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安法被捕中四生青春夢碎 何忻諾希望我城還有「盼望」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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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中五何忻諾仍然有夢,到外國留學,夢想開咖啡店,一切對她來說仍是「夢」。

何忻諾(Yanni)今年十七歲,正讀中四。


人生若分四季,少年十六、十七時,該是春天。遺憾地,她還未碰到初夏,便一下子墮入寒冬。


今年七月二十九日晚上,Yanni由沙田出發往大圍見朋友,出門不久便被警方拘捕,將她押返住所搜屋。抵達家門,警員才透露,她的罪名是港區《國安法》實施不足一個月的「煽動他人分裂國家」。


到外國留學、讀大學上莊、開咖啡店⋯⋯,她的理想世界霎時崩壞。「Fucked up了,沒有未來,真的。我這樣說好像好輕鬆,但其實真心的,我覺得自己已沒有未來。有時學校講生涯規劃,我覺得算數吧,我都要坐監了。」Yanni說。


才十七歲,面對最高的刑期為終身監禁的指控;香港步入變幻的關口,中共頒下《港區國安法》,街頭抗爭走到瓶頸。前路茫茫,她還未絕望:「香港的情況未去到極差。希望吧,希望有希望。」

十月初見何忻諾,適逢疫情緩和,她如其他學生般開始回校上課,日程也變得緊湊,經幾翻聯繫,我們終相約課後於咖啡店進行訪問。


舊時談中學生生活,總離不開上課下課、吃喝玩樂、煩戀愛、煩學業⋯⋯青春,大概相似。其實Yanni 也一樣,是一位普通的中四學生,有自己的夢想與計劃,只有丁點不同,2016年,她剛升中便參與社會運動。

政治啟蒙來自梁天琦

這一代的年青人經歷浪接浪的社運潮。2014年雨傘革命是香港主權移交後,首次持續大規模的群眾運動。雨傘的時候,Yanni只有十一歲。她跟家人到過金鐘佔領區:「我去的時候是十月,人們坐在馬路摺紙。我去的時候已經是這樣,沒有衝突場面。」


「為甚麼參與社運?因為梁天琦。」她說。


雨傘落幕,本土派茁壯成長。2015年梁天琦及黃台仰等人組成「本土民主前線」,主張勇武抗爭、港中區隔,發動多場「光復行動」反對水貨活動。2016年大年初一晚,警民於旺角正面武力衝突。部份抗爭者認為這是「勇武抗爭」的實踐;政府將此定義為「暴動」。警棍與槍、磚頭與火,是那場衝突的象徵,及後變成「反送中運動」的常態。


初一事件令Yanni 關注社運。「初一我在家裡通宵看電視,沒有睡覺。看見電視台直播,交通警開槍,真的受不了。」槍聲讓她徹夜難眠,更破壞了她心中政府和警察的形象。


2016年捲入初一事件中的梁天琦,正啟蒙了她的政治理念。 「知道我為甚麼會留意梁天琦嗎?因為楊岳橋的助選團跟我說:『妹妹啊,你回去留意一下六號和七號啦。』回去之後我特意看他們的新聞,我便覺得梁天琦的理念很好。這件事很經典!」2016年二月立法會新界東補選中,非建制派有兩名大熱候選人,分別是六號梁天琦和七號公民黨楊岳橋。梁天琦雖以六萬多票落敗,但他憑著政治魅力和演說能力,獲得部份年青人支持,Yanni 變成梁天琦的支持者之一,她的朋友笑說她是喜歡梁天琦戴起圓形眼鏡,Yanni尷尬笑著耍手否認。


因為梁天琦,她開始認同勇武抗爭和本土路線,「2016年真的改變了很多人。」那年她十三歲。


「將本土理念帶入立法會」是2016年本土派矢志目標;到今年民主派初選,仍有候選人提出「讓本土派成為主流」,攻取立法會議席。Yanni從新東補選開始支持梁天琦,到2016年九月大選支持梁天琦「Plan B」梁頌恆,遺憾梁頌恆當選後再被褫奪議席。

七月一日,港府正式實施港區《國安法》,截至九月廿八日,共二十八人被檢控。

涉「煽動分裂」被捕 警署內被抽取DNA

2016年七月,讀中一的Yanni 加入了「學生動源」。至今年六月初,她以私人理由離開了該組織。及後於六月三十日下午,「學生動源」在其Facebook專頁宣布解散香港本部。


