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大圍城》百面受敵 崔允信:多年來相信的是獨立電影精神,餘下來的在香港做好自己崗位

影意志在1997年成立,一直在推廣及發行獨立電影。今年本來遇著最大的契機,難得等到一齣獨立製作,商業戲院欣然放映,預售驚現排隊人龍,確實成為了新聞。怎料左報社評一出,嚇親寶寶,放映告吹。

難怪影意志藝術總監崔允信不忿氣:「件事就是違(商業)價值,阻人發達。」實情他是笑看風雲:「你不如來看看 (影片),怎樣有歌頌黑暴。」

的確,不如都公平點,評論建基於事實。有句名言:「The only thing we have to fear is fear itself 」,那是出自已故美國總統 Franklin D. Roosevelt ,也是第35屆香港電影金像獎籌委會主席爾冬陞公布《十年》奪得最佳電影前,致辭時引用。

崔允信明言,認為《理大圍城》歌頌黑暴的人,不妨先看影片再舉證。(楊德銘攝)

不忿氣《理大圍城》「明明得」

先說前因,才論後果。

回到2019年,影意志如常籌備「香港獨立電影節」(HKindieFF),請留意第一屆是始於2008年。開放報名期間,崔允信收到來自「香港紀錄片工作者」的 《佔領立法會》:「當時還可以冷靜判斷其美學,覺得(《佔》)水平高亦完整。」他收片也收了11年,多少可以相信其專業獨立判斷吧。

同年11月,在香港反送中社會運動期間,示威者與警方在香港理工大學内爆發激烈衝突,「香港紀錄片工作者」決定要作相關紀錄。這就是在2020年11月獲International Documentary Film Festival Amsterdam(IDFA)頒發 「最佳剪接獎」,後再獲香港電影評論學會頒發「2020年最佳電影獎」的紀錄片《理大圍城》,亦將是4月30日舉行的第十二屆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TIDF)開幕影片。

累累贅贅似的。談的是《理大圍城》的藝術成就,是謂客觀事實。

此前,影意志為配合與香港藝術中心合辦的放映,曾於2020年7月首次將《理大圍城》送檢,但期間波折重重,最後獲核准證明書,影片被評為III級,並要在片首加入聲明1

來到今年3月,高先電影院在籌備舉行「香港電影評論學會大獎 – 得獎電影巡禮」,原定3月15日播放最佳電影《理大圍城》,全數戲票秒速售罄,更要加開3月21日的場次,還居然引來觀眾通宵排隊。商業需求之殷切,不言而喻。

可是,左報社評一出,全城沸沸揚揚。想放映的,收回場次,想看電影的,無戲可看。商業事情,政治解決。

  • (註1) 其聲明「影片紀錄2019年11月在香港理工大學及周邊地點發生的嚴重事件,當中有部分描述或行為,根據現行法例可能會構成刑事罪行。此外,影片部分內容或評論亦可能未獲證實或有誤導成份。

「是有點不忿氣。」前後拍過5齣獨立電影的崔允信,捱過那種「雖然被主流 (市場)吸納,但心知自己的作品不怎受重視」的心情:「好辛苦才有兩場,還要排在周五、六,不去看則周日已經『cut晒你』。」他不忿氣是深知《理大圍城》「明明得」:「(跟院商) 談到包滿座,不滿我替你填到滿;實情我們從預售已經知道(一定爆滿)。」

影意志成立24年,崔允信還是第一次看見觀眾口味逆轉:「這麼多年來,我所相信的獨立(電影)精神,在這時勢下,能得到許多人的認同,我應該感到高興的。」可是,沸沸揚揚的討論,失焦似的落在「打壓來了,快退!」

還有空間,不要縮

「今天,一定最直接面對壓力。」崔允信卻認為,尚有空間:「院商何以那麼早就退縮?何以早在2015年《十年》後,就已經不再放映這類片種?」2017年底,紀錄片《地厚天高》無縁登上大銀幕,但先後在藝術中心、電影資料館、兆基創意書院、科學館等放映,場場爆滿,一票難求。「(左報)不只在說我(發行《理大圍城》),是在批評整個藝文界,但實情(業界)早已自我審查。你看港台今天才受到打壓,正正是入面班員工『頂住』很久了,他們可以在幾年前已經(退)縮。」 

「我當年拍的獨立電影,關注度遠不及今天,但都有商業戲院吸納;自己第一部長片,主流媒體有報道,但觀眾很有限。」來到廿一世紀,倒行逆施。「當年導演李安(《臥虎藏龍》)獲奧斯卡最佳外語片提名,在香港,好大件事,但那只是香港的資金;今屆《少年的你》(曾國祥導演) 獲提名,無人關注。」又例如港台蔡玉玲編導的《721元朗黑夜》,被要求退出參賽:「有獎不可以領,好荒謬。」

