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2021年立法會質詢文件顯示，警方公布2021年有關反修例拘捕及檢控數字。在反修例運動近10,265名被捕人中，有4,009 人為學生；18歲以下人士有1,754人，18歲以下的被捕者佔整體17%，有489名18歲以下的青少年遭檢控，佔整體的4.7%。
根據少年犯條例，「兒童」是指被審理任何關於其案件的法庭認為是未滿14歲的人；「少年人」指被審理任何關於其案件的法庭認為是年滿14歲但未滿16歲的人。他們受到法例的保護，不是每一場審訊都會容許記者採訪及公眾旁聽。公眾難以接觸他們，傳媒有時要找尋少年犯的足跡也無從入手。最了解他們的審訊狀況的除了家人，就是其代表律師。
年輕大律師Casper （化名）開始執業後就遇上了反修例運動，他的第一批「當事人」，大部分都是16歲以下的少年犯。他說：「或許是因為緣分問題，去警署的時候都遇到小朋友，角色會好似做社工，多了很多持份者要顧及，例如家人、學校等。」
從被捕到審訊 少年、成年大不同
處理少年和一般成人被捕的個案不一樣。律師一般首先介入的是兒童或少年被捕後在警署錄口供的程序。根據《查問疑犯及錄取口供的規則及指示》，所有未滿16歲的少年人，應在家長或監護人在場下，警方才能與該名少年人會面。如果家長或監護人不在場，就應該由一名與少年人性別相同、但並非警務人員的人陪同。
Casper 說，在口供紙上會有一欄目讓監護人在陪同落口供後簽署，如沒有人陪同就會造成口供正當性的問題。「否則很難證明少年或者兒童被捕人所說的是他們確切知道的事情，因為他們也沒有這個能力，譬如學校旅行，你未滿18歲就要簽署回條，一樣道理。」 在這個過程中，被捕的少年可以找監護人，同時也可以找律師。「但警方通常直接和家長說，有些家長就會很心急，聽到錄完口供就可以離開，就不會再找律師幫忙。 」
被捕後，面對起訴，少年就要開始漫長法律程序。根據法例，16歲以下的被告都可以在少年法庭接受審訊，除了保障兒童和少年的私隱，在細節上也會與一般的公開法庭不一樣。 「在少年庭律師一開始就會介紹小朋友，父母和到場的其他人例如社工，這是一般公開法庭不會的做法，也不會叫第一被告、第二被告，會直呼其名，例如『小明和他的爸爸媽媽』，有點像是開家長會，目的是為要讓他們明白法庭程序之餘，也不要嚇壞他們。」
然而，不是所有少年都可以幸運地被安排在少年法庭審訊。有些社運案件的被告是捆綁式處理，當同案中有其他成人被告，即使少年未年滿16歲都需要在公開的成人法庭完成審訊。Casper 說，雖然難免會讓傳媒和公眾看見少年的樣子，但律師通常都會在法庭上為成年的當事人爭取匿名令，而一般情況下都會批准，變相公開的法庭日誌中便不會列出少年被告的姓名，而是用星號（*）代替 。
律師要求分拆未滿16歲的少年到少年庭審訊又是否可行？
「這是可以爭論，但法官都未必會因為年齡作為考慮。因為如果有好多證據，而那些證據完全一樣，拆開就要做兩次的審訊。片就要播兩次，法庭就會有這些行政上的考慮，要平衡一下各種案件管理的因素。」
他坦言，如果一個個案中20名被告中只有一位是未滿16歲，但案情在同一地點同一時間發生，證人和作供警員也是同一批人。如果要將大致相同的審訊做兩次，法庭就很難因為年齡問題分拆去處理。
起訴到審訊隔數年 換一個法庭換一套法律原則
有人從少年庭開始提訊，但程序走了未到一半，就16歲生日，需要轉移到成人公開法庭排期受審。
Casper 說，身邊有同業的當事人的確需要這樣處理。因此這也是「運氣」和「機會率」的問題，就是到底少年被捕時的年齡如何，「13歲、14歲或許有機會在少年庭完成案件，如果你首次上庭就已經就快16歲，就一定會轉到法庭。」
他補充，這也牽涉「排期」的問題。2019年後反修例相關的案件太多，累積下來的案件排期審訊都要以年計。有些案件就牽涉10位以上的被告，需要30到40日去處理，而審訊亦不宜「斬開」處理，所以仔細研究法庭日程會否有那麼長的時間空檔，也只能排到2年或3年後的日子。
「有些2019年社運當場拘捕的個案，控方要告你，但甚麼文件都未準備，在庭上一叫押後就押後半年，下一次提堂再叫半年，後來差不多準備好，就輪到法援申請程序，最少（被告）已經需要到警署報到1年。」
本來這些程序在一年多內基本上就會告一段落，現在竟成了無止境的等待，這已成為司法的新常態。
一次又一次的提訊，總算等到審訊有期，但他們的少年身份已不復再，又有新的法理原則和考慮。在公開的成人法庭上，除了在法庭的審訊氣氛有變，判刑的準則都會不一樣。 「少年庭是根據少年犯條例，有很多不同判刑選擇，甚至有一些是不用留案底的方法處理。」Casper 解釋，過去在少年犯條例所提及，「更生」其實佔了很大部分，法庭和法律都抱着一個「再教育」的心態去考慮刑期。他舉例，或許是「Conditional discharge（條件式釋放）」、「不留案底的Care and protection order（保護令）」等。
