆說兩封信早在一星期前寫好,但因為自己「忘記買郵票,到買完郵票後,又忘記信封放了那裏。」因此久久還未寄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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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橋之外 張秀賢陪伴副校吳基培的一段路

張秀賢是前學民思潮發言人和成員,中學時期參與國民教育運動,前中文大學生會會長,在任期間發動「罷課不罷學」,處理不少校政問題,因緣際會在學期間與中大校方高層有交情。雨傘運動期間張秀賢作為學聯常委,他們的成員與港府進行公開對話,後來亦被指是「大台」其中一份子。2019年佔中九子案件,他是其中一名被告,最後被判 200小時社會服務令。 2019年9月,他宣布重新從政,參選區議會選舉,在元朗七二一事件牽涉在內的元龍區挑戰建制派王威信,其後當選為元朗區議員。他亦曾在2020年公開宣布參選2020年9月的立法會選舉批發及零售界界別的議員,但立法會選舉押後無期。  【記者王紀堯報道】 2019年十一月十二日,距離區議會選舉還有十多天,嘹亮的口號響徹大街小巷,半年來街頭抗爭的火焰不滅,堵路示威的街頭抗爭漫延至各社區,催淚煙的味道滲透城市每家每戶。有政治人物盼用選舉重奪議政權,亦有人提倡唯有街頭抗爭才能增加對政府施壓。曾經參與反對國民教育運動和雨傘運動的張秀賢,已不再是稚氣的學生,是一個零售批發的生意人。反修例運動期間,他重拾政治理念,在運動中尋找位置。他宣布參選二零一九年區議會選舉,競選元朗區議員。  放下競選街站 踏入母校  十一月十一日,網民發起「黎明行動」,堵塞各區道路交通。吐露港公路成為其中一個目標,有人再二橋上扔下物件阻塞公路,防暴警趕至,在中文大學範圍施放催淚彈。踏入中大,張秀賢踏足校園,吐出一句「大佬,學校打餐懵都無人理,真的很無奈」。翌日,中大之役繼續,張秀賢中途放棄了擺街站的日程,決定為回母校出一分力,「那段回去的路彷彿要跨過千山萬水,街坊的車子在林村兜下路進去四條柱,那邊停泊了全部都是車,泊到去赤泥坪都未完,在中大從沒有見過這樣的場面。」 張秀賢回到熟悉的中大學生會房,和時任的學生會成員商討過情況之後就決定到大學U gymn (中大健身室)附近視察情況。沿著路走下去, 竟然看到很多熟悉的臉孔。「以前中大人的聚會通常都是其他場合,沒有想過會在中大見面,同輩到五十、六十多歲的老鬼都有。那天是多人到不得了。我一邊和大家打招呼,也有和他們『吹水』。中大人就是這樣,關鍵時候都會和人『吹水』,哈哈哈。」 表面與老朋友談笑風生,其實是苦中作樂,心情十分忐忑。帶著「中大人」的身份,大家都只有一個想法:「中大不可以讓警察打進來,警察憑什麼進來中大。」面對校園不知會否被強攻的未知數,各人忐忑不安。夜幕低垂,張秀賢到達環迴東路的迴旋處。他說,那天晚上是很漫長的。  校長「圍X(圍罵)會」 意料之外的催淚彈 中文大學校長段崇智與警方談判完畢,越過記者群,清晰表示「要先和學生交代」。校長向同學們提出警方的要求,也了解同學的想法。本應是一場「對話會」,卻變成一場「圍X(圍罵)會」,校方高層幾乎無法對應同學的憤怒。「全世界鬧『做咩咁遲先出來』,『知不知道有多少人被捕』,根本無法好好對話。」過了良久,人群內充滿分歧,只有一個共識,就是「校長先去警署保釋被捕同學」。 他說,當時校長已經做了「一堆功夫」,已經是「傾掂數」。在場的同學希望校長可以在二號橋離開,警方警告校長:「這裏不是你談判的地方,你不要再前進了。如果不是,我就會使用適當武力」。 突然一下槍聲,一陣煙霧,大家的記憶就模糊了,因為不論立場和身份,都屬意料之外的事。「一射過來,大家就失憶,那時候真的不會記得細節,突然有很多催淚彈,只記得一堆人說要保護校長,接著就退去環迴東路,然後一班人去了夏鼎基,大家都不知道警察什麼時候攻入來⋯⋯。」  上前線的副校長吳基培 「一向將學生安全放在首位」  朝往校長的方向,開發第一槍,二橋之戰正式展開。 副校長吳基培不斷致電指揮官,但只有一個強硬的回覆:「你們先停手先啊」。張秀賢和區諾軒等一眾中大學生會的「老鬼」陪伴在側,首次見到這位「老朋友」如此灰心,一臉不知所措。 當時有人提議吳基培校長戴上防毒面罩「上前線」與警員調停。