今年六月三十日晚上十一時,《港區國安法》正式公布細節,七月一日凌時生效。七月二十九日晚上,何忻諾等四名「學生動源」前成員被警方拘捕,罪名是「煽動他人分裂國家」。「本身出了門口,因為約了朋友,於是我由家走路到大圍。當時有朋友打電話給我,收線十數秒,就有幾個人衝出來,在天橋邊按著我。」約十名警員將她鎖上手銬,帶上私家車,押返其沙田住所搜證。


抵達家門,她才被告知自己涉嫌干犯「煽動他人分裂國家」,教她頓時呆住。十數警員在何忻諾的家翻箱倒篋,帶走了兩部電腦、兩部電話、數枝旗、十多本書、《地厚天高》DVD、貼紙文宣和一塊在人鏈活動時畫的橫額,連擺放胸圍的信封也遭拆開,「我跟警員說這是放胸圍的,但他不信,偏要拆開。」


當晚屬警方首次就《港區國安法》罪行上門拘捕,坊間資訊相當混亂。先是辨認被捕者的困難,有網媒攝得Yanni被捕情況,惟片段未能清晰看見其容貌,她亦非部份媒體所述的「鍾翰林伴侶」;也沒有如傳聞般被帶往馬鞍山警署,反而先被押至田心警署,再轉至沙田警署。幸得一班朋友相助,他們很快便找出Yanni的位置。


送抵警署後,她先進行打指模等一般被捕程序,然後被要求檢取DNA樣本。警員給她一份檢取DNA同意書,「寫明你可以不同意(被檢取),但我們會用適當的武力去抽取。」「適當武力」四字定義模糊,確存在寬大的幻想空間,她只好簽署文件,讓警員檢取DNA。

《國安法》實施之前,五月網民發起集會,當時仍有叫口號的自由。(《誌》資料圖片)

沒想過是自己

獨困在「臭格」(羈留室)小房間裡,沒有時鐘,也看不見天日。躺在硬石床上,加上冰冷的空氣,教人難以入眠,眼光光的看著三面牆壁一道大閘,無止境的等待⋯⋯。


何忻諾被扣留在羈留室長達四十四小時,漫長苦候,必然思前想後。她想到外面的家人、朋友。她說家人一直知道她對社會的熱忱,所以大家都有心理準備,但仍因家人為她頻撲感到內疚,亦慶幸自己的好朋友在患難之際替她照顧家人;她又想過,自由就在走出家門那一刻終結,從此要被關柙:「以往《國安法》只有七一(示威)被捕的人,然後我們就是第一批,沒有案例供參考,好擔心。」現在提起可能「坐成世(終身監禁)」,她便苦笑長嘆:「係啊……別提我了……。」 


她談到在警署內最深刻回憶,是在田心警署碰見另一位同案被捕人、「學生動源」前成員何諾恆。「本身看見警署內的被捕人都是犯了聚賭或打架的阿婆阿公和小混混,與抗爭無關。直至在田心警署碰到何諾恆,我們高興地打招呼!然後警察便罵我:『有甚麼好開心?』」一句問互相支持的問候,也被一聲喝止。 


捱過在「臭格」折磨,萬幸能保釋外出,她坦言鬆一口氣:「終於看見天,終於知道現在幾多點。」
被捕兩天後,在Google上搜尋何忻諾的名字,率先看到《香港解密》、《大公報》、《文匯報》和《點新聞》等親建制媒體的報道。當中披露了她的個人資料,又說她如何宣揚港獨,與「港獨派」關係何其密切等,形容她「獨上腦」和「播獨成癮」。案件尚未送上法庭,親中媒體公然在網上判罪。


面對人格謀殺,Yanni不以為然。她笑言,相關媒體造謠根本無人會留意,對自己沒有影響。報道之中不乏錯誤資料,例如稱她現正讀中五、受同學排擠、指她為「鍾翰林伴侶」等,她則覺得反感。「鍾翰林伴侶」的稱呼已成為友人之間的趣話,令她十分尷尬。

何忻諾沒有想過成為第一批港區《國安法》的被捕者。(l攝)

