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當前香港防止自殺政策是否做到以人為本: 一名親歷體驗研究者(Lived experience researcher)的剖白

編者話: 疫後學童自殺問題難以遏止,多個有關學童自殺研究亦找不出自殺背後的原因,政府與NGO目前確切可做的是加設防止自殺熱線與加強學據分析。曾參與研究自殺的獨立學者也曾經是心理健康服務使用者成鈺琳撰文分析,現時的防止自殺論述存有的許多矛盾及與現實衝突的説法;筆者亦想透過文章邀請讀者反思現時防止自殺論述應否被視為「理所當然的思維」、以及「非黑即白的假設」?

  1. 今日的自殺風險指數是 — 疫情之後復課,學生自殺個案上升,政府當務之急宣布建立三層應急機制應對,有大學學者認爲作用有限,稱大部分的自殺學生沒有醫療病歷,單憑心理健康問卷不足以辨別有自殺風險的學生,加上疫情下師生關係變得疏離,老師的工作量已難以負荷,難於精準識別有需要支援的學生。

事隔數月,賽馬會最近(今年2月)宣布透過慈善信託基金撥捐近8億港元支援情緒健康,另撥款資助大學研究,透過人工智能及大數據,研發一套防止自殺預警系統,宣稱可得出自殺的高風險時段及精準地點。不論是政府或是大學的防止自殺政策均非常重視自殺監測。然而,研發自殺預報系統的研究已進行數年,實際作用及成效如何目前仍有待鑒定,有關機構亦沒有明確交代。

有外國學者評論臨床診療的自殺風險評估未能夠有效地監測病人自殺的風險,也有研究利用大量數據和機器學習方法也無法證實風險評估的成效。有鑑於此,是否有必要大量投放大量資金與精力在風險評估的研究?即使成功研發一個有效的系統亦需要一段時間,資源分配的比例是否恰當?畢竟由小學至大學,孩童至長者,各年齡階層需要關注的問題及需要的研究仍然多。

風險評估和監測是公共衛生問題的一項重要環節。以公共衛生為導向的防止自殺政策更主宰了當今香港的自殺論述,奠定我們對自殺的認知。公共衛生的角度著重蒐集數據, 建立監測系統,分析危機因素以及因素之間的互動影響,提供專家指導下的介入,評估成效。整個機制的成效建立在於有沒有良好的數據支撐,掌握的數據愈多,就可以更精準地預測。這也解釋了爲何公共衛生導向的研究普遍著重量化分析的實證性研究方法,而且利用先進的大數據工具提高數據的質量。被界定為公共衛生問題的不一定是疾病,但卻是以處理疾病的方法處理公共衛生問題,以專家經驗及知識為主,將自殺歸咎於個人問題(缺抗逆能力、衝動、沒有求助等因素)。 這種思維正主導當今香港的自殺論述。

  1. 你有想過自殺嗎?— 以前做防止自殺研究時,學術界經常有一説法,就是專家建議可以並應該直接問對方是否想自殺。我對於這說法一直有保留,認為什麼時候提問也得視乎環境情形。

我試過有一次情緒特別低落的時候想找人傾訴,當時打電話到大學的輔導處詢問是否可以即刻安排當值的輔導員會面,但由於接近放工時間,當下無法安排,這時候對方問了一句「是否想自殺?」我聞言愣了一下,當刻只是急需找人聊天但沒有想要自殺,倘若對方真關心,應該先問我為何不開心而不是有沒有想自殺。我也理解倘若我答「不是」,那當下的通話將就此結束。至此,我對於這所謂的風險評估均沒好感,但見到這些專家的提議,又令我對親身的經歷產生懷疑。

後來我再閲讀到一些訪問服務使用者經歷的定性研究,以及接觸到有類似經驗的服務使用者在社交媒體分享經歷,才發現不認同此說法的人不止我一個。當今的防止自殺政策過度著重風險評估和監測而忽視建立良好連結的重要性,不僅是本末倒置,也是降低風險評估準確性的其中一個原因。多次重複要多關心身邊人士,建立一個充滿關愛包容希望的社會也只是陳腔濫調,毫無說服力。

