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去年十一月中大二橋事件後，我就沒有再看telegram。去年六月起在我內心開始醖釀的焦慮和抑鬱彷彿在那個追直播的晚上一同爆發。直至近期因為想做關於襲警的專題才再看telegram。
這是我這半年來第二次去法庭。無論每次我有多早，總會有人比我更早，他們大部份是年輕人，看來香港人不太健忘。
四名被告都是學生。他們當中有要返中大做FYP （畢業專題習作）的，也有家境不太好而母親只是個家庭主婦的，這都是大部分年輕人都有的包袱，他們是踏出了這些框架的一群。
休庭後，法院門口外有大約六十人在等候，有年輕人，亦有中年大叔大嬸。五月天，炎熱，而口罩加重了焗促的感覺。法院門口遠方的蔭涼處站了三個軍裝警。在法庭門口望過去，旁聽者渺小得不可再渺小。
過了一小時後四名被告步出法院，一位一直以為她是「藍絲」的大嬸若帶鄉音說：「光復香港，時代革命！」被告都離開後，她找回她的師奶朋友問：「阿蓮係邊呀？」感覺上她們像是相約聲援手足後一起去買餸準備今晚煲湯。前一秒你可以是一名抗爭者，下一秒可以做返個「普通」的師奶。
其實人人都可以做抗爭者。
實習記者 –
五月七日
範圍內與六四相關的展示物，包括中大民主女神像、嶺南六四浮雕，兩間院校同樣「先移除後發聲明」。中大早上發聲指，從2010年起從沒有授權擺放雕塑，「大學行政與計劃委員會一致決定不予批准」，而支聯會及中大學生會已解散，經內部評估後決定移走「新民主女神」像。
張秀賢是前學民思潮發言人和成員，中學時期參與國民教育運動，前中文大學生會會長，在任期間發動「罷課不罷學」，處理不少校政問題，因緣際會在學期間與中大校方高層有交情。雨傘運動期間張秀賢作為學聯常委，他們的
高佬（化名）於2018年畢業香港中文大學理學院。大學時期都居住在中大宿舍，積極參與學校運動的代表隊。自六月起積極參與反修例運動，參與前線抗爭。 中大之役，是他首次站在「第一排」應戰。2020年1月1日
草叢間的磚頭和塞了毛巾的破碎玻璃瓶；被塗上「Rioters Taxi」字句的車輛；層層油漆堆疊的字樣，隱約透出口號與字句； 橋頭多出一個新的保安崗位；被圍封的二橋渺無人煙，彷彿敏感地區的邊境。菲林照片
編者話： 疫後學童自殺問題難以遏止，多個有關學童自殺研究亦找不出自殺背後的原因，政府與NGO目前確切可做的是加設防止自殺熱線與加強學據分析。曾參與研究自殺的獨立學者也曾經是心理健康服務使用者成鈺琳撰文
從健聽人的角度思考聾人，許多人不假思索有所前設：聾人較內向、教育水平較低、只會打手語、他們均能紙筆溝通⋯⋯在健聽人作為主流的社會，聾人往往被標籤為「弱勢社群」。健聽者常誤解聾人需要；而聾人不自覺地困囿
鍾志強慘劇揭示聾人在醫院應診與住院的溝通問題，當中醫院手語傳譯服務安排、家人陪診的角色、視像傳譯的必要性均需要更多討論。《誌 HK Feature》找到曾患情緒病的聾人，兩位受訪者均透過手語傳譯員向記
鍾志強的妹妹美玉是一名註冊護士，在哥哥死後從醫管局取得其醫療報告，才驚覺哥哥有情緒病、曾被同事欺凌，上司故意安排更多工作；亦因欠債日夜返工，周身骨痛，哥哥多次嘗試過求助、找社工，只是沒有向家人表達。在
在死因研訊，家屬提出種種疑問：死者入院15天，為何醫院僅在出院前一天安排手語傳譯員？為何護士評估病人自殺風險時會錯漏百出？女兒Eva質疑：「鄭醫生在庭上稱，在爸爸入院第一天就打算安排手語傳譯員，3年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