崔允信笑言,院商到今天還未有明言《理大圍城》已成禁片,上映無望:「我有censor card(核准證明書),就按本份盡量做。」他得悉該片獲邀成為「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的開幕影片:「我不會刻意作出挑釁,只是照正常公布,因為那是對影片藝術成就的肯定,電影本來就是這樣一回事。」

他不認為自己過份樂觀:「10多年前,國內尚有不少獨立電影節,偏安在某些地方,(流亡香港)應亮導演的電影,在重慶還有商業戲院放映。」那就是罅隙中的一線光:「引進片提及示威者,大家在討論不能在內地放映,原來改為把他們全部拘捕,隔一日又通過了。」光是討論,紙上談兵,並無需要:「我的背景是製作人,現在做推廣,我明白討論的重要性,但我傾向『做就得』。」討論有意義,方向自然出現:「那些甚麼『電影已死』,往後該如何是好之類,每位製作人都各有身位,有的照回內地拍電影,有的在擦邊球,各有想法。」

崔允信坦承直接面對壓力,但相信仍有空間。(楊德銘攝)

高先是否衝得太前?「2019年後,大家也不要再有『前與不前』的討論了。大家在自己位置,衡量自己可承擔的,然後盡做。」兄弟爬山,就是各自努力。 

「在分享會上,《理大圍城》導演說過拍攝時,心存内疚,覺得自己在現場,好像做不到甚麼,但原來你努力做好一件事,今日就可以將個故事繼續說下去。」

按崔允信所見,心態悲觀的,在談移民的,普遍年紀較大:「年輕那班,除了非走不可,都不想走,要去外國讀書的,畢業後都想回來。」要正視的狀況是:「當他們不是全部『走晒』(離開),他們始終會長大,他們又有過一些『經歷』。  」與上一代不同的價值觀,植根在心,就從他們一而再的選擇,充份體現。

「去到旺角,有幾間食店總是排長龍,旁邊的餐廳,無人就是無人,那怕是有多好吃。」大家只是按自己的意願去生活:「一個城市,有那麼多人這樣做,不需要有大轉變,只要這樣的環境,還能生存;只要不再想以前那個價值,就會有種生活模式出現。」

他還記得,去年農曆年到旺角朗豪坊附近「掃街檔」(吃街頭小食):「有人帶頭唱十八(紀錄片《地厚天高》中,主角梁天琦自彈自唱此曲作結),有些人還不知為了甚麼。」他聲音有點哽咽,稍稍停頓:「(當時)我幾乎要哭出來,根本那影響力,特別是年輕人身上,是在發生中。」

《地厚天高》紀錄本土派政治人物梁天琦參選立法會選舉的經歷,於2017年11月首映。(楊德銘攝)

「TVB 仍舊找『那班人』來,還想翻身,是否完全不知道香港在發生甚麼事?」他認為,香港即使有200萬市民政見是黃的,但他們與年輕人還有很大距離:「先別說《理大圍城》,就連日常生活,他們都不太理解,還在說《投奔怒海》(許鞍華導演)那些才是難民,香港的只是移民。」實情是不少年輕人每日都面對打壓:「他們平日在行街,都忽然被警察截查;有些來藝術中心看電影,走過那條行人天橋都被截查。」他期望,大家多聆聽年輕人的想法。

崔允信覺得,來到今天,不應該再散播恐懼:

已經有很多人在散播不必要恐懼,因為我驚,不想面對那個驚,就說自己面對了恐懼,根本是不敢走出來的那班,在散播恐懼、在自我審查,或者你的恐懼,走了出來後,有機會能克服。

面對左派的狙擊,崔允信處之泰然,訴之於理:「不如清晰說明『紅線』在哪,做甚麼會觸犯國安法?是否那『八個字』就不能在大銀幕出現?但如果拍警匪片,歌頌警察拘捕暴徒,那『八個字』理應可以叫呀。」他認為訂下指引,清清楚楚:「有甚麼不能出現,以後逢見到就打格仔、聽到就『嘟』;如果是意識形態,就成立監管部門。」今日狀況曖昧:「就是希望你自我審查。」

是否可以不靠funding?

