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人取勝的戰爭 醫生、公民記者和抗爭者2019年的呼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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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十一月十六日晚上,彌敦道轉往加士居道方向,煙霧瀰漫,那辛澀的氣味,嗆鼻難受。發展至十七、十八日晚上,整夜不時傳來嘭嘭嘭—的槍聲,還有發射催涙彈的聲音,街道上到處傳出「入理工、救手足」抗衡如雷雨不斷的槍聲。那是最接近全民勇武的一役,在數個無眠夜,在市區不同的角落,無數香港人走上街頭「救手足」,今天他們還好嗎?

【記者陳零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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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十二日中大二號橋爆發三小時的激烈衝突。(《誌》資料相片)

醫生:「自己都有感到軟弱的時候」

Cindy (化名)舉止溫文,說話輕柔,但談到去年十一月十一日發生的中大保衞戰,情緒難免起伏:「或者自己對學校感情好深厚,那次是豁了出去。」她是中大舊生,也是位醫生。

2019年可說是香港公民運動的分水嶺。此前,縱然參與抗爭運動,她亦強調和平、理性、非暴力對抗政權。在履行公民責任上,Cindy 從未缺席,諸如參與遊行集會,表達訴求,冷靜、理性,亦合乎自己的專業身份。六月十二日,港府強推修訂《逃犯條例》,引發市民包圍立法會,警察發射催淚彈,甚至橡膠子彈及布袋彈,驅散示威人士,令市民震怒。從那天之後,Cindy 加入了「家長車」的行列。

最不顧一切的那次,就是去年十一月十一日開車到中大。「當時傳言四起,又說有解放軍,也跟丈夫說好、要好好照顧家中的小狗和家人。」

第一天,她下午來到,因為不夠醫護,就去了幫手急救。「那天場面混亂,很多送來的 (示威者),面都像『燶』了,不少是中了彈;前校長(沈祖堯)帶着醫生團隊,也來了。」她說當晚不停有受傷的同學送進來:「直到凌晨兩、三點左右,突然靜了下去。」她在上層負責分流、急救,不知道也不敢想像外面的情況。

接着的理大圍城,情況更激烈。她說了多次「接唔到」、「救唔到」,那是「圍魏救趙」的晚上。家長車列陣,令尖東大塞車。「那是唯一一次接不到。」她想起那晚通往理大附近的道路,全部不通行:「看著TG (telegram) 說那個位有機會走到,就衝過去,但整個九龍都在塞,只好盡量找、盡量兜,都接不到。那晚很傷心,呆着等,不知可以做甚麼,又等到凌晨兩、三點。」

她說那夜之後,整個人都處於情緒低落:「朋友總會擔心,我說沒有攻擊性武器呀,後來知道有家長車被捕,才懂得驚,自己都有感到軟弱的時候。」卸下了醫生袍,她也只是個有血有肉、會笑會哭的普通香港市民,從未見過猶如戰場的大學校園,心痛學生受傷,更心痛香港難以癒合的傷口。

一年過去,恍如隔世。2019年之前,她和丈夫喜歡去日本旅行,也想過移民到當地,經過這一年,她倒是想留在香港,繼續醫者父母心。她會到法庭旁聽,會探訪,會支持黃店,還是會傷心,還是不想見到年輕抗爭者受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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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賢坦言「最深刻的感覺就是絕望」,理大對於香港人來說是難以癒合的傷口。(陳汝輝攝)

中大二號橋到漆咸道南「最深刻的感覺就是絕望」

2019年十一月十三日,網民繼續發動「三罷」行動,部分示威者離開中文大學,轉而進駐理工大學,在暢運道行人天橋上投擲雜物,堵塞交通要道紅隧。十一月十六日,以千計的示威者進入並佔據香港理工大學。十一月十七日早上,在柯士甸道近漆咸道南交界,警方與示威者爆發衝突,下午二時左右,兩架水炮車及一架銳武裝甲車到場,向示威者推進。

當晚,賢仔 (化名) 與二十多名示威者離開浸會大學,從旺角彌敦道試圖經加士居道,進入理工大學聲援校內的學生及示威者。他想起有一個情景令他很難忘:「當時身邊有位『西裝友』,穿著千多元的皮鞋,邊問我如何舉傘?如何cover (掩護)?又如何推進?他顯然不是那種衝鋒陷陣型,亦未必能承受風險,卻和我們站在一起,很努力去參與,很感動。」

其時,加士居道以至漆咸道南,示威者與警方持續激烈對峙。賢仔與其他示威者繼續前行,卻困於土地審裁處門外的樓梯。「當時有架水炮車經過,見到我們,竟然倒車,然後向我們不停射藍水,當刻以為一定會被捕,但狂射一輪後,竟然又駛走了。」