這位化學教授的職場由實驗室和辦公室搬到充滿槍聲和煙霧的二號橋。「那時候是覺得幾難頂都要頂,點都要上前先,因為不上前線根本就是不能受控。」 知名學府的副校長戴上防毒面罩要出面調停,讓不少人難以置信。在張秀賢口中,這位副校長向來就不一樣。 他拿出用了多年的手機,展示與這位「上前線」的副校長的對話,聯絡人名為「Dennis Ng」,訊息日期2014年9月27日,即是雨傘運動期間學聯與學民突襲政總公民廣場之後的一天。他自豪地說:「那些訊息我還留着,他一向回覆得很快,幾分鐘一個訊息。」他用手指把訊息一直向下滑,似乎是沒有終止的對話。  張秀賢說,曾經有一次他在任學生會期間,因宿費問題發起圍堵行政樓,時任輔導長的吳基培會下來拍拍他的肩膀:「Tommy,有咩我們做到的,不如大家傾傾」。「傾」對於當時的大學領袖,十分窩心。憶起往事,對制度內人物一向沒有好感的張秀賢竟然對吳基培讚不絕口。  「他是『食屎』最多的學校高層。他做輔導長這個三煞位這麼多年。一上任就是民主女神像事件,亦處理過佔領及民主牆事件。學校高層經常換,只有輔導長沒有換過,反而一直升到副校長,在學生口中吳基培做得相當稱職。Dennis絕對是一個很抵得諗,很有義氣的人,又會將同學的安全放在第一位的高層。」 回到十二日烽火連天的晚上,張秀賢坦言自己有意「挾」副校長到烽煙四起的前線。「當然都要他甘願讓我們『挾持』。這些年來都是這樣,我都是半『挾持』半『威逼』他,他心裡很清楚,但他為學生著想,也很情願。」 最後一天的炸彈 心痛中大淪為戰場  最後校方高層的調停成功,前校長沈祖堯亦現身現場。警方暫時撤離中大,氣氛稍微緩和。然而,張秀賢並不放心,之後數天都又繼續回到中大視察情況。過了數天,中大校園內示威者出現內訌,亦有中大和非中大人的分歧,中大校巴的意外和凌晨記者會風波讓中大內的人不再團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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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十一日中大百發催淚彈發炮聲、歡呼聲及分歧的聲音

高佬(化名)於2018年畢業香港中文大學理學院。大學時期都居住在中大宿舍,積極參與學校運動的代表隊。自六月起積極參與反修例運動,參與前線抗爭。 中大之役,是他首次站在「第一排」應戰。2020年1月1日,筆者在街上碰到他與女友一起到尖沙嘴維港海旁看煙花,有人拿著「FREE HK」的螢光字樣。煙花的光芒映照在他們小倆口的臉龐上。期盼新一年真的會有新開始。 【記者王紀堯、陳卓斯報道】 第一次訪問,高佬(化名)遲到了。 十一月十一日,「手足」相約在清晨的黎明行動,他接近十一時才起床,想參與的高佬也遲到了。 Telegram的訊息不斷更新。 他在文字海中看到文字轉播,香港中文大學成為了其中一個戰場。 自反修例運動開始以來,高佬一直走在前線。他未到頭排衝鋒陷陣,但往後一看前線不遠處定能找到他的蹤影。抗爭成為日常,看到對峙出現在眾山環繞的母校中文大學,他沒有恐懼,只有憤怒,大惑不解地問一句:「點解要搞中大?」 十一月十一日 為何是中大? 只知一定要守 他踏足校園,山上傳來不斷的槍聲和催淚彈聲。他沿著夏鼎基運動場旁的環迴東路衝到二橋位置。一邊奔跑,一邊換衣服、上裝備,沿路隱約看到很多認識的面孔。不少都是離開校園的社會新鮮人,都紛紛聚首一堂。 剎那的驚嘆和感動來襲,回神過來就要上戰場。 槍聲不斷,濃煙不散,他把帶來的口罩分散給不同的人。 現場二百多人,與站在二橋上的防暴警察的人數比例是一比一。他心裏清楚人數相若,我方沒有槍炮,這場仗必敗無疑問。他唯有「頂硬上」,跑到前線增援。  中午時份,太陽猛烈得很。對方佔盡上風,前線沒有太多人手持汽油彈,唯有「捱打」。他忙着掘磚,也在物資堆中找出可以用作防守的板。那時候,站在自己旁邊的大多都是中大人,心裏只想守著環迴東路,不讓警方衝進校園範圍。高佬站在二橋頭的轉角位置,站在幾塊可以移動的壁佈版旁邊,拿著垃圾桶擋子彈。子彈不斷打在物件上, 沒有一絲喘息的空間。高佬形容場面震撼,內心不斷反問:「打槍game?是否正在打battlefield?」  高佬知道形勢不對,勢均力敵,希望「守得幾多就幾多」 。對於不少中文大學的學生來說,站在二橋範圍就已經是校園範圍,距離示威者的防線未夠數十米。 