他強調,工作上不會迴避政治:「譬如教電影 (浸大電影學院客席講師),我不會刻意談政治,但學生要拍 (政治題材),我不會阻止。」談的是,各人在自己專業領域,緊守專業:「剛好我們承受較大的壓力,但因為沒有商業考慮,也沒打算回內地做甚麼,所以能做就繼續做下去。」

「我是對著政治談電影,在外國辦放映,總跟他們說不要告訴我有甚麼嘉賓,千萬不要有甚麼加拿大華人聲援之類。」單論電影創作的迴響,崔允信直言,(《理大圍城》)機會難得:「事業契機,從未有這樣好,這麼多聲音,那麼受關注。(影意志)作為商業機構,又可以談談理念,很不錯。」

人人見面都在問有否打算移民,崔允信家人在加拿大,但還是2016年才回去:「之前超過10年未到過北美洲,覺得生活苦悶,只是當年,香港環境氣氛實在太差,相比下,加拿大空間多,吃的東西也很多,曾有一刻想過離開(香港)。」

可是,與香港人走過2019年,他覺得香港還可讓他做點事,給他帶來滿足感:「何以吃頓飯都會覺得開心,是因為平日還有事在做,否則『好大鑊』,現在可以做就繼續做。」影意志一直受香港藝術發展局的資助,有擔心過失去資助嗎?「我們 (業界) 開會傾完,大家最驚是失去自由,這刻是survivor’s guilt (倖存者罪惡感),或者先不要想太多;有funding很多事不能做,不如想想能否不靠funding。」

崔允信說起讀小學時,老師會體罰學生,用間尺打手板,上堂不能發出聲音,但今天的他是眼前這樣的一個他:

只有制度在改變,人的思想不會因為這些而改變的;也不用推估往後會怎樣,我們從來都是見步行步。要知道,(我們)這個人數是不少的,往下走,無人知道會怎樣。不如就在這個位置,做自己可以做的事。

今天雖然只能見步行步,但大家仍可堅守崗位,一起走下去。(楊徳銘攝)

陳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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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有圓缺 由牆內走出牆外的陪伴者

相比起香港這個地方,她說自己其實比較喜歡香港人。就像當時步出法庭外,街坊送上一堆零食。雖然只有一面之緣,卻足夠讓她念念不忘。 去年8月,米米(化名)被裁定非法集結罪名成立,即時還柙。送往更生中心前,先押至中轉站的西九龍裁判法院。她在囚車上,清晰地望見窗外的景色,除了一座座建築物外,還有一班不相識、默默的支持者在馬路旁等候。從窗外看到微弱的光,一句句簡短而有力的呼喊,聲聲入耳。視線不其然被外面的一切帶著遊走,在車上的懲教職員用凌厲的聲線說:「唔使理,向前望。(不用理,向前望)」 當時年僅20歲的米米,原本選擇從事幼兒教育工作,無奈準備升讀大學三年級之際,正是罪成的時候。往後能否繼續申請教師牌照,仍是未知之數。未能順利完成學位,後悔嗎?「反正我對香港教育制度都冇咩希望」,她放棄完成幼兒教育課程。對攝影滿腔熱忱的米米,未來希望轉讀電影課程。 她憶起在犯人欄裏,一位庭警站在她的身後,米米不敢四處張望。不過從眼角看見座無虛席,認識的人都有前來,「其實都好開心。」 宣判罪成一刻,她心裡份外平靜,「這樣也好,可以快點結束,不用再心掛掛 (心一直憂慮)。」回想2020年11月初,米米接到一通電話,得悉自己即將被起訴,整個人沉了下來,當刻只有忐忑「即係點呀?我係咪要坐監啦?」母親聽到這消息後,米米猜她其實也害怕的,但她卻安慰自己,「你又唔係殺人放火,衰政治咋嘛。(你又不是殺人放火,只是犯了政治罪罷了)」 在一年候審期,米米內心的種種疑問油然而生,她開始了解和向身邊人查問有關更生中心的情況。「到底更生中心是怎樣的?」「在更生中心要做些甚麼的?」 學習成為溫柔且堅定的存在 走進陌生的地方,米米形容自己性格「腍善」(與人為善),因此曾被其他在囚人士欺負。她說姑娘有晚要求「舊人要教新人步操」當時與米米同房的女生就要求她「Mark time (踏步)幾千下。」米米當初不懂得如何清潔風扇,換來一句「下?你二十歲人都未識拆風扇呀?」無論自己多想堅強起來,面對別人的批評和責罵,還是會潸然淚下。 「你又喊?喊咩呀?」半年在更生中心走來,米米學懂「唔啱就會反駁」,決意要為自己爭一口氣。朋友看見這情景,就跟她說「你真係勇敢咗。」 米米成為溫柔且堅定的存在,「反正坐監都經歷過囉。」以後再遇到任何事都能好好面對。 珍惜中秋在牆內與家人團聚 在這段期間,有遇過讓你失望的事嗎?米米提到有一個朋友,一直以為她只是觸犯「限聚令」,更問到「唔係守行為就冇事啦咩?」確實讓她有點失落。但凡事有得有失,現時她會說「願意陪自己上庭的朋友更為重要。」 而家人的陪伴,成為她最大的支柱。每逢周末,家人會輪流前來探望米米。在更生中心,只能透過一板之隔與家人見面。雖然有膠板擋著,但米米還是會聞到家人的氣味。