賢仔當時冷得身在抖震,但見眼前一位身中水炮的女記者,卻依然堅持直播:「她的『豬嘴』已盡濕,全身、全臉都是藍水,我們馬上替她除下眼罩,見她像有點神智不清,還緊緊捉住stabliser (攝錄穩定器),繼續live (直播) ,我們都大叫她快點停下來;然後又吹來陣陣催涙煙,澀眼、難聞,感覺暈眩。」他說當時大家情緒變得激動:「參與運動以來,從未感到這麼絕望,當日如此激烈抵抗,大家都走到街上,還以為可以令警方有壓力而撤退,對方卻開水炮車來。當時最深刻的感覺就是絕望。」

一年後,賢仔已經離開了香港。他說有一天走到海邊,想起家人、朋友,想着香港的種種,涙就流了下來。他曾經有想過回來,但港版國安法通過後,已知道歸港無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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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大一役,被喻為全民勇武的數天。(陳汝輝攝)

難忘救理大的晚上:「香港人全部行出來了」

雯雯 (化名) 中學時期已關心時事,參加過學生組織。雨傘是火熱的,但後雨傘陷入政治低潮期,直到2019年六月九日的百萬人遊行,驚醒不少香港人,政治從此融入了她的生活。

七月一日,早上七時多,雯雯獨個兒去到政總。「覺得前線要人,雖然得自己一個,但相信身旁都是同路人,有事會幫忙。」有兩個大男孩免她落單,組成小隊,互相照應,後來成為生死之交。隨後的日子,小隊與其他手足互補角色:「自己袋物資去前線派、企前線、做哨(兵),哪個位都有人。」最初二人一隊,後來形勢險峻,轉為齊上齊落。

中大理大保衞戰,幾近全民勇武。「中大那天,要上班,早上未入去,但有隊友入了,怕他有危險。當晚全隊人入去,在沙田公路行了個多小時。去過二橋、火車站,稍為平靜,隨時準備再打,真係攞條命同佢搏。」在中大留了兩天後,她又準備與隊友攻入理大。

「有個隊友先進了去,(十七日) 打到天光,他來電跟我說走不了,不斷哭,說中了水炮,keep住低溫,着我告訴他家人。」

她說這段對話刻骨銘心:「雖然當時只相識大半年,但這份是戰友情;我放工馬上趕去尖沙咀,要去救隊友。」她與其他隊友帶了眼罩、豬嘴,便走到前線:「有塊吹氣浮板可以卸一下(子) 彈力,就只這麼多裝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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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理大的一天速龍在九龍四處拘捕抗爭者

來到尖沙咀廣東道,她不斷聽到大家說要去救手足:「不知怎去解釋,但當時聽到『救手足』已經流眼涙,當刻feel到香港人好有人情味。心想入面的人你又不認識,跟你無關係呀,有些看來已是媽媽級啊;另一邊想著自己隊友,在電話不斷跟他說不要放棄,外面很多人要來救你走,不要自首之類。」雯雯一向覺得香港人很冷漠:「無想過大家還會帶著物資攻入去,那刻真的覺得香港人全部行出來了 。」

後來,與其他隊友去到漆咸道南,她突然腳背中彈,其間沒看到舉旗,也看不見防線:「聽到『啪』一聲,feel到隻腳好熱,有點痛,跟隊友說好像中了彈。」見到FA (急救),她情緒突然激動:「在他面前『爆喊』,他安慰著說:『不要擔心呀,妳不見外面很多手足嗎,妳先搞好隻腳。』我就哭著說:『如果他們出不到來,怎算呀⋯⋯』 」此情此景,如同生離死別,她只是痛哭。

相隔多時,終於收到隊友成功離開的信息:「才可以放心,覺得隻腳傷得有價值。」後來才看見腳踭瘀血積聚,腫如豬蹄:「當時中了布袋彈,醫生說幸好穿了厚面鞋,否則隨時骨折、骨裂。」那對鞋,清晰看到布袋彈的圓形印,她一直留著。

今天的雯雯,已回歸港人生活定律 — 平日上班下班、假日吃喝玩樂。回首過去,時日如飛,她坦言,走到不同的街道上,腦裏就會出現一些畫面,無從忘記。她還是會經常發噩夢,被防暴追捕,而近月開始有回顧展覽、紀錄片,她說暫時未有心情回看。

腳傷癒合,尚且留痕,心傷,癒合無期。問到將來可有甚麼計劃,她的答案也不意外 —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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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一二之後,現場湧現公民記者記錄抗爭運動。(關震海攝)

公民記者:「最驚不是開實彈,而是被捕」

過去一年,Simon (化名) 經常反問自己,沒有記者的身份,可有勇氣走到前線參與抗爭?他說得坦白,2019年六月十二日來到夏慤道:「只是想影張畫面震撼的相片。」