「驚就一定驚,有誰不怕,我一向心態都是越戰越勇,捱到多久就多久。如果我們不站在那裡,他們只會得寸進尺進入校園,可能是大搜捕或是查封所有學生宿舍。」  被捕人的矛盾 宿舍竟傳歡呼聲 他們連環發射了許多催淚彈,視線模糊之時,始終都是衝進來了,一下子拘捕了至少四人。有人在地上被拖行。 身旁就有一個人被拉走,但高佬條件反射只懂得往後跑。人群中,有人大喊一句:「在中大的地方,自己同學被拘捕,你們慚不慚愧?」高佬沒有說出口,心裏回了一句:「我慚愧、內疚,也很灰心。」 接近四點,Telegram和連登討論區出現一則消息:「!突發!中大何宿已經有搜查令!」不少人議論紛紛,警方曾經一度衝進校園範圍進行拘捕,要進入校園範圍搜查已經不是「不可能的任務」。高佬打算到山坡上崇基學生宿舍的上何宿一探究竟,但現場意外平靜。後來,何宿舍監澄清消息,鄺俊宇又到達何宿,何宿內歡呼聲此起彼落,彷彿一場「Fans meeting」(粉絲聚會)。這個場面挑起了高佬的怒火。他對著那些歡呼「鄺神」的人,大喊了一句:「仲笑!依家好好玩?(還笑,現在好好玩?)」 「雖然我用『家人』來形容一個素未謀面的同學可能誇張了,但情況其實有如有家人患病、過身或者被捕,正常人會不會半個小時之後可以大笑歡呼?只有一條街的距離有同學被捕,為何還可以笑得出來?這些同學很大機會被控暴動, 面對十年的監禁,都不奢望那些人從宿舍下來幫手擋、幫手頂,但其實還可以有發揮的崗位,但當時他們穿了頹tee、穿了拖鞋,在大堂拍手歡迎,猶如看見明星一樣。到底有甚麼值得慶祝? 」 十一月十二日 圍堵載著校長的保安組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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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三一暴動案 七被告罪名不成立 判案書質疑「身穿黑衣的人便是參與暴動一份子?」

八人被指參與2019年八三一灣仔暴動,其中「陣地社工」陳虹秀早前已獲宣佈罪名表證不成立,當庭釋放,其餘七名被告在十月三十一日在區域法院接受裁決,法官沈小民早宣讀判詞,宣佈全部被告罪名不成立。法官指出,案件最大問題是控方沒有證據顯示本案的被告人在他們被拘捕之前實際作為。 記者:王紀堯 「身穿黑衣的人便是參與暴動一份子?」 法官沈小民在判詞中指出,從呈堂的錄影片段可見,不少出現在鏡頭的人都是以黑色作為主色打扮,亦時不時聽到有人形容參與非法集結或暴動的人為黑衣人,不可否認「黑色這種顏色越來越被人與這類社會運動扯上關係,但提出質疑「問題是這趨勢是否已到了一個階段 -— 身穿黑衣的人便是參與暴動一份子?」   判詞又引用在聆訊中警方證供。 警員指在現場看見一些穿反光背心的人,只説「相信他們是記者」,但實不能確認他們的身分。判詞提出以為,「如果警方也認為穿上反光背心這樣特別的裝束也不能視他們為來自某一特別組別的人,同一道理,黑衣人的裝束又是否代表一定是參與暴動的人? 」  法官認為選擇服飾的顏色是個人喜好,不應把穿着黑衣的人隨意視為參與暴動或非法集結,做法有其危險性,或會冤枉無辜的人。 逃跑或因恐懼警方 不視作對被告不利證據 法官又在判詞指出,不能忽略人逃跑背後可有很多「清白」原因,其中包括「應警方的警告離開」,或是由於當時的社會環境而產生對警方的恐懼,或是對人群一擁離開的自然反應。  法官引述錄影片段看見第六被告人在花旗銀行外被至少六名警員圍住制服的畫面,看見多名警員屢次用警棍擊打第六被告人的證供,指出有關警員沒有承認使用過分的非法武力,但在市民看在眼𥚃,會因而對警察產生恐懼。出現遇上警察而逃跑的情況,法官認為「這可能性是實在而並非憑空臆測出來」,因此不會把被告們逃跑一事視為對他們不利的證據。 身處現場或想見證歷史  在案件中,控方指出被告集結的共同目的是破壞社會安寧。法官指,當晚出現的情況並非香港常見的現象,本案證物證明有暴力場面,但客觀情況顯示沒有出現嚴重人命傷亡,附近的店舖也沒有遭到肆意的搶掠,錄影片段所見場面很多時間都都顯得頗為和平。  法官不排除對於某些人而言,案發當日難得的歷史時刻,有人或希望到現場見證這一切,「說他們愚蠢也好,他們當然明白要承受一定的風險。若他們不希望被人誤為暴動者,因而遮蓋容貌,這也是可以理解的」,基於現場環境不安全帶備防護裝也無可厚非。 法庭認為控方未能在毫無合理疑點下證明有關控罪,裁定所有被告人面對的控罪罪名不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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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法》被捕中四生青春夢碎 何忻諾希望我城還有「盼望」的權利

