蘋果於1995年6月20日創刊,最高銷量達50萬一天。

容不下《蘋果》的香港 香港失去了什麼?

港區國安法落實後一年,大有駕御香港的普通法之勢。國安法庭可以沒有陪審團,國安法須指派指定國安法官,大部分的被告不能保釋,未審先判,情況與內地「剝奪政治終身」的待遇漸漸接軌。

在這一年間《蘋果日報》依然發聲,成為北京的頭號敵人,創辦人黎智英被控多宗國安罪。可是,黎智英在牢中也不足以令《蘋果》結業,5月政界、新聞界早早廣泛流傳,7月1日之前,北京必定取締《蘋果日報》。

國安法落實一年後,由原先言之鑿鑿只犯及「少數人」,到今日竟可以用「懷疑」串謀勾結外國勢力,飭令凍結《蘋果日報》三間公司,800名員工斷水斷糧。政權還動用了香港百多年金融及報業的聲譽,務求令《蘋果》在7月1日結業。在沒有槍彈脅令印刷機停印的情況下,《蘋果》受盡警方、國安法的恫嚇,拘捕主筆李平,當時還有傳警方再入壹傳媒大樓拘捕記者。《蘋果》決定提前在周四(24日)印最後一份《蘋果》停刊,周三下午宣布結束《壹週刊》、《飲食男女》,管理層決定全面撤退傳媒,連網站及社交媒體也將會消失。

蘋果日報於1995年6月20日創報,跨越屹今26年。

主筆被捕 傳威脅交出員工資料

一份26歷史的《蘋果日報》最終要在24日在風雨間提前結業⋯⋯,上下員工800人無奈離開記者席。24日凌晨,最後一任的執行總編林文宗走出壹傳媒大樓,答謝《蘋果》在守候的讀者,他亦無奈說:「(《蘋果》)已超越了一間公司可以處理的事」。

《蘋果》結業後的第三天,盛傳是政府下一個目標的網媒《立場新聞》,周日 (27日) 6個董事之中4名董事辭去職務,並停止收會員,5月之前的博客文章下架,先徵詢法律意見。

《立場》宣布此消息後,《蘋果》另一主筆盧峯 (真名:馮偉光) 在機場被捕,他被指涉嫌「串謀勾結外國或者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新聞界在周日晚上罵聲四起,一方面北京放消息,壹集團可以用上繳《蘋果》員工資料換取解凍《蘋果》資產作條件;另一面又「趕盡殺絕」,拘捕另一名任職《蘋果》24年的主筆。究竟北京「死亡筆記」是如何寫的?

沒有《蘋果》的香港,大局已定,那蘋果掉下來,香港四處是否長出蘋果樹?公民社會是否遍地開花?

論《蘋果》在香港的角色及功能,將意識形態、政治影響力及監察角色三個層面分析。《蘋果》在今日的香港有何角色?論意識形態,香港人早看厭《蘋果》,年輕人找到其他渠道吸收民主自由的價值。最有力的證據就是《蘋果》從來支持一中政策,《台蘋》的一中表述一直得罪了很多台灣年輕人,近年香港年輕人亦從網絡吸取香港獨立的訊息,在網絡熱烈討論,開展論述,新一代由寄望中國民主化轉向本土獨立思潮,在分離主義擴張的年代,某程度令《蘋果》顯得十分尷尬。

6月24日,《蘋果日報》在風雨中告別。(王紀堯攝)

 

論政治影響力,《蘋果》在後雨傘已開始減弱,特別是選舉的影響力。2016年立法會選舉中,《蘋果》還是只替他們相熟的泛民參與者拉票,冷落長期關注土地議題的素人朱凱廸,結果朱在新西獲8萬多票,令《蘋果》大跌眼鏡,翌日不得不以「票主」朱凱廸作頭版報道。在「無大台」的政治形態,《蘋果》的政治影響力漸漸減低,中方指控《蘋果》勾結外國勢力,是否屬實?《蘋果》在政治上還有沒有巨大的動員力?實在值得商榷。

