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爭的烽火現場，7月至今總有日籍攝影師「（キセキ）Kiseki」的身影。縱使她戴上「豬嘴（防毒面罩）」，她一頭清爽的金色短髮，在硝煙的黑夜特別耀目。 攝影師Kiseki總是捕捉到抗爭者像站在舞台的一 ;，背起兩部單鏡相機，連拍數秒，在口袋裏滑出一部手機趕快拍攝影像。場面稍為平靜，她拼命逐個字「吐出」英文生字，向抗爭者探問當刻心情。每分每秒，都要記錄，越是記錄，Kiseki說：「我越想知道發生甚麼事！」 Kiseki Michiko （幾石倫子）當了十多年商業攝影師，兒時在香港生長，計劃來香港尋找兒時回憶，原訂拍攝香港老街製成攝影集，怎料7月開始香港彷如變成戰場。她一改計劃，記錄抗爭現場，無償將相片和訊息帶到日本。12月在涉谷舉辦名為「まず知るだけでいい (先知道便可以了)」的攝影展，將目送被捕青年的無奈、警暴無限放大的情況，以及她記下的香港人心事，一一展現在東京人眼前。 「將不想見到的東西掩上蓋子活下去，我也可能是其中一人。有關香港的事，我想大家先知道就可以了。」Kiseki Michiko 作為一個攝影師，卑微的道出攝影的原委。
採訪/攝影：關震海
「奇蹟 」總在現場
你好，我是Michiko 。」幾石倫子的廣東話是非常「有限公司」，她努力用廣東話去介紹自己。
她的姓氏Kiseki跟日文「奇蹟」同音， 記者每次碰上她，別人叫她 Michiko，記者偏偏喜歡叫她「（キセキ）Kiseki（奇蹟）」。「奇蹟」攝影師，她總在抗爭現場採訪。在抗爭現場重遇她，大難不死，記者總喜歡在她面前高呼她名字一、兩遍，「（奇蹟）Kiseki，沒事嗎？（奇蹟）Kiseki，沒事嗎？」。 Kiseki比其他記者都冷靜，在她眼面前的警察對她有多凶，如何口沫橫飛，Kiseki不以為然，她說懂得如何處理，「我不知POPO在說甚麼，總之我拍了數張照片，便輕輕放下相機，因為相機有侵略性的。」
目送的無力感
記錄者的切入點，影響歷史的重組過程，Kiseki 不諱言受到香港年輕人的感召：「奮力一戰的香港年輕人，跟日本同世代的人一樣， 應該去讀書去玩，但香港的年輕人他們為了香港的未來抗爭下去，為何他們不被看見？」Kiseki 同樣有拍攝防暴警溫情的一面，但她始終未能拍得全面，因為「不能靠近」警察，始終香港警察對她來說有一種距離。
再冷靜的記錄者，在「戰場」記錄了數個月，內心蘊藏的無力感，透過影像將情緒一次過爆發起來。「8月31日，在灣仔防暴警拘捕一位年輕黑衣人時，被捕者用力抓住我的手，我在想他應該想說『救救我、救救我呀』，可是我甚麼都做不到，他只是在我眼前⋯⋯警棍大力大力的打他。」每次說起8月31 日眼前「目送」的無奈感，留在Kiseki 內心的眼淚總是忍不住，眼淚奪眶而出。 「我不懂廣東話，不能問他們的名字、身份證號碼，連這些事都做不到。」作為記錄者總要承受鏡頭的無力感，因為鏡頭的侵略性在於記錄，在行動上只是伸手不及的旁觀者。Kiseki 稍為冷靜過來，輕輕說了一句：「也是呢，今日的香港，懂廣東話也無能為力。」她向我微笑，點頭示意：「是嗎？」 「是呢。」我只能說。 記錄了半年抗爭，對於Kiseki 是一個「意外」。
Kiseki大學修讀藝術攝影，在日本順理成章成為演唱會攝影師。這數年間，愛情、事業出現巨變，她希望四處逛一逛，從以前走過的路尋回自己，四處旅行。去年短遊曾經居住的香港，她好像找到了拍攝的衝動。 「看到香港舊街的街頭巷尾，人來人往，他們很努力生活的樣子，給我很大朝氣。」因父親的工作需要，Kiseki兒時在香港生活三年，在渣甸山居住，上山下山都是日本百貨公司，她依稀記得小時候銅鑼灣還有雜亂的老街，有小販，滿地垃圾。去年回來，她驚訝失去了這種凌亂美：「為何這樣整潔！」她決定2019年辭職夏天來香港，記錄即將消失的街頭文化。 跨過日本主流傳媒高牆 7月5日來到香港，Kiseki感到香港不是2018年的香港，她開始嘗試到示威現場拍攝，漸漸有意識記錄這場運動。在7至8月，日本傳媒集中報道《逃犯條例》，Kiseki 作為現場的記錄者，她感到應不單只條例修訂，香港人的憤怒很複雜，一切源於沒有自由。
Kiseki 沒有日本新聞的人脈，她嘗試去日本雜誌投稿，結果只登了一版，內容減數百字日文。「（日本傳媒）內容只有《逃犯條例》和抗爭者有「暴動化」的趨勢，我開始覺得不能單依賴傳媒，於是我叫好友幫幫手將訊息傳出去，將香港真實的一面傳到日本。」 由初夏到寒冬記錄抗爭，Kiseki做了很多以前攝影師不會做的事。她在twitter和IG 開了戶口，委託在廣告界有人脈的小學同學在日本網絡擴散，期間認識了前NHK主播 Jun Hori，Kiseki的影片放在Jun Hori的頻道播放。 Kiseki做好了影像呈現香港實況，亦努力做傳播，漸漸跨過日本主流媒體的高牆，她說要將香港的事傳出去，一切只是開始。
別做掩上蓋子的人
有日本人關注香港的抗爭運動，由6月至今一直舉辦「Stand With HK」遊行，但對於Kiseki這些身處國外的人來說，其實大部分的日本人不是不知香港在淪陷中，而是避而不見，繼續裝睡。「日本人經常說 『KOTONAKARE主義』 (事なかれ主義)，人總是想掩上蓋子，避開不想見的東西，總是想幸福愉快地生活，當看到不想見到的東西，又被捲入其中，心情會變得沉重。日本人不想有痛苦的回憶，因此裝作不見，放下這些（不想見的）事情。其實呀，香港這種事情，在日本一樣有可能發生。」Kiseki 說。 Kiseki希望藉着相片告訴日本人，要先知道香港的大概情況，焦點不止是《逃犯條例》，或是「特首林鄭」辭職下台，要多方面了解彼鄰的自由情況。
光復人生：回去是為了再回來 在這半年間，Kiseki小姐學了更多英語，但始終跨不過有「九音」的廣東話，經常將「光復香港」讀成「歌復香港」。
她形容這半年在香港是一場攝影和自由的「自省課」：「自由是應該有選擇和不選擇的權利，最後這場運動是如何完結？可能香港人真的要有選擇和不選擇的權利。這兩種選擇，其實日本有沒有呢？來了香港之後，我有這樣的疑問。」
「光復香港」未成功，Kiseki先光復人生，開始認真思考人生之旅。半年無業無償記錄香港，戶口銀根緊絀，明年2月回國工作。她說會繼續拍攝香港，「最少要拍到2047年」，記錄香港前途。她說先回日本，是為了再來香港拍攝。 「奇蹟」攝影師，就此約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