何忻諾(Yanni)今年十七歲,正讀中四。 人生若分四季,少年十六、十七時,該是春天。遺憾地,她還未碰到初夏,便一下子墮入寒冬。 今年七月二十九日晚上,Yanni由沙田出發往大圍見朋友,出門不久便被警方拘捕,將她押返住所搜屋。抵達家門,警員才透露,她的罪名是港區《國安法》實施不足一個月的「煽動他人分裂國家」。 到外國留學、讀大學上莊、開咖啡店⋯⋯,她的理想世界霎時崩壞。「Fucked up了,沒有未來,真的。我這樣說好像好輕鬆,但其實真心的,我覺得自己已沒有未來。有時學校講生涯規劃,我覺得算數吧,我都要坐監了。」Yanni說。 才十七歲,面對最高的刑期為終身監禁的指控;香港步入變幻的關口,中共頒下《港區國安法》,街頭抗爭走到瓶頸。前路茫茫,她還未絕望:「香港的情況未去到極差。希望吧,希望有希望。」 十月初見何忻諾,適逢疫情緩和,她如其他學生般開始回校上課,日程也變得緊湊,經幾翻聯繫,我們終相約課後於咖啡店進行訪問。 舊時談中學生生活,總離不開上課下課、吃喝玩樂、煩戀愛、煩學業⋯⋯青春,大概相似。其實Yanni 也一樣,是一位普通的中四學生,有自己的夢想與計劃,只有丁點不同,2016年,她剛升中便參與社會運動。 政治啟蒙來自梁天琦 這一代的年青人經歷浪接浪的社運潮。2014年雨傘革命是香港主權移交後,首次持續大規模的群眾運動。雨傘的時候,Yanni只有十一歲。她跟家人到過金鐘佔領區:「我去的時候是十月,人們坐在馬路摺紙。我去的時候已經是這樣,沒有衝突場面。」 「為甚麼參與社運?因為梁天琦。」她說。 雨傘落幕,本土派茁壯成長。2015年梁天琦及黃台仰等人組成「本土民主前線」,主張勇武抗爭、港中區隔,發動多場「光復行動」反對水貨活動。2016年大年初一晚,警民於旺角正面武力衝突。部份抗爭者認為這是「勇武抗爭」的實踐;政府將此定義為「暴動」。警棍與槍、磚頭與火,是那場衝突的象徵,及後變成「反送中運動」的常態。 初一事件令Yanni 關注社運。「初一我在家裡通宵看電視,沒有睡覺。看見電視台直播,交通警開槍,真的受不了。」槍聲讓她徹夜難眠,更破壞了她心中政府和警察的形象。 2016年捲入初一事件中的梁天琦,正啟蒙了她的政治理念。 「知道我為甚麼會留意梁天琦嗎?因為楊岳橋的助選團跟我說:『妹妹啊,你回去留意一下六號和七號啦。』回去之後我特意看他們的新聞,我便覺得梁天琦的理念很好。這件事很經典!」2016年二月立法會新界東補選中,非建制派有兩名大熱候選人,分別是六號梁天琦和七號公民黨楊岳橋。梁天琦雖以六萬多票落敗,但他憑著政治魅力和演說能力,獲得部份年青人支持,Yanni 變成梁天琦的支持者之一,她的朋友笑說她是喜歡梁天琦戴起圓形眼鏡,Yanni尷尬笑著耍手否認。 因為梁天琦,她開始認同勇武抗爭和本土路線,「2016年真的改變了很多人。」那年她十三歲。 「將本土理念帶入立法會」是2016年本土派矢志目標;到今年民主派初選,仍有候選人提出「讓本土派成為主流」,攻取立法會議席。Yanni從新東補選開始支持梁天琦,到2016年九月大選支持梁天琦「Plan B」梁頌恆,遺憾梁頌恆當選後再被褫奪議席。 涉「煽動分裂」被捕 警署內被抽取DNA 2016年七月,讀中一的Yanni 加入了「學生動源」。至今年六月初,她以私人理由離開了該組織。及後於六月三十日下午,「學生動源」在其Facebook專頁宣布解散香港本部。 今年六月三十日晚上十一時,《港區國安法》正式公布細節,七月一日凌時生效。七月二十九日晚上,何忻諾等四名「學生動源」前成員被警方拘捕,罪名是「煽動他人分裂國家」。「本身出了門口,因為約了朋友,於是我由家走路到大圍。當時有朋友打電話給我,收線十數秒,就有幾個人衝出來,在天橋邊按著我。」約十名警員將她鎖上手銬,帶上私家車,押返其沙田住所搜證。 