海外留學夢碎:「人生已無望」 

《港區國安法》兵臨城下一刻,她想過自己會「中招」。五月底,人大投票表決通過《港區國安法》,當刻Yanni 跟『學生動源』前成員一起乘長途巴士。冷空氣凝在巴士車箱,彼此全程不發一言,只透過臉上表情說有多緊張和焦慮。她當時自己估計首批被捕的會是名人如黃之鋒和一眾「獨派」領袖,卻萬萬沒想到會是自己。「《國安法》立法之前,我有跟朋友討論離港的議題,我說遲一點再算,怎料到第一批就是我!」


被捕一事打亂了Yanni 的生活節奏,腳纏萬千枷鎖。原本她計劃在今年八月到外國留學,就只欠簽證,惟如今旅遊證件被沒收,計劃被逼告吹,「他們說沒收護照半年,如果半年都不檢控便歸還護照,或者可以選擇向法庭申請延長禁止出境的禁令。」如今她只好繼續留港升學。


因為對政治和人類文明進化史感興趣,於是她今年選讀中史和西史。但她笑言選錯科:「DSE的課程是一戰、二戰和冷戰,後期是香港史和日本史。但其實我比較喜歡文藝復興時期,甚至更早古羅馬帝國歷史,喜歡文化歷史多於戰爭歷史。」


問她畢業後打算,她打趣道:「乞食!因為讀歷史嘛!」再說下去,她才願說自己想開咖啡店。我們在深水埗一家咖啡店做訪問,她是這裡的常客,也認識店家,她們見面總是聊得愉快。她說,理想是開咖啡店,跟客人聊天,聽別人的故事;問讀大學的計劃,她總是笑言自己讀不了書,升不上大學。繼續問,她就坦言若能讀上大學,便會上學生會,希望藉此影響社會,她始終放不下香港。


只可惜,現實壓碎了夢想。留學、讀大學上莊、開咖啡店……通通變得遙不可及。


由於《港區國安法》沒有參考案例,她估計情況並不樂觀,憂慮日後會被起訴。「Fucked up了,沒有未來,真的。我這樣說好像好輕鬆,但其實真心的,我覺得自己已經沒有未來。有時學校講生涯規劃,我覺得算數吧,我都要坐監了。」她說時帶笑,卻掩不了那無力感。

言論自由一再收窄,何忻諾怕連一句「香港加油」也會怕被以言入罪。(《誌》資料圖片)

戰友流亡感傷痛

Yanni 說,由初接觸社會運動起,便有入獄的心理準備,但沒有想過2019年會有「送中條例」:「2019年六月九日前夕比起今次被捕更害怕。雖然今次在『臭格』 裡面,但還柙便還柙,不要送我去中國。六月九日之前想,死定了,要『送中』吃『曱甴飯』(蟑螂飯) 。」 


後來,自己被警方以涉嫌違反《港區國安法》拘捕。「好誇張,所有人都覺得誇張,但沒辦法,被以言入罪。如果控告我暴動,感覺好像比較值得,現在被人以言入罪,好像浪費了自己,甚麼都沒有做,浪費了被捕的Quota。」有一種說法是,參加抗爭運動只得一次保釋機會,再犯者有機會不獲保釋直接還柙。


截至九月二十八日,警方拘捕二十八人懷疑干犯《港區國安法》,當中二人被檢控。抗爭壓力倍增,社會浮現討論移民的聲音。


對於Yanni 來說,參與社運如洗濕了頭,難以一走了之。關於移民的問題,她認為可留待「Last minute」、不得不走一刻再算,皆因她曾目睹身邊戰友一個個流亡海外,早嚐別離之苦。


 「大家在學校或外面認識的朋友,雖熟絡,但因社運而認識的朋友,是跟你出生入死。有出生入死的朋友突然被逼離開,不知道下一次見面是何時,甚至不知道有沒有機會於香港重聚,感覺好失落。」她說。只可惜,「Last minute」可能無聲無息地提前。

「希望吧,希望有希望。」

一年前,槍炮聲劃破秋夏,街頭煙霧迷漫;一年之後,煙消雲散。新冠病毒逆襲,限聚令成日常,警方屢向遊行活動發出「反對通知書」,這個夏天的街頭,只剩死寂。這種氣氛,如讓人嗅到2016年年末,一連串DQ事件後抗爭低潮的氣味。


