釋後失學、家人離散、案件纏身
在勞教中心「畢業」的少年犯:我想在香港等候黎明

在沙咀懲教所,新人初來報到,先面向阿sir,猛力𨂽一𨂽腳,報:「Good morning sir,我學童DC(沙咀)JXXXXXX(編號),我陳小明,16歲,grade 2,期數XX。我學童於今晚入住本中心,B座地下二走廊,3+1號房。」進入勞教所,是每一位少年犯的開場白。

這是「報牌仔」,新人向阿sir報個人資料。他們要背熟這幾句說話,不能有錯,否則就會被責罵。數字4、7和9讀音近似粵語髒話「死、柒、鳩」,故不能直說,要以「3+1」、「6+1」、「8+1」代替。報完牌仔,他們就開始勞教生活,跟隨「受訓生須知」去服刑。

16歲的周以聰和19歲的林卓賢,因示威案件被判入沙咀懲教所半年,分別於今年4月和7月出冊。他們曾被加監、獨囚和「玩冬青膏」,以為出冊就受完苦,豈料牆外生活才是難關。二人仍有社運案件纏身,原本升讀中四的以聰又因入獄被學校開除學席,如今在便利店打工;升讀中六的卓賢就對入大學打定輸數,準備報讀高級文憑。

自己跟香港的前途一樣模糊不清,但他們仍抱著希望,拒絕離開香港,因為:「我想在這裡等候黎明。」(兩名受訪者皆為化名)

16歲的周以聰和19歲的林卓賢剛從勞教中心出來,重入社會十分困難。

「Good morning sir,Thank you sir」

周以聰和林卓賢在沙咀懲教所服刑了5個月,曾經同倉「受訓」,以聰先在今年2月轉到年輕釋囚中途宿舍「豐力樓」,到4月正式出冊,他特意等卓賢7月底出冊,然後才一起接受訪問。

沙咀懲教所裡,囚犯也有階級制度,判刑起頭兩個月零三星期的新人歸類為「白牌」;打後到三個月零三星期就是「藍牌」;此後起至到第五個月出冊,期間就是「黃牌」,晉升機制還要取決於學童的表現。每一位還柙者初到埗的「白牌」,要剪短頭髮至大約6mm長度,再慢慢留長,藍牌可留至9mm,黃牌可留12mm,頭髮長一吋,代表愈接近出冊的日子。

皮膚黑黑、愛打籃球的卓賢拿下他的帽子,看見他還是留著一頭短髮,但已沒有剷得很青,看不透頭皮。而以聰出來的時間較長,他還有剷青,但頭頂的髮至少長過2cm,瀏海也慢慢長起來。說起在沙咀的日子,他們就變成開籠雀,不斷說裡頭的趣聞。說哪個懲教職員比較好,連每天吃什麼飯配什麼汁都爭論一番,也像畢業生在討論校園時光一樣。

當然這不是一般校園,而是生活死板和掣肘多多的監獄。沙咀懲教所自1972年起投入服務,為一座男青少年犯勞教中心。2017年電影《同囚》便是以沙咀懲教個案為藍本拍攝,該片以懲教人員虐待青年犯為主題。

「最難受是剛剛進去,開頭那段時間,很多事都未學懂,尤其紀律性的訓練,朝早好早起床。」夏天每日清晨4時45分監倉便會開燈,冬天是4時半,都比起成人監房早大約個半小時。學童醒來後就要摺氈、摺囚衣和梳洗,到六時就出倉。有時出倉前要檢查皮鞋,「Good morning sir,請批准我junior學童檢查開始。」每把皮鞋翻一翻檢查,學童都要說一次「Good morning sir」,一共要叫五次。

接下來他們就去沙咀體育館外掃樹葉,打掃到大約6時35分就可以上體育課。「不是做掌上壓,右班做沙咀特色體能動作,做早操。左班就貌似專業,有藥球玩,鍛訓不同組肌肉。」他們有分左班和右班,兩班由不同阿sir帶領,早上是左班,下午是右班,下午1時35分轉更;到第二天就倒轉,早上就是右班,下午換做左班,每天輪換。

去到8時左右就開始洗澡。一大班人在澡堂洗澡,但有些水龍頭水壓太低甚至無水,所以他們會分批去洗澡。冬天時,率先洗澡的才有熱水,而通常是資深的「黃牌」學童搶佔先機。洗完澡後,穿衣服也有規矩,次序是「褲衫衫褲」,先穿內褲,再穿「藍燈籠T-shirt」,再穿囚衣,最後才穿囚褲。

