漆黑中記錄撲空 他的模樣在無聲無影的「獨家影片」中溜走

2016年梁天琦專頁擷圖。

​​在早上7時多再次醒來時,我還是有種難以言喻的失落。

忘了從那天開始,他們不見天日的行動方式成為常態,在責難自己沒有好好記著教訓的同時,又嘗試努力地安慰自己,「或許,有些影像是注定缺失」。

在四小時前的清晨,我從另一邊的郊區出發至東涌的士站,全程約35公里,打算到埗後再轉乘大嶼山的士,前往石壁。據知,有部分行家已在守候,水塘道的風勢清勁,沒遮沒掩。我特意帶上了兩個裝滿熱水的保溫瓶,數個蒸包,好讓守夜的同行有補給,平日受他們太多照顧了。

清晨四時左右,我掃著手機屏幕顯示的即時新聞,《香港01》大題,「梁天琦出獄  凌晨近3時放監  由七人車接走」,我獨個兒站在東涌站外,空無一人的行人路上,街燈閃著暗啞的光,我仔細重覆又重覆地看著那段「獨家」片段,嘗試會否看到梁天琦的身影,身影就好了,然而事實也說明這個想法過份天真,只見三輛據悉是警方的七人車從石壁監獄緩緩駛出,鏡頭似乎是從高遠處拍下,前景有大片樹葉遮擋,整條行車道沒有群眾,沒有呼喊,沒有記者,後來得悉所謂的記者採訪區亦被架上鐵馬,與正門有好一段距離。

但今天的距離,與昔日強力部門封鎖的物理距離,於我而言是截然不同。

記得去年周庭在大欖出獄,再「厲害」的圍封,我們最終還是可以在日光下看到她的臉孔、眼神、衣著,揮手、點頭,對於群眾來說,露面是一種安慰。12月,香港大學「國殤之柱」被搬走那天,其封鎖區域之廣闊和嚴密程度,記者還是可以有「立足之地」,雖看不見,仍聽到拆卸聲,站著拍、跪著拍、趴著拍,總會有窿窿罅罅是可以借位。

但今天梁天琦的出獄卻是史無前例凌晨摸黑進行,在媒體趕到前迅速把他送走,送去哪了?隨行的人是誰?有法律代表嗎?很多的問號,不得而知。

即便有媒體的獨家片段,我們依舊不見人歸來,沒有親眼目賭他走出來「真正自由」的一刻。我們從來不期待他會做些甚麼、說些甚麼,但還是盼望可以見到那副標誌性眼鏡、些微凌亂的頭髮,他會揮手嗎? 他會微笑嗎?他會點頭嗎?誰會陪他離開? 這些原來都不會發生。 

我帶著那兩個裝滿熱水的保溫瓶、原封不動的蒸包、備用的相機電池、禦寒風衣,原路折返,登上回家的士,來回70公里的路,我看著外頭沒有路人、寧靜得可怕的街道,想起梁天琦那副非常標誌性的戴眼鏡模樣,在「2016年立法會新界東」點票場外的一次直播中,有支持者打趣地問:「有否找眼鏡贊助?」

當時的他尷尬地笑說:「我也想有呀,本來想去登打士街的一家眼鏡鋪看看款式,差不多到時,突然起自己的禁足令剛好在止步登打士街,所以去不了。」

現在的他,可以去旺角登打士街那家眼鏡店配眼鏡了嗎? 沒人知道。

「或許,有些影像是注定缺失,有些問題注定無解。」

這是記者一個失語的時代。不甘。

陳卓斯

《 誌 HK FEATURE 》 獨立記者
製作、策劃紀錄片,專責《誌》影像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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