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宗確定「平台勞工」僱傭關係案  Zeek僱員追薪未果 勞工處稱申請逾期拒批破欠基金

賢仔(黑衣)和岳生(白衣)因為被指「申請逾期」 ,申請破產欠薪保障基金特惠款項遭勞工處拒絕。(陳嘯天攝)

勞資審裁處去年(2023年)裁定,網上物流平台「Zeek斑馬到家」與配送員存在僱傭關係,6名遭拖欠薪金的申索人獲「破產欠薪保障基金」(下稱:破欠基金)發放特惠款項。不過,有勝訴工友其後向勞工處申請破欠基金遭拒,勞工處稱理由是申請於「最後服務日之後的6個月後」提出,這個「追薪期限」成為配送員目前的最大關卡。基督教工業委員會表示,逾300名被欠薪的Zeek配送員討薪仍然困難重重,擔心法庭判決Zeek配送員勝訴只屬「特事特辦」,要求政府應研究立法保障平台勞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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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賢展示「Zeek斑馬到家」的過數紀錄。

平台對配送員有「控制權」

Zeek在2022年8月起傳出財困並開始欠薪,同年12月23日宣布結束營運。去年5月29日,勞資審裁處基於「公司對配送員的控制權」、配送員必須遵守公司工作指引以及不能自行為服務定價等11項因素,裁定6名入稟的「定線送貨」司機為「假自僱」,Zeek須向他們賠償拖欠薪金、代通知金和有薪年假等。其後,300多名配送員與Zeek簽署「無能力支付欠款聲明書」,向勞工署申請破欠基金。9月28日,再有一名Zeek司機在勞審處獲判勝訴。

基督教工業委員會幹事麥德正表示,該會旗下的外賣員權益關注組去年共接獲60多名Zeek司機求助。其中,關注組緊密跟進的個案共12個,包括「定線送貨」、「搶單包派送貨」、「搶更外賣員」和「自由上線外賣員」4類配送員。

截至今年1月下旬,12宗個案其中4人在勞審處獲判勝訴,其中兩人申請破欠基金特惠款項成功,一人申請被拒,另一人未知結果。其餘8人沒有在勞審處落案或處埋,當中僅有一人申請破欠基金部分獲批,多達5人申請被拒。

申索者嘆被勞工處「玩弄」

賢仔是上述沒有上庭而申請破欠基金遭拒的其中一人,他引述勞工處對他的書面回覆指「在其服務的最後一天當日之後的6個月後為某些工資向基金提出申請」(《破產欠薪保障條例》第16條第2款),表示賢仔已過了「申請期限」。賢仔指Zeek在結束營運前,已清除了儲存在手機應用程式內的所有配送員接單、包鐘(指配送員以散工形式承諾在某時段內在線上班)和貨運紀錄,令他們在申請破欠基金時難以確定自己的「最後服務日」。另外,據本刊去年報道,Zeek亦曾經一度取消Apps內委派工作的紀錄。

賢仔指Zeek欠薪事件為他留下陰影。

「其實我對追回款項已沒有多大信心,現在只希望勞工處交代清楚,究竟破欠基金『6個月』的定義是甚麼,因為我現在仍能(於Zeek的手機程式)在線,從沒收過任何解僱通知。」賢仔認為,對網上平台外送員來說,「最後服務日」往往難以定義,當日他在填寫申請表時就填報了兩個日期,一個是最後接單的日期,另一個是最後上線的日期,「當時我還在最後上線的日期填寫了申請前的幾日。」

賢仔說,根據他的紀錄,自2022年8月12日最後一次獲Zeek轉帳發薪後便一直被欠薪,同年12月中旬最後一次在Zeek的貨倉出貨,2023年6月28日填寫破欠基金初步申請表。他計算遭Zeek拖欠4個月總工資約8.3萬元,但Zeek稱根據公司紀錄拖欠金額僅約4萬元。

「這都可以肯定它欠我錢吧?既然『斑馬』已有紀錄,為甚麼不直接批核呢?我已經被『斑馬』玩了一大輪,勞工處又要玩我一大輪?」他不忿地說,工友已「起底」知悉Zeek行政總裁的住址,「但你找到他又如何?法律只會保障有錢人。」據本刊早前的調查報道,Zeek創辦人除了傳媒公開的趙家祺、范俊彥及謝杰明三位中大校友,據《誌》查冊資料所得,董事包括菲籍華裔許智森家族,許氏家族主理河砂生意,「一帶一路」重要的投資者,現已退出董事一職。