來不及說再見:化作一縷煙之前 讓逝者睡得安詳

穿起黑色恤衫,打上領呔,再襯上灰色格仔馬甲和長褲的陳培興(阿興) ,忙著出席喪禮。剛踏入廿九歲的青年在第五波疫情忙不可交,替因疫情過身的逝者化妝,找殯儀館、找棺木、買花牌⋯⋯為無助的家屬張羅。 新冠肺炎死亡的屍體有別一般處理,家屬只能隔著透明膠袋認領遺體。最親的人化作一縷煙之前,疫情之下往往來不及說出最後的心底話,有些家屬亦因隔著膠袋認不出逝者的樣貌,留下畢生的遺憾。 喪禮前,家屬情緒無處安放,阿興用雙手修補一個個破碎的心。他說自己性格內斂,少用言語關心對方。他會提醒家屬做些事情,買來逝者喜歡的食物、挑選一張漂亮的靈堂相。只是一點「心意」,作為禮儀師阿興希望可以彌補家屬的遺憾。 「這是一個救災過程」 阿興在疫情中渡過成為禮儀師的兩年。他自告奮勇,說自己不懼怕替確診個案化妝、裝身。「讓家屬減輕遺憾,就像一個救災過程,悲慘的事來到面前,而你的參與能讓事情變得好些。」 公立醫院由2022年1月7日開始,除了恩恤情況外,謝絕探訪。一場場「來不及的道別」每天發生,家屬只能相隔玻璃,目送親人離去。不能將心聲盡吐、不能觸碰家人的手,感受最後的餘溫;不能再次細看他們,把熟悉的面孔銘記於心,種種限制釀成「更多遺憾出現」。 而根據政府早前發出的「處理及置屍體時所需預防措施」,新冠肺炎患者的屍體屬第二類別(即黃色標籤),會以兩層膠袋封住,一層透明、另一層則是灰色,家屬只能從透明膠袋中認領遺體,且不可在醫院安排化妝及裝身。 家屬就只能目睹親人「未化妝」的容貌,難免心裡不甘。阿興憶起一名家屬,當時奔走於7、8間殮葬商,始終無人願意接手個案。「在認領遺體當天,他說自己不太認得母親,接著嚎哭,我當時覺得很挫敗。」身為一名禮儀師,卻在一場突如其來的疫症之中,為逝者化妝驟然變得既近又遠。 阿興現時已為3、4個確診個案化妝。他形容自己「唔係特別大膽」,而是純粹的「將心比己」。 新安排的「告別式」釀成無法修補的遺憾 從前滿以為是必然的告別式,在一場無情疫症中,變得遙不可及。最新措施規定化妝、裝身等工作必須在特定的殯儀館內才可進行,阿興提到指定的靈堂可容納80人,即代表家屬若然不打算邀請80名或以上親友出席,同樣要支付昂貴租金,而家屬決定為確診逝者安排化妝、裝身成本相對提高。 「雖然人們常說生命無常,不是這樣的,我一直認為發生的機會較微,但現在卻如此容易面對死亡。」阿興提到聯絡他的家屬,大多是年輕人,他只能無奈地嘆「他們不應在這個年紀經歷喪親之痛」。病毒無情,第五波疫情就這樣奪去9千多人的性命。 至親離世後,家屬最希望看見逝者「最安詳、舒舒服服離開的一面」。認領遺體時,通常是在「未執正」(未整理)的情況下,例如人在死亡後肌肉會鬆弛,因此可能嘴巴會張開,而眼球會像洩氣的氣球變得凹陷,皮膚變黃,而雪藏太久會漸漸泛紅或黑。 當家屬首次接觸逝者,而清楚眼前的遺體是自己的親人,這種畫面會徘徊在腦海、揮之不去。阿興認為唯一能讓家屬釋懷的方法是「給予他們一個好的畫面」。有人會說,因為確診個案的遺體狀況可能不太理想,瞻仰遺容的過程可能會對家屬造成二次傷害,但阿興慨嘆「不可能會差過未化妝前的樣子」,最基本也希望做到「口合眼閉」,像是熟睡的樣子。 一起告別