失望還未絕望,Yanni認為如今情況比2016年好。她說,上次低潮是香港人洩了氣,反而今次政府只靠抗疫之名剝奪香港人上街的權利,甚或用《港區國安法》壓制人民:「我覺得今次未必去到這麼差,要像雨傘後那樣再等五年、十年。香港人自己洩氣再儲氣,會比起被壓制更差。但如果純粹被壓制,始終有一日會再爆發出來。」


局勢變化萬千,Yanni看新疆、西藏,香港情況還未到絕境。她相信寒冬總會過,「整個世界改變,也會影響到香港。所以我覺得未需要絕望。」


她不敢說太多鼓勵說話,免得再被說成「煽動」,她勸勉香港人不要放棄,裝備自己、保持希望:「香港的情況未去到極差。希望吧,希望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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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有圓缺 由牆內走出牆外的陪伴者

相比起香港這個地方,她說自己其實比較喜歡香港人。就像當時步出法庭外,街坊送上一堆零食。雖然只有一面之緣,卻足夠讓她念念不忘。 去年8月,米米(化名)被裁定非法集結罪名成立,即時還柙。送往更生中心前,先押至中轉站的西九龍裁判法院。她在囚車上,清晰地望見窗外的景色,除了一座座建築物外,還有一班不相識、默默的支持者在馬路旁等候。從窗外看到微弱的光,一句句簡短而有力的呼喊,聲聲入耳。視線不其然被外面的一切帶著遊走,在車上的懲教職員用凌厲的聲線說:「唔使理,向前望。(不用理,向前望)」 當時年僅20歲的米米,原本選擇從事幼兒教育工作,無奈準備升讀大學三年級之際,正是罪成的時候。往後能否繼續申請教師牌照,仍是未知之數。未能順利完成學位,後悔嗎?「反正我對香港教育制度都冇咩希望」,她放棄完成幼兒教育課程。對攝影滿腔熱忱的米米,未來希望轉讀電影課程。 她憶起在犯人欄裏,一位庭警站在她的身後,米米不敢四處張望。不過從眼角看見座無虛席,認識的人都有前來,「其實都好開心。」 宣判罪成一刻,她心裡份外平靜,「這樣也好,可以快點結束,不用再心掛掛 (心一直憂慮)。」回想2020年11月初,米米接到一通電話,得悉自己即將被起訴,整個人沉了下來,當刻只有忐忑「即係點呀?我係咪要坐監啦?」母親聽到這消息後,米米猜她其實也害怕的,但她卻安慰自己,「你又唔係殺人放火,衰政治咋嘛。(你又不是殺人放火,只是犯了政治罪罷了)」 在一年候審期,米米內心的種種疑問油然而生,她開始了解和向身邊人查問有關更生中心的情況。「到底更生中心是怎樣的?」「在更生中心要做些甚麼的?」 學習成為溫柔且堅定的存在 走進陌生的地方,米米形容自己性格「腍善」(與人為善),因此曾被其他在囚人士欺負。她說姑娘有晚要求「舊人要教新人步操」當時與米米同房的女生就要求她「Mark time (踏步)幾千下。」米米當初不懂得如何清潔風扇,換來一句「下?你二十歲人都未識拆風扇呀?」無論自己多想堅強起來,面對別人的批評和責罵,還是會潸然淚下。 「你又喊?喊咩呀?」半年在更生中心走來,米米學懂「唔啱就會反駁」,決意要為自己爭一口氣。朋友看見這情景,就跟她說「你真係勇敢咗。」 米米成為溫柔且堅定的存在,「反正坐監都經歷過囉。」以後再遇到任何事都能好好面對。 珍惜中秋在牆內與家人團聚 在這段期間,有遇過讓你失望的事嗎?米米提到有一個朋友,一直以為她只是觸犯「限聚令」,更問到「唔係守行為就冇事啦咩?」確實讓她有點失落。但凡事有得有失,現時她會說「願意陪自己上庭的朋友更為重要。」 而家人的陪伴,成為她最大的支柱。每逢周末,家人會輪流前來探望米米。在更生中心,只能透過一板之隔與家人見面。雖然有膠板擋著,但米米還是會聞到家人的氣味。