至於監察角色,無論《蘋果》的政治影響力如何減弱,它始終是在香港最重要的角色,暫時沒有大眾媒體能取替。

一份絕「不賣賬」的報紙

《蘋果》消失後兩天,在網上仍沸沸揚揚,前員工回顧在蘋果的事跡,財經版前記者在社交媒體透露年薪八位數字 (千萬港幣年薪) 的上市公司高層也害怕《蘋果》記者在場,公關在現場先確認「《蘋果》記者在嗎?」。在透明的市場運作,《蘋果》精神就是尋根問底,給人的感覺是沒有東西可以瞞到蘋果記者。

蘋果的報格就是「不賣賬」,問題尖銳,往往衝破禁忌。7年前,我還在《蘋果》任職偵查組記者時,上司要我到沖繩追查一宗港人夫婦酒店自殺案件,記者赴沖繩酒店查自殺案,到沖繩警署了解情況,一直查到香港夫婦每周出席的教會,發現這宗自殺案,涉及宗教集體投資騙案。調查結果所得,一名香港著名的股評人,暗地裡組成買股票內幕消息群組,利用夫婦在宗教團體的人脈,誘騙他們集資投資股票,最後投資失利離場,夫婦受不了財政及宗教朋友四方的壓力,二人到沖繩一酒店燒炭自殺身亡。

我和拍檔查到案件跟一名股評人有關,股評人就是那對夫婦的上線,但正是《蘋果》財經版的專欄作家!原本是一單絕佳的偵查報道,在一宗自殺案當中抽絲剝繭,揭發出商業詐騙行為,但偏偏是涉及公司(《蘋果》)的利益!

我跟拍檔回公司詳細匯報調查結果,上司拿着我們的資料準備步入A1(頭版新聞)房匯報這單偵查新聞,看可否上到明天的A1頭版。未入A1房前推銷這單新聞前,上司細細聲告訴我:「不要有任何幻想,原來他(股評人)是總編輯 (當時總編是張劍虹)的好朋友呀。」我跟拍檔垂頭喪氣的回到自己的位置,不存任何期望。當時我差不多做了十年記者,深明報社潛規則:怎會有記者可以揭穿總編輯的好友罪行?是不可能的。

上司從A1房出來,歡天喜地告訴我們:「海,恭喜你,版面A6」。雖然一宗值得上頭版的新聞不能成為明天的頭版新聞,心裡仍然是莫名的興奮,這宗新聞教曉我,什麼是「公眾利益」!最後股評人被證監會調查,他被揭發在報章專欄對某些股票「先唱好」,然後在妻子的戶口散貨,最後該名股評人被釘牌30個月。

6月24日凌晨,市民在報攤排隊買《蘋果》。

沒有禁區 無所不談

《蘋果》不但「不賣賬」,提問往往是十分尖銳,報道沒有「禁區」可言。2013年日本AV女優訪港,上司派我第一天跟蹤他們晚上有沒有跟香港的公子哥兒有聯絡,或作其他色情交易,最後無任何發現。

翌日AV女優在旺角一間酒店開記招,上司知我懂日語,他叫我在途中大聲發問,問「你們如何看尖閣諸島 (釣魚台)的事?」,當時我心裡暗罵「人家來宣傳,香港人又愛美女,為何一定要尷尬的問些政治的問題,問無傷大雅的事不就是好了」。最後,我自我檢討:為何在發問上設限? 為何AV女優不可以談政治?狄娜可以談自己愛國,AV女優就不可以?結果,我做了首位向AV女優發問中日關係的傻記者。一如所料,AV公司的公關隔開了我,之後全程我被看作「絕緣體」一樣。到了《蘋果》需要我去翻譯問題,我才可以靠近女優,只准做些翻譯的工作。

《蘋果》給予一年多時間給記者調查石澳前高官與富商霸地十年建豪宅的事。

我在《蘋果》的工作經歷,上司經常刺激記者大腦,內部有一種很強的氣氛

  1. 不會為採訪難度設限—「不要說做不到」
  2. 不會為採訪設禁區—「沒有東西是不可以問、不可查」
  3. 不要因着採訪對象的親疏關係而留情 —「必須報道最真實的一面」 

