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2022年7月11日，35名電影人聯署《香港自由電影宣言》，表示堅持「忠實拍電影」，對抗電檢處在國安法護航下一再禁止電影上映。今次香港電影人的聯署不再如上世紀90年代反對黑社會入侵，而是宣示香港自由自主意志，因為「電影到底是自由的藝術。沒有自由的電影終究會枯死。」
《香港自由電影宣言》節錄—
「所謂『電影』，就是創作者面對世界的姿態。不論它是放在傳統戲院還是串流平台，是在大銀幕放映還是在手機上播放，只要作品能呈現出創作者站在現實面前的某種取態或想像，它就應當被稱為『電影』。
要在當下的香港拍電影，須面對的困難與風險之高，當算是香港歷史上前所未見。但弔詭地，現在必定是最適合拍電影、我們最需要電影的時機。我們寄願自己100%的從電影裏來，往電影裏去。我們相信，電影與倫理、政治、人生，窮根究底最後都會走到同一個終點；把電影做好，就是把自身的種種方面都做好。」
這是最壞的時代，也是最好的時代。
電影帶我們遊走於各個時代，創作者忠於自己，透過影像訴說大時代的喜怒哀樂。創作者在「壞時代」中，能夠將「壞時代」拍成電影，均取決於電影人屢敗屢試的堅持。驟時間，螢幕閃出「勿忘初衷」亦觸及紅線，不刪減便不能上映，審查步步進逼，誰主導這條紅線？紅線不斷劃圈為界，創作人如何從囚牢破繭而出，實踐在這兒說那事的創作自由？
電影審查於歷史上並不是新鮮事，除了有關暴力及色情等道德審查，政治審查幾乎能主導一部電影的下場。今日自由奔放的台灣，曾經歷超過半個世紀「黎明前的黑暗」。追溯至1930年，國民黨戰時文化委員會訂立電檢制度，凡不符合國民黨信念與教條者，通通禁絕。
在台灣「新浪潮」電影出現前，台灣戒嚴近40年，國民黨政府數度修正《電影檢查法》。當時電影創作處處受限，開拍前事先提交劇本予新聞局審查，情況如今日的內地市場。既要求劇情要遷就政權的道德尺度、立場，只要政府認定題材敏感，均會被禁。懸在創作者頭上的戒嚴令，讓電影人連連受挫。
誰沒有比誰高尚，上世紀七十年代英殖民地政府一樣對電影進行嚴謹審查。早於1909年，政府開始電影審查；二戰後，作為英帝國港口城市的香港，成為了冷戰時期的政治角力場，港英政府數次修訂《電影檢查條例》，以「政治中立」為由審查反共與親共電影，與台灣相似，送檢的電影出現某國國旗，也是審視的重要項目。
台灣電影經歷過「最壞的時代」，香港電影經歷過商業上的黃金時代，但今日的台灣以擁有無窮創作自由為傲。港區國安法的大環境之下，香港政府於2021年6月修訂電檢指引，增添了有關考慮「國家安全」的章節，香港電影曾經擁有的自由是否不復再？
今年的「鮮浪潮國際短片節」，14套本地短片中，故事角色名為「燕琳」的《Time, and Time again》（下稱《Time》）不獲電檢處批出放映證而成為「禁片」。而講述校園高壓管治的《群鼠》則在放映前最後一天才獲批，並被評為三級。兩部作品遭受不同的對待，內部「紅線」依然隱晦不明。
創作者與觀眾在壞年代不拘泥作品的長短及播放方式：我們對「電影」的界定不再是90分鐘的電影，對「香港電影」的界定也不侷限於在香港戲院放映，或必定要走過金像奬紅地毯的作品。香港短片蘊含我城的千言萬語，縱有作品被禁，亦有含苞待放的作品被迫「放逐」到海外，留待我們在「牆外」探討、欣賞。只要我們着緊我們的說話，我們一定找到看電影的機會。
《誌》在＜禁片年代＞訪問4位今屆鮮浪潮的創作者，了解作品的底蘊，藉此讓他們親自解說，仍然在香港拍電影的因由。
採訪 / 黎祉妤
編輯 / 關震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