「根據指引，21歲以下的人都盡量不判處監禁，但16歲以下不判監的假定是更強，因為監禁對於一個人在這個階段的影響很多，裏面的文化和遇到的人對於更生都未必一定最好，特別在少年階段，因此以前很多都是用感化令去處理。」Casper 說。
因此，少年是否年過16歲，成為了一個關鍵問題，到底判刑所考慮的年紀基礎是以哪一個時間點而定， 到底是「被控告的日子」、「定罪的日子」或是「判刑的日子」？ Casper 指出，曾經有案例指出，若以21歲的計算年齡準則，時間點定在判刑的日子（註：法例有說明21歲以下盡量不判監），但以16歲的計算年齡準則，時間點如何定就曾經被激烈地討論過。過去曾經有一宗猥褻罪的案件（香港特區政府訴CKC案），就少年計算年齡的日子上訴至高等法院原訟法庭，而當時法庭裁定「斷定年齡的關鍵日子就是相關兒童或少年人被控罪行的日子」。
世事沒有絕對，在普通法的社會之下，新的案例會為實際執行的方式帶來改變，但現時下級法院仍然需要跟隨這個判刑準則。
首次判刑的「假希望」 被覆核的精神折磨
當少年等到判刑結果，以為漫長的司法程序劃上句號，守得雲開見月明的時候，厄運就總是不放過這一代人。從2020年初， 香港特區政府訴SWS案開始，一系列寫上「縮寫英文字母」的判詞就湧現。（註：由於少年案例需要匿名，所以判詞都會取被告名字三字的首個英文字母縮寫）。Casper說，從前很少這種刑期覆核的案件，但針對年輕的被告在少年法庭被判的刑期相對較輕，亦常有感化令的判刑，律政司就會不斷上訴。「一般感化就會被覆核，由於出現這樣的狀況，所以地方法院有很多法官都不敢判得太輕，就算有些好人的法官也不例外。」
2022年 審訊2020年一宗將軍澳廣場東海堂刑事毀壞及縱火案（案件編號： DCCC372/2021, DCCC 373/2021, DCCC374/2021），第1及第2被告（案發時分別為16及14歲）較早前已承認刑事毀壞罪，法官李慶年判刑時引用 SHY[2021]1HKLRD682，律政司司長 訴 陳佩瑩及另3人 CAAR 8/2021 、律政司司長 訴 周建諾 CAAR 1/2021 案例，若判處社會服務令，被告有機會於完成時數後，需再次面對刑期覆核，因此建議從被告角度出發，判入更生中心或許是較好選擇。
法官李慶年在判決前十分清晰說明判刑的方向，又指出「讓被告選擇哪個方案，選擇錯了有其風險及後果」、「如果我是被告，我寧願早點完成刑期，更加Relief（解脫）。」
其後休庭20分鐘，辯方詢問第1被告意願後，同意更生中心的選項。第2被告則進入勞教中心，李官指出可給予兩名被告「有序、有罰、有教、有更生的判刑」。
何謂判太輕太重？「所有法律界人士都知道，判刑是一種藝術，不是科學，坦白說有點像作文比分。你寫了一篇作文，一個老師會給85分，另一個老師給75分，不可以說誰對誰錯，但如果有老師給60分或者100分，就是不合理。但在一個分數的範圍中，到底選擇85分，還是75分， 這個是由不同的法官討論和決定。」
律政司為上訴「儲」了一堆案例，必要時就會引用上次或上上次覆核的案例，作為下一宗覆核案的基礎。在首宗覆核案件中， 法官在判詞中寫到「以控罪一嚴重性，年紀相比公眾利益顯得微不足道。基於公眾利益，法庭必須給予年青人清晰信息，即干犯嚴重罪行，法庭不會因為年紀輕而格外開恩。」而類似意思段落在其他覆核的判詞中不難看到。律師們也有嘗試在庭上引用國際準則、北京準則，甚至引用外國的判刑委員會，提交外國案例，說服法庭對少年人開恩，但法庭只會說已經將提交原則和案例考慮在內，但總是解釋社會情況不一樣等，是年輕人集體犯錯，都是懲罰為主。
少年唯有「硬食」遙遙無期的上訴和控告，對他們造成很大的壓力。Casper 說，在公開判詞中提及少年索取的心理報告，也清楚對外描繪了一些實況。 「首先經歷社運期間，有些有創傷後遺症，另一個原因是被人告，加上被覆核的傷害更大的。因為以為已經告一段落，帶着一個假希望，接受感化後一段時間後，卻突然收到律政司告知要上訴的信。然後法庭又不是即時處理， 即使處理後又要排期，很多程序和手續，往住要等數個月到半年。」
有人為了快點結束，乾脆開始「認罪」罷了。Casper 對此也十分理解。「特別是還柙的人，認罪的動機很強，因為反正都要在坐數年，如果我認罪，認完就會快點出去，何必要坐在法庭60日去打暴動，之後又不知道結果是怎樣。」
小時候，父母和學校都教導，有錯才要認，沒有做錯就解釋、澄清。如今，在庭上認罪不認罪，已經不是一個對與錯的問題，竟成為了策略性的考慮問題。
(＜少年犯之不再少年時＞專題將刊載於《Side B》ISSUE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