這三條鐡原則沒有貼在公司,但做過《蘋果》是深深感受得到。

《蘋果》給我四年的偵查經驗,完全顛覆了我的思維,當我採訪一個被精神病丈夫斬傷的母子,我們連日追蹤採訪,發現母親是一個望子成龍的婦人,而已達成狂的地步。我們不是用同情她的角度,而是真實地報道一名新來港的母親在內地為了保存面子,在香港一副力爭上游的面孔。

2013年,收到時任元朗指揮官出席小桃園飯局,《蘋果》毫無避忌刊登。

早前《蘋果》最後倒數數天,仍然盡力揭發鄉事勢力梁福元借官地給其他機構倒屎(糞便)謀利的醜聞,負責這報道的記者是我之前的同事,他告訴我投訴人是一名元朗親建制的「藍絲」,投訴人向多個媒體投訴,不得要領。

信奉建制的市民投訴無門的情況,在我十年前入《蘋果》做記者已經常發生,而且不少建制派人仕是我們的「針 (線人)」,他們十分清楚建制媒體是不會理睬他們的不公,找《蘋果》才可以迫使執法部門工作。我有一位警察朋友,他曾告訴我,一旦蘋果頭版揭發什麼貪污舞弊,警隊醜聞,甚至比警隊更早破到的刑事案件,早上8時前便要叫齊警署的高層入房開大會,商討如何跟進案件。

《蘋果》在香港的角色就是為香港人發聲,民間有句話「香港勝在有《蘋果日報》」,它是不畏強權,無所不可談,就如《產經》副總編輯藤本欣在頭版評論說「為香港人發聲,《蘋果》以外,別無他紙」。更重要的是,回歸23年來,《蘋果》是測試一國兩制的報紙,香港可以容納一份監察權貴的《蘋果》,就是代表香港還有一國兩制。它一旦這樣被政權粗暴的法律,在網上網下徹底粉碎,象徵着香港已失去一國兩制的保障。

失去溝通橋樑   

沒有《蘋果》,為何其他媒體不能頂上?《蘋果》的付費訂閱人數達50萬以上,合計報紙的讀者,即每10名香港人,便有一個香港人每天付費給《蘋果》,這個市場佔有率是不能與其他城市比擬。我曾經問日本報章一名資深記者,一篇很受歡迎的國內文章,紙本跟網絡大概多少人看?他說50至100萬左右,若以100萬人觀看,只佔日本整體人口 0.1%。

7年前的雨傘運動,在旺角佔領區採訪,我近距離拍攝到反佔中人仕打港台記者,這條影片上載到動新聞,數小時已多達50萬人觀看,是一個非常驚人的數字。其他轟動的案件如2012年周凱亮殺父母一案,每條即時新聞接近100萬觀看,就是因為周凱亮即時新聞的成功,《蘋果》正式進入即時新聞年代。縱使2014年後社交媒體分薄了《蘋果》的點擊率,但它在港台兩地的觀眾滲透率,與亞洲其他媒體比例,仍是十分驚人的數字。

《蘋果》作為名符其實的「大眾」媒體,政府解釋政策,澄清闢謠,或需要在民間發酵討論的時候,《蘋果》是重要的橋樑。可是,現在已徹底失去了《蘋果》這道橋。周五(25日)晚上《香港01》及TVB 傳出保安局局長代張建宗,升任為政府第二把交椅政務司司長,連《明報》也不搶先報道,市民不知道消息屬真屬假,這種情況只會繼續惡化下去,網絡充斥假新聞,這種「不清晰」的空白格,漸漸形成生活的白色恐怖。

蘋果日報築起的「集體監察」圈

更重要的是,多年來《蘋果》孕育了一個傳媒與公民的「集體監察」圈,在回歸24年只有《蘋果》實行到這個監察圈。失去《蘋果》,等於民間失去了香港一個連結了26年的「集體監察」圈。

《蘋果》過去的調查,例如南丫海難揭政府謊言、選舉種票,高官僭建、政治人物假學歷事件、學校聾人欺凌事件等,甚至是警隊不公,都是經過報道後,打開缺口,公民紛紛報料給《蘋果》,及後其他傳媒跟進,漸漸成了一種堅固的監察圈。另外,這些調查報道,亦是香港重要的公民教育,有了跟公民一起揭發的過程,公民社會得以充權,在廉潔、動保、人權等領域上,香港公民社會已建構了一個監察的網絡,只是國安法後我們可否在地下順利進行。沒有《蘋果》,這個監察圈失去了一個重要的平台。

製圖/小丘

網媒難以取代《蘋果》

為何《蘋果》只做到這個「集體監察」圈?

