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大圍城:攝記梁柏堅留守十二天 難忘示威者面對死亡恐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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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十一月十七日起,警方包圍理工大學,年輕示威者向外求救。(受訪者梁柏堅提供)
去年十一月十七日起,警方包圍理工大學,年輕示威者向外求救。(受訪者梁柏堅提供)
速龍小隊突然攻入,示威者用盡方法守衞。(受訪者提供)
速龍小隊突然攻入,示威者用盡方法守衞。(受訪者提供)

這一代年輕人對政權失去信任,已無從修補:
「換作我是他們,這份恐懼,就算到五十歲,都未必可以放下,那是一個世代的失去。」

2019年十一月十七日,清晨五時多,警方速龍小隊突然衝入理工大學。當時,十多位年輕示威者,有男有女,從在一條長巷,望向前方的平台,眼中寫滿恐懼,那是面對死亡威脅的恐懼。他們隨後倉惶逃到在校園不同角落,放置石頭、汽油彈,加強防衞。

這狀況維持了半小時,漫長得渡秒如年。「他們那種恐懼,是真心覺得自己會死。他們的驚慌,是深信速龍攻入,不只為了拘捕他們,而是為了殺死他們。」網媒米報攝影記者梁柏堅重看那張照片,想起當刻現場恐懼、絕望的氣氛,依然震撼。「當時忍不住開口安慰幾句,叫他們冷靜一點,當然作用不大。唯一讓他們稍為安心是,我穿了 (記者) 反光衣,有我在拍攝,他們感到相對比較安全。」

然而,這一代年輕人對政權失去信任,已無從修補:「換作我是他們,這份恐懼,就算到五十歲,都未必可以放下,那是一個世代的失去。」

梁柏堅憑經驗認為,儘管當時速龍小隊手執點38口徑實彈真槍,但只作防衞,不可能亂槍掃射示威者:「但亦無人敢寫包單。」

對政權投不信任票,也不只是年輕人。梁柏堅眼見,速龍小隊攻入前,理大的「火魔」工場寥寥可數,後來數以萬計的「火魔」,都是攻入後趕製的。「有些人只為支持學生而來,有部分更是 (理大) 教職員;他們當中有的幾乎未曾參與這場運動,卻被逼留下,還會以暴動罪拘捕。那根本是逼上梁山。見着他們坐下,就開始入汽油;他們有部分是覺得自己不敢掟 (火魔),但也要來支援。」他們的由零到一,是由政權所逼成的。

多一個鏡頭

對上一次訪問梁柏堅是2019年11月8日,他是區議會灣仔大佛口區參選人。當時,他也無法能想像,三天後會以網媒攝影記者身份,奔走中大、理大兩間大學,記錄兩場史無前例的激烈抗爭。

十一月十一日,網民發起「黎明行動」,以堵塞主要道路為策略,並以紅磡海底隧道、吐露港公路等為目標。當日有示威者進入理工大學校園,同日中文大學爆發「二號橋保衞戰」。三天後 (14日) ,更展開了反送中運動以來,最大規模亦最多人被捕的「理大圍城」。梁柏堅亦由那天起,進入並留守理工大學作報道,至十一月廿六日才離開,前後逗留了十二天。

當時區選在即,梁柏堅放棄擺街站爭取選票,反而選擇恪守前線新聞記者的崗位。他說那是「多一支鏡頭,多一份真相」的信念:「經歷過八三一那次,發覺多一個人影到真相,會有很大分別。」當晚 ( 八月三十一日) 約十一時,他剛好來到港鐵太子站,拍下防暴警衝入列車車廂,向市民揮棍並噴射胡椒水,一對情侶驚惶跪地、相擁痛哭的片段。

區議會選舉當日梁柏堅留守理大繼續採訪。

那段短片只有三分鐘,因為當時他決定停機,先替那對情侶清洗胡椒噴劑,後來還見證二人在油麻地站被拘捕,深感那份無助和痛苦。該短片成為「八三一事件」重要的新聞記錄之一,當日獲不少媒體借用,及後每提及「八三一事件」更經無數轉發。