抵達家門,她才被告知自己涉嫌干犯「煽動他人分裂國家」,教她頓時呆住。十數警員在何忻諾的家翻箱倒篋,帶走了兩部電腦、兩部電話、數枝旗、十多本書、《地厚天高》DVD、貼紙文宣和一塊在人鏈活動時畫的橫額,連擺放胸圍的信封也遭拆開,「我跟警員說這是放胸圍的,但他不信,偏要拆開。」 當晚屬警方首次就《港區國安法》罪行上門拘捕,坊間資訊相當混亂。先是辨認被捕者的困難,有網媒攝得Yanni被捕情況,惟片段未能清晰看見其容貌,她亦非部份媒體所述的「鍾翰林伴侶」;也沒有如傳聞般被帶往馬鞍山警署,反而先被押至田心警署,再轉至沙田警署。幸得一班朋友相助,他們很快便找出Yanni的位置。 送抵警署後,她先進行打指模等一般被捕程序,然後被要求檢取DNA樣本。警員給她一份檢取DNA同意書,「寫明你可以不同意(被檢取),但我們會用適當的武力去抽取。」「適當武力」四字定義模糊,確存在寬大的幻想空間,她只好簽署文件,讓警員檢取DNA。 沒想過是自己 獨困在「臭格」(羈留室)小房間裡,沒有時鐘,也看不見天日。躺在硬石床上,加上冰冷的空氣,教人難以入眠,眼光光的看著三面牆壁一道大閘,無止境的等待⋯⋯。 何忻諾被扣留在羈留室長達四十四小時,漫長苦候,必然思前想後。她想到外面的家人、朋友。她說家人一直知道她對社會的熱忱,所以大家都有心理準備,但仍因家人為她頻撲感到內疚,亦慶幸自己的好朋友在患難之際替她照顧家人;她又想過,自由就在走出家門那一刻終結,從此要被關柙:「以往《國安法》只有七一(示威)被捕的人,然後我們就是第一批,沒有案例供參考,好擔心。」現在提起可能「坐成世(終身監禁)」,她便苦笑長嘆:「係啊……別提我了……。」  她談到在警署內最深刻回憶,是在田心警署碰見另一位同案被捕人、「學生動源」前成員何諾恆。「本身看見警署內的被捕人都是犯了聚賭或打架的阿婆阿公和小混混,與抗爭無關。直至在田心警署碰到何諾恆,我們高興地打招呼!然後警察便罵我:『有甚麼好開心?』」一句問互相支持的問候,也被一聲喝止。  捱過在「臭格」折磨,萬幸能保釋外出,她坦言鬆一口氣:「終於看見天,終於知道現在幾多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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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理大」油麻地暴動案未定分拆處理 控方:身處暴亂現場就是鼓勵暴動

去年十一月十八日,大批示威者被警方圍困理工大學內。有市民到油尖旺一帶聲援,多人在油麻地一帶被捕,被控暴動罪。由理工大學事件衍生出來的十二宗案件的其中一宗,今(十六日)共十九人於西九龍裁判法院再提堂。 【記者陳卓斯報道】 未定分拆或合併成立 下次開庭或有結論 控方指證人眾多,但未有提及實際人數,並向法官提出會否按照其他十一宗案件的處理手法,先與辯方商議案件爭議點,再決定是否需要合併處理,還是分拆案件。法官高敬修認為控、辯雙方討論是否分拆案件進行審訊是可以考慮的。「分開審訊,可以專心關注案件的爭議點,並且可以『審快啲』。」並為控、辯雙方訂下時間表,詳情如下:法官指控方在下次開庭二十一天前需向辯方提出分拆建議及背後的道理,辯方須在14天前回應,讓控方跟進,並在開庭前不少於兩天前控方須向法庭匯報結果。 控方:雖未有證據顯示如何「鼓勵暴動」 控方在庭上又指出當日於油麻地窩打老道與咸美頓街之間的彌敦道所發生的,不是一個普通的案件,而是大型集體的案件,一般市民透過當日的媒體報道、交通消息、政府消息亦知悉該區正在發生了大型的事件,如果只是一個普通市民被圍捕的機會很低。若果當時在這個暴亂的環境中,即使辯方提及的兩位被告人沒有穿黑衣、沒有防護裝備、沒有武器,亦不代表他們沒有參與,和鼓勵暴動的進行,是控罪的基礎。控方庭上一再強調,「雖然控方暫時未有證據顯示被告人的如何鼓勵暴動,但身處暴亂現場,就是鼓勵暴動」。 辯方回應:「純粹在現場亦是鼓勵?控方始終提出不到被告人到底做了甚麼去鼓勵暴動。」 同庭的第十一名被告為尼泊爾人。開庭後,法官高敬修打斷了控方的發言,隨即安排尼泊爾傳譯,由於要作出雙重傳譯(即是由廣東話翻譯到英文,並再由英文翻譯到尼泊爾語)的關係,法庭提醒各方陳詞語速必須減慢,以便傳譯員工作。法庭亦會在下次聆訊安排尼泊爾語傳譯員。 案件押後至2021年一月十五日於西九龍法院(暫代區院)再訊,十九位被告容許繼續保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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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爭歷史來回又折返 老師細數九龍壹街黑歷史