依我在《蘋果》工作的經驗,當中牽涉着記者採訪經驗及新聞技術性問題、還有《蘋果》品牌以及它影響力的因素。《蘋果》是行內最多資深記者的傳媒,《蘋果》新聞部至少30-40人的新聞資歷超過20年,他們揭露時弊,一針見血,很多社會組記者在各區各行業也有「線人」,這是無人能取代;此外,是市民對《蘋果》信任及《蘋果》功能性,香港人都相信「只有蘋果」才會對政權窮追猛打,為了公眾利益追查到底,而一旦報道,訊息散播率高,其他媒體一定會「跟蘋果」做。

有上述因素,才能有「媒體 — 公民」的「集體監督」圈子,將社會不公的訊息擴散開去。有些名人分析今日香港網媒不能取代蘋果全然是資源不足,這點我只同意一半,更多的理由是其他網媒欠缺資深記者及《蘋果》累積而來的影響力。

暫未有網媒可以建立如《蘋果》的品牌,也未能建立《蘋果》讀者的廣泛性,一份報章可以做到政治、經濟、社區、娛樂,照出它們的黑暗面,同時又得到香港人的信任道出真相,這是26年累積而來。

在碎片化的網絡世界,可以預視《蘋果》的消失,是代表香港的大眾媒體的消亡。大眾媒體在公共領域消失後,香港很難再聚焦討論時政,社會亦失去強大的公民監察力。《蘋果》熄燈後,其他媒體難以取代《蘋果》,特別是2011年香港《蘋果》大力改革下,一改腥羶色後、以調查踢爆為主的《蘋果日報》。

2014年,9月28日放催淚彈前夕。

公民報道 Yes Or  No

《蘋果》消失了兩星期,香港壞新聞停不了。7月1日發生梁健輝刺警慘案、保安局國安公署爭先為梁健輝案政治定性、司局長恒大飯局兼捲入強姦案、區議員一連三天的大辭職日⋯⋯。在這裡總結沒有《蘋果》的香港,行外人都看到出,黃藍傳媒縱使內容上壁壘分明,遇到刺警案這種突發事件,報道梁健輝由當初的一封遺書,又變了「幾封遺書」,突然消息又傳出梁的電腦儲存抗爭報道,還有大量「黃媒」的剪報?基本上消息完全統一,就算黃媒也只能引述消息,再沒有梁健輝其他背景資料。

一件轟動中國的刺警案,就這樣無聲無色的墮入了黑洞之中。

失去《蘋果》之後,社區新聞將會是另一個重災區,DQ消息已引發起超過百名民主派區議員辭職,社區內失去了一個公民發聲的機器。最多篇幅報道地區新聞有香港獨立媒體,論「發掘」地區議題,製造輿論,始終《蘋果》才可以製造社會迴響。失去區會之後,街坊可以做的,是增加自己採訪能力,做到人人「做到」公民記者,並且建立社區的資訊網。

在假新聞法、《廿三條》還未殺到之前,公民報道所剩的空間實在不多,立《廿三條》之後,報刊註冊、公司成立、組織採訪隊伍將會比之前更難。一旦錯過這段時空,恐怕《廿三條》治下的香港,社區新聞連走地下化的空間也所見太多。

在餘下的半年,香港的命運不論是斷網與否?香港的公民社會訊息會否流通,好像只剩下Yes Or No的答案。

別矣,蘋果。26年前獨霸天下,當年淘汰小報,今日化整為零,但願區區種下蘋果樹,開出真相。

部份評論刊載於南韓雜誌《時事INN》。
關震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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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人權報道、專責《誌》日本社會專題、《誌》責任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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