攝影師出身的他,在2014年雨傘運動時曾任「佔中三子」的義工;反送中運動初期,曾與議員許智峯等在防線嘗試介入衝突,後來有感緩衝角色越來越難做,想到自己擁有拍攝經驗,經朋友介紹下,加入網媒《米報》當特約攝影記者。

「在理大時,你當是 (記者) 使命上身吧。當時行到某個位,見有傳媒,就會行到另一個位,我不怎介意有否影少甚麼場面,只在意哪些位沒有傳媒。」他亦早已決定留守理大至最後。

留守的12天

他說得坦白,那十二天不是為拍照、記錄而忙碌,而是媒體的存在,對抗爭者是重要的。

「那次在 canteen (飯堂) 遇到個細路,應該未夠18歲,大家都在找吃的,因為食物不夠了。他望望我器材,知我是記者,竟然跟我說:『我捱到呀,入來都有心理準備;你是來工作的,大家都需要你幫忙 (報道),食物留給你吃吧。』」那段對話,他至今亦無從忘記。

十一月十八日後,警方宣佈以暴動罪拘捕在場者,其後有逃亡、有營救,也有自首的,場面驚心動魄。至於留守的,就開始躲起來。「收到好多轉發的家長信息,但他們不敢發相,又沒有提供真名,實在好擔心。」他說自己曾被射中水炮,知道會身體發冷,當時晚上又突然氣温下降,易患感冒,但留守者匿藏於大樓的天花內,形同大海撈針,難以找得著:「有些父母說,已十二小時沒收到仔女的訊息,只好四處找,不停大聲問:『有無事,要不要藥』。」

他不熟悉校園設計,方向難辨:「行來行去,到處找,腳都腫起,長了水泡,時間也有點錯亂,累了就在大樓走廊,席地而睡。」最終徒勞無功,一個也找不著,其他媒體逐漸撤出,他自己情緒亦偶現低落。

「不過我自細獨居,前一年也曾徒步由京都行到東京,行了廿日,習慣獨處,所以心情尚算平靜。」露宿十二天,他倒覺得不難適應。由於時值秋涼,他只用濕紙巾抹身,而平日採訪時慣穿單車褲、外加長褲,又會多帶一件上衣,所以留守理大時,上衣、內外褲都可以洗濯,更替穿著。

最難過的,反而是留守到後期,深明示威者對他人信任度極低,容易受驚:「他們變得獨來獨往,估計多數躲在二樓或更高處,望落去平台,見到人影,就會以為是便衣 (警察),更加不肯現身。」他自己也睡不好,擔心留守者身心的健康,最怕是他們在暗角病倒了,卻找不着。

前線記者的愧疚

去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區議會選舉,民主派大勝,梁柏堅亦當選為灣仔大佛口區議員。當天,他依舊留守理大,直到兩天後,才由議員邵家臻陪同下離開。

一年,匆匆過去。政權打壓,亦步亦趨。問他可擔心,因為當日留守理大,而以暴動罪被檢控嗎?「總覺得自己掛着記者的身份,如有免死金牌般,於是我可以離開、免去了風險,但抗爭者就被打、被捕。這好像是償還不了,也一直覺得自己的心,仍留了在理大。」

他跟許多前線記者一樣,成為愧疚共同體:「我甚少稱呼他們做手足,都沒跟他們同行,沒有風險;只一直在抗爭的位置,做我的工作,找出真相、報道真相。」他自覺像在不停「攞着數」,也曾自問是否貪生怕死、怕被拘捕:「未曾有時間、心情,認真思考。」

然而,當時不少牧師、社工及中學校長,冒著風險,先後進入理大救學生,令他感動。

「大家一起分擔風險,令每人風險都稍為減少;特別是一班中學校長,不論政見,只論關心自己學生,才是身體力行去說明甚麼是教育,甚麼是愛。」

梁柏堅說不敢稱呼抗爭者為手足,因為從未與他們同行。(受訪者提供)
雖然抗爭者被指破壞大學校園,但梁柏堅認為,遠不及政權的罪。(受訪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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