「維他奶小姐」眾籌在日本賣原味魚肉燒賣

在香港便利店打開冷櫃,十行飲品當中維他奶基本上已橫佔兩行。檸檬茶、菊花茶、朱古力奶,還有不可或缺的麥精、豆奶維他奶,各式各樣的維他奶在香港垂手可得,但日本人要到2021年才有機會品嚐到港版維他奶(ビタソイ)。 2020年前,盒裝維他奶在東京近乎絕跡,超市少量存貨的,僅是從深圳偷運到日本的盒裝維他奶,地下市場流傳,難以普及。在日生活10多年的阿秋 (桑原秋Aki) 餓了維他奶太久,疫情之初各國封關,回鄉遙遙無期,於是她鼓起勇氣,2021年3月在日本開了雜貨網店 HKストア(hkstore)。開舖之初,阿秋網上做了簡單的食品選舉,香港封關一年,日人思港、居日港人思鄉,網民推選了不少垂涎三尺的地道美食:出前一丁、芝士腸、鴛鴦⋯⋯,在香港咫尺買到的食品,去到日本關口,繁複的食品條例及嚴格的入境門檻令很多香港美食摒出日本境外。 阿秋並沒有放棄,積極與維他奶總公司接洽,從正式途徑由香港入貨,按日本食品輸入的官方程序,正式引入港產版維他奶。創業之初只有麥精、豆奶、檸茶,今天口味已增至菊花茶、哈蜜瓜和朱古力奶,並批發到各大餐廳及中華百貨公司,一些茶餐廳現在更設有維他奶專櫃。在東京飲一盒維他奶,現在比以前容易得多。阿秋還落手落腳宣傳,經常努力拖着一箱箱的維他奶,在其他縣的超市內擺推廣攤檔。日本人見識到她的幹勁,大家都叫她做「維他奶小姐」。 沖繩製 直送東京 香港人的效率高,一年之後,阿秋的網站多了「甘大滋」、「Tempo紙巾」,還有「清補涼」,貨品琳瑯滿目,但她最想引入的食品還有「魚肉燒賣」。踏入2022年,阿秋認識了在沖繩專做冷凍食品的港人張呈佳,一拍即合,張生在沖繩花了一年研製港式魚肉燒賣,沖繩廠房製作燒賣,計劃在東京發售,這絕對是香港人的美夢。萬事起頭難,二人決定在網上眾籌100萬日圓(約$65,000港幣),作為添設小凍倉及製作費,順便試試日本市場的反應。 日本燒賣已有超過百年的歷史,今日百貨公司的地下食品店必有一間燒賣專門店,全靠廣東人當年在橫濱將豬肉燒賣開枝散葉,可惜香港的魚肉燒賣始終與日本擦身而過。至今日本人聽到燒賣,自然聯想到豬肉加隻蝦那種廣東燒賣,對於黃皮香港「魚肉燒賣」,依然陌生。今日在日本有賣魚肉燒賣的食肆,僅一間港式茶餐廳,可見一粒魚肉燒賣在日本是稀有小食。 引香港食品成本高 食粒燒賣也要眾籌?阿秋做了一年多老闆,她指日本做生意,不能單靠豪情壯志,網上熱烈討論,有時落的單卻好少,更有不少香港人嫌貴⋯⋯。阿秋進一步解釋,其實引進香港食品的成本高昂,市場細,外國人在日本的批發網絡又要一點一滴累積,加上日本推祟大企業的零售文化,小公司引入新的品種,難免要冒上投資風險。「很多人問是否在東京做(燒賣)?問題是有沒有買呢?」。有了一年的經營經驗,阿秋認為眾籌既可集資,也可看市場反應,因此平常心看待成敗。 「如果成功,我就朝朝可以食燒賣(每日早上賣燒賣了)」,阿秋兩年前憑著「我要屋企嘅雪櫃擺滿維他奶」的豪氣,擔粗粗與維他奶接洽,成功引入維他奶。如今維他奶先下一城,燒賣能否發揚光大視乎阿秋夠不夠資金。 阿秋透露一旦成功,有資金買到一個香港食品專用的凍櫃,屆時可以入更多香港食品,會入「叮叮飯」、雞肉腸,滿足居日港人和「日本迷」的胃口。如果眾籌不達標,阿秋會全數退款,再作打算。 「維他奶小姐」在日本香港食品夢,還剛剛開始。 延伸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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