百年一遇的抗爭運動,2019年遍及港九新界,激昂世代走過每一條街,對街道的歷史有多深?中國文學老師余震宇撰寫的《壹街一個故事 九龍篇II—九龍街道與社會大事》來到第二輯,書中揭穿殖民政權的荒誕,今日眼前看見的荒謬,一切都似層相識:警暴、警黑合作、「義士」自殺、籌錢組織、中共介入社會運動⋯⋯,在沒有twitter、Telegram的世代,前人曾在街頭竭力呼喊過。 香港百年來歷史連繫動盪的世界歷史,縱是可歌可泣,政權更迭之後,封塵的歷史如何說起?醉心研究本土歷史的余震宇認為,大聲疾呼「我是香港人」的同時,需要多掌握本土歷史的基本認知,若然身份認同只建基於情緒,只會令「香港人」的身份認同流於虛幻和感性。 記者:關震海、陳零 經歷跨年的抗爭運動,數千人被起訴,可預計未來記者的採訪地大多在法庭。每次法庭聆訊之後,見同路人追逐囚車,縱使囚車的啡色玻璃暗不透光,同路人依然不顧安危撲向暗黑的玻璃呼喊:「頂住呀,手足」。 五十三年前,未有「手足」之詞,亦不知有沒有受到「手足」的待遇。 參與六六騷動案的盧麒,被「黑警」藍剛的手下嚴刑迫供,縱使港英政府花了半年時間完成九龍騷動報告,被控告偷單車入獄四個月的盧麒出獄後一再重翻港府調查的九龍騷動報告,他向政府講述警察如何用泰拳招式「四八四」瘋狂毆打、屈打成招的情節,在報告內警暴的投訴如一縷煙,煙消雲散。 半世紀前的「義士」盧麒 出獄後盧麒入住劏房中的劏房,1967年三月廿三日,衣袖纏牀邊,自縊身亡。死前身體着地,因此盧麒的死依然是一個謎。盧麒的葬禮上的花圈稱呼他為「義士」。跟他一起抗議天星碼頭加價的蘇守忠,在盧臨終前收到他的信件。上世紀六十年代的義士,他寫道(以下是節錄): 「孤島綠綠襟寒波,艷陽花蝶,四顆茫茫引哀歌,斷腸心裂,時光不憫人,如輕煙,似飛箭,今有幸歸來,門依在,人面改。」 盧麒之死雖未明,那種義士站在孤島、「被遺棄」的感覺是肯定的。六六騷動的示威走過尖沙咀天星碼頭、油麻地,示威期間突然衝出一班來歷不明的黑社會,四處打破玻璃,搶掠商店物品,行為超越政治訴求。盧麒成為黑警的眼中釘,最後鬱鬱而終。 資深傳媒人程翔在序言中說《壹街一個故事》是一個「『史地結合』的另類嘗試」,余震宇將1952年、1966年、1967年的九龍騷動事件,作為時代的引子。之後的章節以街道作分類,黑警呂樂如何利用重慶大慶及九龍城作為警黑合作的基地;港警一度在馬頭涌難民營開槍傷及國軍;日軍在油麻地警署殘殺「東江縱隊」的隊員⋯⋯,一幕幕的歷史場面,有因有果,有血有淚。香港人走來百多年的歷史,余震宇翻箱倒籠由街道入手研究,將香港歷史展現在眼前,他坦言香港人的命運就是不斷跟記憶作戰。 「人本性就是善忘的,2014年佔中,波瀾壯濶,2015、2016的人去了哪裡?如果沒有2019,香港人可能已經忘記了。我們要認識共產黨的歷史就是階級鬥爭,總會無風起浪,挑起干戈,所以鬥爭是不會停的,我們要生存下去,更要對應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余震宇說。 重蹈英殖鎮壓之路 在抗爭年代做記者很難,對於香港的「亂象」,各執一詞。有人說,香港一直都是繁榮安定;亦有歷史學者告訴記者,香港在上世紀的確發生不少動亂,1967年的暴動更長達近十個月,導致五十人死亡。 在《壹街一個故事》,余震宇挑了1952年的「三一暴動」、1967年的「六七暴動」,兩場激烈的暴動放在第一章,兩場暴動也有中共長長的影子。暴動跟左派盤據的街道息息相關,余震宇更列舉了英殖民時的以法治港的荒謬與今日的香港作比較。 「當年的艇戶事件,避風塘的漁民搭旅遊巴過海去中環去請願,談不上示威,漁民在旅遊巴上被警方控告《非法集結》,荒謬嗎?」余震宇將香港的社運史如數家珍,警察暴打示威者,混入示威者,衝上巴士拘捕等行動,早於半世紀前已出現,「到今日都是用這些招數,證明香港政府的招數不多」。 