  1. 防止自殺防不了自殺— 我也體會到權力關係影響知識的掌握和創造,而當今有關防止自殺知識的掌控權不包含有親歷者或服務使用者。理論上,研究應需要貼近民生,研究的結果才能實際地幫助服務者。實際上許多研究活在象牙塔,脫離現實生活,缺乏實際影響。當自己的經歷被漠視,不被當一回事,這等同剝奪與他人分享經歷的機會,少了共同理解經歷創造知識的可能,也無法取得自我理解,女性主義作家Miranda Fricker稱之為「知識的不正義」。

當今主流的防止自殺論述充斥許多矛盾、有問題的假設,一旦遇上難以應付現實的複雜性,其假設便會不攻自破,同時亦出現許多前後矛盾的說法。例如防止自殺的訓練經常宣揚要留意自殺的警告訊號,但在評論當今學童自殺個案中,卻有很多隱蔽個案是難以觀察的。防止自殺報道守則要求媒體避免揣測或簡化自殺原因,但防止自殺學者卻經常在媒體訪問中將自殺事件簡化,例如搬出害怕求助、衝動、不夠堅韌、孤獨等等個人因素。在死者已矣的情況下,這些結論如果是未經證實的話,不僅是對死者的不尊重,更是一種知識上的暴力。

防止自殺政策一再強調有需要人士需要及早求助,並認為人們是因爲怕污名不敢求助,若是如此,那相對應的政策和研究做了什麽?只是投放更多資源增加情緒支援服務便足夠嗎?當中至為關鍵的似乎不僅是服務人手的多寡,而是服務的素質與是否符合使用者的真正需要。這方面連繫到服務使用者的需要和感受。試問這方面的政策和研究做了什麼?某些結構性的關鍵問題如教育改革及減少學業壓力自2015年的學生自殺潮已經不斷在重複,當中制定政策者與學界又做了什麼? 

  1. 還生命一個公平— 對於香港當今防止自殺政策和研究的批評也是針對主流,以公共衛生為導向的防止自殺政策的批評。這幾年,外國有關自殺學的研究和論述多了以批判性的研究理念和方法進行深入探討,由結構性問題著手,綜合環境,政治、社會、文化各因素,剖析當今政策,對許多流傳於主流研究未言明的假設提出合理的質疑,以社會公平為宗旨, 希望問題的癥結可以得到正視,達致社會公平的目標。

而香港目前的防止自殺政策欠缺的正是以人為本,以公平為出發點的社會擔當。生活本就不易,每個人也在生活的壓力下受挫、學習與成長。目前社會有某些身份特質的群體承受的壓力比一般人大,要面對的健康問題也比一般人多。此現象正反映現今政策的漏洞所造成不公。不正視問題,久而久之會成為結構與系統上的不公。逃避問題的癥結,將問題的責任推卸並歸咎於個人因素(個人的抗壓力,解決問題能力等),正是為何當今防止自殺政策欠缺力度無法取得我們的信任。自殺的背後包括許多複雜的因素,這些因素在以預防自殺監測風險為主的政策框下被抹掉,使得政策導向嚴重脫離現實生活,也是為何當今的防止自殺政策欠缺說服力的原因。

  1. 我不只是一個數字— 當自殺在某些國家仍屬犯法的行為,將自殺列為公共衛生問題無疑是一種進步也是比較人性化的做法。這點也體現出我們對自殺的定義,知識和認知是會隨著時代和社會的轉變而變化。監測自殺風險沒有錯,本文針對的是當今政策過度把監測自殺風險視為防止自殺的終極目的,將其他重要關乎民生的問題包括精神健康淪為達到目的(防止自殺)的配飾,既不切實際亦不負責任。當一個社會把防止自殺的價值建立在一個人的生產勞動能力時,我也不奢望有關政策方向將來會有多大轉機。寫這一篇文章,除了想為自己的經歷平反,增援小眾人士的聲音,也是希望自己的故事自己主宰。別再推説是我(們)不夠堅韌,不夠勇敢,留下來已經很大勇氣,説出來,更需要勇氣。你的無力無心,別叫我(們)來承擔。

作者簡介:

成鈺琳 —新加坡出生,英國法政學系畢業,獨立學者,神經多樣性及心理健康倡導者,曾從事防止自殺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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