跟電影《同囚》一樣,跟他們做訪問,「Good morning sir」這句說話的出現頻率很高。洗完澡就到大棚吃早飯,以聰說,在飯堂排隊取飯都要不停轉身說「Good morning sir」。

「拿完匙羹和筷子又轉身,good morning sir,good morning sir;行前一步拿茶,又轉身good morning sir,good morning sir;行前取飯,good morning sir,good morning sir。一共六次,最後就good morning sir,thank you sir。」

膳食是千篇一律,早餐吃飯,星期一至日順序「豬雞牛豬牛豬牛」,星期二有雞中翼;午餐吃粥,星期一是綠豆粥,「有個組合,甜妹(粥)配鹹包,鹹妹(粥)配甜包」;到夜晚又吃飯,那是雞和魚每天輪換,配青豆汁、豉油汁、咖哩汁等,一天限定一款汁。卓賢說池魚好吃,但以聰就覺得太多骨,他們覺得最好吃是牛肉球。

沙咀之日常:步操

「監督早上9時巡視,多數連地也不掃,立即看齊,left right left(左右左),步操一轉,等監督巡視。」學童每天過著刻板生活,基本上除了吃飯、上體育課和掃地,就是步操:吃完早飯步操、午餐後步操、晚飯後又步操。

晚上吃完飯就返回房間靜坐半小時,半邊屁股坐在床板上,雙手45度向地伸直不動。通常他們都只是「擺門」做個樣,聽到阿sir的腳步聲就做,等到阿sir走了就自由活動。「有些阿sir只想我們做個樣,所以行路好大聲;但有些阿sir就會突擊看看我們有沒有靜坐。」卓賢說,夜晚沒事做,他們通常會看書和磨鞋,把鞋子磨得光滑,就是他們平日打發時間可做的事。

星期六和日放假,上午他們可以聚在一起看電視,他們通常會看ViuTV,尤其是直播NBA籃球賽事。這該是他們唯一會期待的娛樂。「好死板,步操、磨鞋、摺氈。每日生活就是圍繞這些,沉悶和單調。又要長期處於standby狀態,個人好繃緊。」以聰說。

 講「煲底見」加監一個月

以聰說沙咀的規矩十分浮誇,動不動就要單獨囚禁和加監,成人倉可能每次打交判獨囚3天,但沙咀就是一星期起跳。裡面有個術語叫做「簽血書」,意思是加監,睡覺不穿睡衣看似小事,但其實都要簽血書。而「簽戰書」就是提早一星期釋放,但通常沒有人能簽戰書,「前輩會跟你說,不要想怎樣搏戰書,想想如何不吃戰書不吃血書,如期五個月走。」

有一天一位囚友出冊,卓賢向他道別時,說了一句「煲底見」,結果他就被加監一個月和獨囚三天。「叫政治口號直接簽一個月(血書)。他們問誰人在叫,我就站起來,我招了。本身簽兩個星期,但太多人知,傳了出去,最後簽了一個月。」

獨立囚禁那三天,卓賢要站著罰抄一共19條《受訓生須知》,「阿sir叫我抄百幾次,我心想其實我都抄不完,我就慢慢抄,後來他也沒有理。」他也為某些阿sir說了句公道話,「有些會給我走盞,讓我坐下來抄。」

信件不能有粗口

牆外不時有團體辦寫信班教公眾做「寫信師」,因為寫信給囚友也有些禁忌,例如是不能觸及《國安法》內容和不能寫政治口號,否則信件會被沒收。勞教中心有更多規矩,例如是不能寫英文、數字和粗口。

如果收到「犯規」信件,學童就要「找數」,一是用筆彈額頭,「不知道是什麼筆來的,拉它會彎的」,二是吃橙皮。去年九月以聰進入勞教中心時,身邊還沒有太多社運犯,那時院所嚴格執行相關規矩,「英文字和數字盡量避免,怕你寫暗號,粗口就真的不要試。」

到今年二月卓賢進勞教所,院所已超過一半學童都是社運犯,相關規例就變得寬鬆,「可能怕你講出去。」他說後來寫英文和數字已經不會被罰,自己也不斷寫英文,但粗口信仍然是禁忌。「有人出冊之後寄信給我寫粗口,不知道是不是玩我。寄了三次,兩次都有粗口,幸好沒有被人發現,否則真的要找數。」