書寫香港街道歷史,由街道引申至背後香港人被欺壓的歷史,余震宇努力書寫,當中的信念是要講清楚「香港人是什麼」? 「你問年輕人什麼是香港人,好多人話:『總之我們不是中國人』。中國人好乞人憎,但戀殖也是行不通,因為殖民地好乞人憎。我們的身份認同如果用『憎恨』去結構,只會令我們的身份變得太過虛幻、感性。」 余震宇強調,香港人的歷史至少有150年,社會有大事發生,穿過橫街窄巷,我們口中「香港人」都不知如何說起,抹去本土大事,跟前人無感通,研究香港歷史經年的余震宇質疑,「我是誰」往往講不清楚,怎能釐清香港跟國際的關係,難道只靠街頭抗爭吸引外國眼球? 說到底,香港人要基本的本土歷史資料,「之後才有討論的空間」。 大時代 做老師不能不聞不問 在敏感的大時代書寫香港歷史,余震宇說幸好還有理智的同行支持,惟他在大時代的漩渦中,也感到老師是脆弱的一群,「老師是一群無權勢的人,有人無限上綱上線攻擊老師,其實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但做老師活在大時代不聞不問,我做不到,我只是講歷史,以古鑒今。做老師,如果想講些事,我會講歷史。」 香港快淪落至落筆行文寫每隻字都要深思熟慮,余震宇認為疏理歷史在香港還是有空間,香港未到文化大革命的階段,「文革就是政權高層就著歷史的版本有爭議,之後變成更大型的政治事件,民間互相揣摸『真實』的歷史,香港還未到這地步。」 守護香港歷史,我們應該先好好保護守護歷史的人,余震宇坦言講述香港歷史的大專著作不能普及至大眾,教育界有其責任,但公眾亦應該有認識及珍惜歷史的意識。「不能靠一、兩個人去做,我印本書講香港歷史,賣出一千本,只冀求保住意識形態,要多些人去傳本土歷史。」 余震宇曾對記者說,他疏理歷史就是「記住政權的醜惡」,「醜惡」的歷史恆河中亦有預言者,在序言中程翔就例舉香港革新會主席貝納褀(Brook Antony Bernacchi)就預言香港政制若不改革,香港兩、三年內發生暴動,結果在1966、1967年連環爆發暴動事件。 今日香港的預言可能被扭化成居心叵測的妖言。香港壹街都是黑歷史,這些黑歷史就是香港的軌跡,當香港人化成水湧上街頭,別忘了前人在街上留下的標記。 《壹街一個故事 九龍篇II—九龍街道與社會大事》$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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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前兩名傷者被射爆眼 義務救護員抱擁崩潰的情緒

採訪:關震海在槍林彈雨的抗爭現場,義務救護員(下稱:FA)搶快救傷者。現場中有傷者中橡膠子彈,有人被正面射胡椒噴霧,現場更多的是吸入催淚彈後躺仰在地上無助叫喊的升斗市民。望海(化名)六月開始投入運動,全力前線抗爭,直至八月她敵不過內心的恐懼感,轉為FA在抗爭路上拯救傷者。八月在現場記者目睹望海情緒高漲,當防暴警與群眾對峙,穿起FA螢光反光衣的望海仍高聲痛罵一大堆防暴警,萬綠叢中一點「黃」,巾幗不讓鬚眉。望海不諱言,當時轉為FA之前,已發現情緒出現問題,八月更加是爆發點,「我在六月九日、六月二十日在立法會留守,只要回憶起前面的『手足』被捕,警察敲盾牌的聲音,潛意識也在抖震。」由六月開始,多場激戰,望海清楚警民雙方的暴力懸殊,內心時刻有被捕的懼畏。「前線日積月累的暴力場面,對我來說已經好大陰影,直至八月十一日在尖沙嘴警署門外一名爆眼的女FA倒地,四周的人都大喊『FA FA(救護員)!』,我跟她擦身而過,腦海一片空白,不懂反應。」當時望海還是抗爭者,親眼目睹爆眼傷者倒地的場面,她頓了一頓之後不得不往尖沙嘴方法逃跑,事後還是悔疚。 鎮靜劑旁身 望海正職是一名社工,她很清楚自身情緒問題的症狀,七月找了「良心理政」求助,組織轉介她看家庭醫生,但她一直拖延,「可能這就是社工的專業陷阱,我們看得透一件事,化不化到自己,又是另一件事,而且覺得很多人比我更有需要。」「可是⋯⋯,我自己是解決不了自己的問題」,望海苦笑謂。「為何射催射彈?」、「是否可以做再多一些?」,望海內心一直自責。由六月九日的警暴開始,她不斷問自己「為何?」目睹爆眼少女倒地一幕之後,望海在街上經常無緣無故流眼淚,駕電單車時又曾經無故失平衡倒地,「就是爆眼少女事發的那一天,我轉了職。