他說當初沒有記者證,身處抗爭現場,總會擔心被捕,後來知道母校學媒需要記者記錄現場,而他亦想一盡公民記者的責任,就申請加入。然而,這個身份,也為他帶來深切的反省。

「理大圍城第一晚,中了水炮,身體凍到不得了;又試過有個汽油彈向着自己掟來,當時好驚,想走又跌低,起身後腳著火,結果對鞋燒焦了,腳毛也燒了一截,像雞毛般短。」這個畫面,他每次想起,猶有餘悸。「最驚不是開實彈,而是被捕;當時在暢運道天橋影,連知名行家也在討論是否離開,又有公民記者被捕,有感到絕望。」

後來,有人聯絡現場的網媒及學媒,說可以帶他們安全離開。「我們大約十人,沿著暢運道天橋步行離開,有數十個示威者靠著天橋,靜靜地看著我們;他們沒有說話,我寧願被他們(示威者)大罵。」他形容,當時心情難受極了:「曾經看過關於攝影的書,說如果沒有相機,我們應該是抗爭者;為甚麼拿著相機,我們就免於抗爭者的責任?免於被捕的責任?為甚麼可以影著示威者被捕,或者各樣靚的畫面?」他自嘲向來膽小,沒有記者證,是沒勇氣站到前線。

沿路離開暢運道,回到理大入口,他與其他網媒、學媒都需要蹲下,「與大家一起,不怎害怕,但覺得好似犯,會憤怒。」陰影長留在心,隨後的拍攝,時有情緒,也漸漸不想再拍攝這抗爭。

一年後,他說對這場社會運動,漸漸沒有感覺,會忙着工作,想計劃將來,卻似已沒有將來。這些日子,生活不易,曾有政府部門拍攝工作,他沒有接下,但又會討厭自己。

他解釋不了自己的心情,只是每天工作,工餘拍照,對明天的香港,沒有了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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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第一次驚自己會死」

才滿十八歲的阿泰 (化名),就是警察眼中的暴徒。自從「六一二」後,他與無數年輕抗爭者,走到最前,用不知哪來的勇氣,表達對政府漠視民意的不滿。他身形高大,平時愛打籃球之類,但談到真人對戰,只在wargame 實踐過。

這場社會運動中,示威者多次與警方發生激烈衝突,阿泰初期只拿著沙灘浮板擋子彈,曾經頭中彈、肩中彈、被捕。但他與死亡最接近,是十一月十七日晚上。

「早幾日入過中大,幫手做物流,搬搬抬抬,留了三、四日,有兩晚沒有睡,搞不清楚日子了,直到大家從中大撤走,才回家沖涼,準備上班。」十一月十七日早上,他從新聞看到兩架水炮車射向示威者,就決定奮勇一戰。

理大圍城激戰是火魔 (燃燒彈) 與水炮的對決。當日,阿泰與前線隊友以火魔消耗水炮,攻出柯士甸道,但第二架水炮車早已準備接班,武力強弱懸殊,只好退回理大。「中了藍色水 (水炮),成身如阿凡達般,到了Core A平台休息。凌晨5點,警方突襲,飛虎上了歷史博物館天台,不斷向Core A發射橡膠彈,隊友替我擋了,又突然有著火的橡膠彈射來,附近有火魔,好驚爆炸,一直跑,催涙彈又不斷在旁邊射過來,速龍攻到門口,後門又在打,當時好絕望。」

子彈亂飛、四處火光,如同屠城般:「對戰了那麼多次,那是第一次驚自己會死。」當刻,他惦念起父母來,但一念後,旋即要尋找逃生路線。

他知道在理工外,也有不少抗爭者試圖攻入營救:「在漆咸道南強攻,但水炮車隔幾分鐘就射,有隊友中彈,只差十米,攻不下。找路走時,曾有一刻後悔,無想過這個決定 (入理大),會幾小時也找不到出路。」在隊友接應下,他終於成功離開理大,「這是六月九日以來,最大型的抗爭,也是最有決心的一場。我們有堅定信念要攻出去,也很榮幸可以參與。」

後來,他被捕了,還是想跟大家說:「我們不是為了破壞,是為了香港人的前途,為了自己的前途。我們失敗了,應該不會再有這樣大規模的社會運動。下一次可能出動解放軍,到時才問為甚麼見不到年輕人出來,是因為我們爭取過、失敗了,再無機會爭取了。」

後記:不敢與抗爭者「手足」相稱

完稿後,趕上一場《理大圍城》紀錄片的私人放映會。放映後,導演分享了一段情節:那夜她在飯堂吃著餅乾當晚餐,有位抗爭者居然找到一隻冷藏雞髀炸來吃。她跟他說羨慕他有炸雞髀吃,他回了她一句:「你哋出去隨時有得食,呢隻可能係我最後一隻。」

無論是紀錄片拍攝者,還是記者,在這場運動中,總有身份糾結的情緒,要時刻提醒自己,責任是記錄。同理心自然而生,但從不敢與抗爭者「手足」相稱,因為代價從不均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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