出冊要「找數」 冬青膏塗下體

當有人出冊,阿sir便要他們「找數」,跟他們「玩冬青膏」。冬青膏是外搽止痛藥膏,一般用於運動創傷止痛,搽上皮膚會有薄荷冰冷感覺。他們所謂「玩冬青膏」,就是要將冬青膏塗在下體,刺激下體引起敏感和疼痛感覺。

那時有人出冊,阿sir叫以聰一起來玩冬青膏,他雖覺得害怕,但只能服從,「如果我說不玩,他就會說,『要是你伸隻手出來自己搽,要是我爆進來幫你搽』,我當然自己搽。」以聰分享經驗,指阿sir要求他們用冬青膏搽龜頭,但其實搽在龜頭並不痛,最痛是「袋底」。「你話玩,但你讓出面的人聽見,其實這不算是玩,我們在裡面被人扭曲了才會這樣說。」

雖然有著這些看似瘋狂的潛規則,他們也替其他阿sir講好說話,有時摺氈摺得好,會有份量較多的「大飯」吃。「有些阿sir都有人情味,給我們大飯。壞不是阿sir,而是規矩比較多餘。」以聰說。

罷食事件

服刑如肉隨砧板上,生活受懲教職員控制,但勞教中心一班年輕犯,也曾發起抗爭行動。有一次,阿sir叫一位學童罰抄,結果他三天都沒有抄完,此舉觸怒了阿sir,於是說全體學童「閪氈」(摺氈摺得差),並以此為由減少飯的份量,「只剩很少飯,一碗都沒有。」

學童認為懲教職員是意氣用事,不該罪犯連坐,於是發起罷食抗議。學童拿了飯,二十至三十秒都沒有開動,要到阿sir問起,才開始吃了一點。以為這是只會出現於電影《監獄風雲》的劇情,在懲教掌下搞罷食,根本如同「造反」,以聰也認為這個行動非常大膽。做得出,當然要受,最後有人一力承擔,簽了一個星期「血書」,其餘學童則罰站吹風。

出冊後的生活 等候黎明

捱過半年勞教生活,終於等到出冊,但牆外生活並不等於自由。二人還要遵守俗稱「囊囊」的監管令,每天打電話報到、要上學和上班,還要守晚上11時至朝早6時的宵禁令。以聰說,他曾接受傳媒訪問被阿sir發現,結果一星期來家訪兩次,更試過朝早來找他。「有次寫到天花龍鳳,但好可惜全都是事實,我沒有誹謗。」

19歲的卓賢在高中修讀地理和體育科,現時正準備升中六,惟自知成績不佳,又因判入勞教中心和受案件影響,他已經對大學聯招升學一途打定輸數,準備報讀高級文憑。

他目前尚有一宗社運案件在身,正排期開審,另有三宗未落案起訴的案件,如果因這單案件被判監,他就要被判進成人監房。「有心理準備,預了要再坐。」自己的前路和香港未來一樣模糊不清,但他不打算離開香港,因為相信香港仍有希望。

「我想在這裡等候黎明,等候下一場運動。我覺得會有。黎明之前的黑暗是最撚黑暗,有定最壞打算。」卓賢形容自己在黑暗之中等候黎明,他依然渴望在街頭看見運動中堅持的人,「盡做,做得幾多得幾多。」

原本升讀中四的以聰就被學校開除學席,「找了一大堆理由,什麼教育局有線人,好誇張,都是找個藉口不讓我讀,沒有辦法。」他也試過找其他中學,但因自己半個學期都囚在勞教中心,空白了半年,大多學校都不考慮他。現在他一邊做便利店兼職,並計劃報讀職業培訓局,望能繼續讀書。

以聰一家打算移民,媽媽和妹妹已先行前往英國,但他還有一宗案件排期至明年七月開審,爸爸就留下來陪他處理上庭的事。

「家人離散,自己面對,選擇了不認罪就沒有辦法。不過認罪他們都會走,改變不了,大家有自己的未來,你不能固定別人的將來,他們都有自己的路要走。」

家人決定移民,以聰卻打算做留下來的人。「家人說要走我都當堂嚇一跳。生於斯長於斯,始終我在這個地方生活成長,老一輩常說我們是香港未來的棟樑,我會覺得香港這個城市該由我們人民去定義,由我們創造城市的將來。」

愛打籃球的兩個小伙子出冊後還未相約去打波,以聰說日後總有機會打球,目前應先做「正經事」。現在他都把娛樂放在一旁,有時間會旁聽、送車或寫信,參加囚權組織辦的寫信班,做過來人分享。「無力感的確會有,如何去克服是難的,唯有做其他事,去掩飾自己的無力感。」以聰說。

廖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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