(轉了做FA)。」八月十一日後,從朝早到下午淚流不停,她自問:「為何眼淚一樣流?」「對整個社會無力,為何不能夠改變,很多困惑、很多『為何?』」望海終於八月中旬去看家庭醫生,醫生配了一個月份量的血清素和鎮靜劑量給她,望海食了血清素後,情緒平伏了不少,今年已停食血清素,但直至今年她出門仍帶備鎮靜劑「旁身」,以防無緣無故在公眾場所哭泣,以免場面尷尬。 看直播是另一種苦 去年家庭醫生一直輔導,醫生建議望海抽離一下:「可以的話,嘗試一晚不要看電話吧」。她曾經接受醫生建議,但還是禁不了手機「彈出來」的直播。 「看直播是很Guilty(罪咎感)的事,大家出去的時候,是應該出去,我難道在家中食花生?」望海突然又轉做社工的角色安慰自己:「其實每個人的承受程度都不同呀。」她憶述八月在紅磡土瓜灣在抗爭現場,車禍弄至她拐步走路,她也堅持赴現場。直至今年,她有時不在現場,在電話直播中眼看警方在現場拉起鎖封線濫捕市民,中共不但實施港版國安法,更瘋狂DQ 十二名民主派候選人,押後立法會選舉,所有抗爭和政治新聞的直播,她說「是另一種苦。」望海不迴避香港的「壞新聞」,痛苦也甘心睜開眼看。踏入2020年,她說自己有一個「壞習慣」,就是看Facebook 和 IG的一年回顧,自己重看過去一年零碎的片斷。「我一想起理大,就會覺得香港人輸得好慘,當日輸了很多香港人的鬥志,憶起當日往事很感嘆。」 數個月的FA歲月中,她腦海不斷回顧受重傷的傷者,十一月十二日中文大學裡四處聽到呼天搶地的呼喊:「FA!有沒有FA!」;還有理工大學替左眼皮裂開的少年包紮, 最後他的左眼還是瞎了,永久失明。腦內不斷重複抗爭、受傷的畫面,望海慨嘆這是熬人的記憶,「在現場顧到前又顧不到尾,那種感覺殘留在腦袋,為何不可以做多一些呢?好似很多時刻其實也不及時。」抗爭不及時,救援不及時,反抗不及時,望海內心混合抗爭者及救援的自責,在沒有盡頭的絕望政治環境,在現實生活中還要放下情緒去服務俗稱「藍絲」(政府支持者)的服務者,望海沒有逃避過去,反而她想做個勇於擁抱悲傷的香港人。「我覺得有這些創傷,才可以讓大家(香港人)一起向前,2019年的事一輩子很難忘記的。」望海堅定的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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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插畫師 Daniel Lau《香港大道》不平坦的民主路談虛實之間

撰文:《誌》記者 《誌》跟插畫師Daniel Lau 劉彥耿合作一年,我們在構思《香港大道》封面時,問了很多香港人的意見,主編關震海曾經在公民報道班要學生拿一組相片做功課,其中一張是6月12日翌日中信大廈的照片,照片中立法會對出迴旋處一片頹垣敗瓦,啟發我們以此實景為中心,構思《香港大道》的封面。 Daniel Lau: 「迴旋是一個迂迴的道路,你可以看得六四的民主路,這是路的開端。慢慢繞過這個迴旋處,其實是一條路。切合返《香港大道》的書名,不是很平坦,經歷了很多,迴旋處是一個不錯的象徵。 「中信大廈發生了那件事(六.一二),那種很凌亂和頹垣敗瓦的景色,在六四的自由民主女神像開始,香港的民主之路都不是不平坦的。2019年一路上,如「黨鐵」、白衣人、太子站,在影片或新聞相片經常看見,這些是很深刻的,好有情感,好有理由放這些情景下去。我刻意用煙、淡彩、留白,去模糊了一些空間,令我們可以過渡到下去,虛實之間,我都在考量。」 《香港大道》封面及人物插畫師—Daniel Lau 劉彥耿 1990年出生於香港 2012年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 以西洋繪畫及雕塑作為藝術創作媒介 主要以人物、動物與城市環境的關係作為創作主題 個人網址:lauyinkan.com 《香港大道》全書250頁  8月中發售 誌傳媒有限公司編採、發行 學生價:$350 正價:$380 查詢:66076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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