來不及說再見:化作一縷煙之前 讓逝者睡得安詳

穿起黑色恤衫,打上領呔,再襯上灰色格仔馬甲和長褲的陳培興(阿興) ,忙著出席喪禮。剛踏入廿九歲的青年在第五波疫情忙不可交,替因疫情過身的逝者化妝,找殯儀館、找棺木、買花牌⋯⋯為無助的家屬張羅。 新冠肺炎死亡的屍體有別一般處理,家屬只能隔著透明膠袋認領遺體。最親的人化作一縷煙之前,疫情之下往往來不及說出最後的心底話,有些家屬亦因隔著膠袋認不出逝者的樣貌,留下畢生的遺憾。 喪禮前,家屬情緒無處安放,阿興用雙手修補一個個破碎的心。他說自己性格內斂,少用言語關心對方。他會提醒家屬做些事情,買來逝者喜歡的食物、挑選一張漂亮的靈堂相。只是一點「心意」,作為禮儀師阿興希望可以彌補家屬的遺憾。 「這是一個救災過程」 阿興在疫情中渡過成為禮儀師的兩年。他自告奮勇,說自己不懼怕替確診個案化妝、裝身。「讓家屬減輕遺憾,就像一個救災過程,悲慘的事來到面前,而你的參與能讓事情變得好些。」 公立醫院由2022年1月7日開始,除了恩恤情況外,謝絕探訪。一場場「來不及的道別」每天發生,家屬只能相隔玻璃,目送親人離去。不能將心聲盡吐、不能觸碰家人的手,感受最後的餘溫;不能再次細看他們,把熟悉的面孔銘記於心,種種限制釀成「更多遺憾出現」。 而根據政府早前發出的「處理及置屍體時所需預防措施」,新冠肺炎患者的屍體屬第二類別(即黃色標籤),會以兩層膠袋封住,一層透明、另一層則是灰色,家屬只能從透明膠袋中認領遺體,且不可在醫院安排化妝及裝身。 家屬就只能目睹親人「未化妝」的容貌,難免心裡不甘。阿興憶起一名家屬,當時奔走於7、8間殮葬商,始終無人願意接手個案。「在認領遺體當天,他說自己不太認得母親,接著嚎哭,我當時覺得很挫敗。」身為一名禮儀師,卻在一場突如其來的疫症之中,為逝者化妝驟然變得既近又遠。 阿興現時已為3、4個確診個案化妝。他形容自己「唔係特別大膽」,而是純粹的「將心比己」。 新安排的「告別式」釀成無法修補的遺憾 從前滿以為是必然的告別式,在一場無情疫症中,變得遙不可及。最新措施規定化妝、裝身等工作必須在特定的殯儀館內才可進行,阿興提到指定的靈堂可容納80人,即代表家屬若然不打算邀請80名或以上親友出席,同樣要支付昂貴租金,而家屬決定為確診逝者安排化妝、裝身成本相對提高。 「雖然人們常說生命無常,不是這樣的,我一直認為發生的機會較微,但現在卻如此容易面對死亡。」阿興提到聯絡他的家屬,大多是年輕人,他只能無奈地嘆「他們不應在這個年紀經歷喪親之痛」。病毒無情,第五波疫情就這樣奪去9千多人的性命。 至親離世後,家屬最希望看見逝者「最安詳、舒舒服服離開的一面」。認領遺體時,通常是在「未執正」(未整理)的情況下,例如人在死亡後肌肉會鬆弛,因此可能嘴巴會張開,而眼球會像洩氣的氣球變得凹陷,皮膚變黃,而雪藏太久會漸漸泛紅或黑。 當家屬首次接觸逝者,而清楚眼前的遺體是自己的親人,這種畫面會徘徊在腦海、揮之不去。阿興認為唯一能讓家屬釋懷的方法是「給予他們一個好的畫面」。有人會說,因為確診個案的遺體狀況可能不太理想,瞻仰遺容的過程可能會對家屬造成二次傷害,但阿興慨嘆「不可能會差過未化妝前的樣子」,最基本也希望做到「口合眼閉」,像是熟睡的樣子。 一起告別

「維他奶小姐」眾籌在日本賣原味魚肉燒賣

在香港便利店打開冷櫃,十行飲品當中維他奶基本上已橫佔兩行。檸檬茶、菊花茶、朱古力奶,還有不可或缺的麥精、豆奶維他奶,各式各樣的維他奶在香港垂手可得,但日本人要到2021年才有機會品嚐到港版維他奶(ビタソイ)。 2020年前,盒裝維他奶在東京近乎絕跡,超市少量存貨的,僅是從深圳偷運到日本的盒裝維他奶,地下市場流傳,難以普及。在日生活10多年的阿秋 (桑原秋Aki) 餓了維他奶太久,疫情之初各國封關,回鄉遙遙無期,於是她鼓起勇氣,2021年3月在日本開了雜貨網店 HKストア(hkstore)。開舖之初,阿秋網上做了簡單的食品選舉,香港封關一年,日人思港、居日港人思鄉,網民推選了不少垂涎三尺的地道美食:出前一丁、芝士腸、鴛鴦⋯⋯,在香港咫尺買到的食品,去到日本關口,繁複的食品條例及嚴格的入境門檻令很多香港美食摒出日本境外。 阿秋並沒有放棄,積極與維他奶總公司接洽,從正式途徑由香港入貨,按日本食品輸入的官方程序,正式引入港產版維他奶。創業之初只有麥精、豆奶、檸茶,今天口味已增至菊花茶、哈蜜瓜和朱古力奶,並批發到各大餐廳及中華百貨公司,一些茶餐廳現在更設有維他奶專櫃。在東京飲一盒維他奶,現在比以前容易得多。阿秋還落手落腳宣傳,經常努力拖着一箱箱的維他奶,在其他縣的超市內擺推廣攤檔。日本人見識到她的幹勁,大家都叫她做「維他奶小姐」。 沖繩製 直送東京 香港人的效率高,一年之後,阿秋的網站多了「甘大滋」、「Tempo紙巾」,還有「清補涼」,貨品琳瑯滿目,但她最想引入的食品還有「魚肉燒賣」。踏入2022年,阿秋認識了在沖繩專做冷凍食品的港人張呈佳,一拍即合,張生在沖繩花了一年研製港式魚肉燒賣,沖繩廠房製作燒賣,計劃在東京發售,這絕對是香港人的美夢。萬事起頭難,二人決定在網上眾籌100萬日圓(約$65,000港幣),作為添設小凍倉及製作費,順便試試日本市場的反應。 日本燒賣已有超過百年的歷史,今日百貨公司的地下食品店必有一間燒賣專門店,全靠廣東人當年在橫濱將豬肉燒賣開枝散葉,可惜香港的魚肉燒賣始終與日本擦身而過。至今日本人聽到燒賣,自然聯想到豬肉加隻蝦那種廣東燒賣,對於黃皮香港「魚肉燒賣」,依然陌生。今日在日本有賣魚肉燒賣的食肆,僅一間港式茶餐廳,可見一粒魚肉燒賣在日本是稀有小食。 引香港食品成本高 食粒燒賣也要眾籌?阿秋做了一年多老闆,她指日本做生意,不能單靠豪情壯志,網上熱烈討論,有時落的單卻好少,更有不少香港人嫌貴⋯⋯。阿秋進一步解釋,其實引進香港食品的成本高昂,市場細,外國人在日本的批發網絡又要一點一滴累積,加上日本推祟大企業的零售文化,小公司引入新的品種,難免要冒上投資風險。「很多人問是否在東京做(燒賣)?問題是有沒有買呢?」。有了一年的經營經驗,阿秋認為眾籌既可集資,也可看市場反應,因此平常心看待成敗。 「如果成功,我就朝朝可以食燒賣(每日早上賣燒賣了)」,阿秋兩年前憑著「我要屋企嘅雪櫃擺滿維他奶」的豪氣,擔粗粗與維他奶接洽,成功引入維他奶。如今維他奶先下一城,燒賣能否發揚光大視乎阿秋夠不夠資金。 阿秋透露一旦成功,有資金買到一個香港食品專用的凍櫃,屆時可以入更多香港食品,會入「叮叮飯」、雞肉腸,滿足居日港人和「日本迷」的胃口。如果眾籌不達標,阿秋會全數退款,再作打算。 「維他奶小姐」在日本香港食品夢,還剛剛開始。 延伸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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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已60多年歷史,在2014年列入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記者問起31歲的花店老闆James為何做了8年花牌,James 第一反應並不是說要承傳文化,答案很簡單:「覺得佢靚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