記者到Zeek註冊的長沙灣辦公室,已關下大閘。

賢仔目前轉到其他平台任職配送員,他坦言Zeek欠薪事件在他內心留下陰影,現在為免再冒遭欠薪的風險,已習慣支付每次5元的手續費,每天在各平台的手機應用程式提取即日的收入,而只有帳戶過數發薪的平台則一概不做。他解釋,平台員工可以選擇在手機應用程式「按鍵」提取收入款項,每周可以免費按鍵一次,但之後就每次要收取5元手續費。「我寧願每次支付5元的手續費,做完一日有幾百元收入,至少仲有些『渣拿』。」

內地移民司機斥港府「不作為」

曾任職Zeek定線司機兩個月的岳生,雖然保存的送貨單據齊全,但在勞審處獲判勝訴後申請破欠基金仍被拒絕。記者多次問他怎樣理解勞工處的理由,他原先一臉無奈僅稱「無咩嘢講」,其後他說:「法庭裁決欠薪8千多塊,沒所謂了,你不給便不給,當買一個教訓。」岳生認為,勞工處應該是按照他們「最後送貨」的日期,而不是按照配送員「最近上線」的日期或結束日期來計算「最後服務日」,「但我覺得真的要追究它的深層次問題,是政府不作為。」

Zeek創業三人組在2020至2021年間經常接受訪問。(ViuTV 節目截圖)

岳生透露,他曾在內地投資設廠,後來生意失敗倒閉,當時要變賣公司資產先償還工人欠薪,回港由生意人改為打工仔。

岳生說:「我對(香港)政府真的是很失望。我在大陸是五百多人的工廠,我們破產的時候一分錢都沒有少給過工人。可是我在香港,8千多塊也被人坑,香港政府對基層真的不好。」

多年前憑「投資移民」取得香港居民身份的岳生,工廠倒閉後回流香港,失業下在疫情期間任職配送員,「我還要還內地的錢,還有千多萬要還。」他批評香港政府根本不替勞工做事,對基層太不友好,「內地政府絕對不允許(欠薪),你欠供應商、富人的錢都可以,但是不能欠工人的錢。」

關注組促訂平台「僱傭關係」指標

基督教工業委員會幹事、外賣員權益關注組成員麥德正表示,儘管勞審處去年針對平台勞工亦屬「僱傭關係」的裁決,對目前正在討薪的300多名Zeek配送員和其他外賣或物流平台營運,也具重大的參考意義,但卻不代表平台勞工可享有與一般僱員對等的勞工保障。

麥德正說:「法庭和勞工處好像都站在平台勞工的一方,但出來的結果未必是這樣,可能只是因為這次Zeek事件而特事特辦。」

「以外賣員為例,平台勞工上線登入系統後,平台不一定會派單。而上線候命、等單的時間,是否應計作服務時間?若平台瀕臨結業,單量不斷減少,甚至多天不派單,但外賣員一直上線等單,該怎樣斷定何時是『最後服務日』?」此外,麥德正亦指Zeek配送員舉證時存在困難,曾有裁判官在庭上指未能肯定從手機內存資料列印的紙本單據為入稟人所有,要當場檢視入稟人的手機。而且在資方刪除紀錄後,不少工友在申索時只能「靠估填數」,亦增加了舉證難度。

基督教工業委員會幹事、外賣員權益關注組成員麥德正指出,香港目前的勞工法例落後於數碼年代。

外賣員權益關注組認為,平台勞工屬新型的勞動關係,身分游離於受僱與自僱之間,很多平台公司仍視外賣員為「自僱者」,目前香港勞工法例對其沒有任何保障。關注組要求政府盡快訂定對平台勞工的政策方向,參考歐盟去年12月推出的「平台經濟指引」(Paltform Work Directive)草案,為勞工與平台公司是否存在「僱傭關係」訂立明確指標,以全面保障平台勞工的權益,包括工資水平保障、有薪假日和休息日、病假、工傷賠償和工作安全等。

勞工處稱,截至本月已向278名涉「建順資訊科技(香港)有限公司」(早前被頒令清盤、Zeek母公司之一)合資格申請人發放破欠基金特惠款項;審批時除依​照保障範圍及申請時限等法例,亦會考慮個案資料,倘申請人不同意決定,可按機制覆核。處方稱已與主要數碼平台經營者及持份者成立「聯絡小組」,探討加強保障平台工作者可行辦法;另就工作者情况展開為期約3至4個月「主題性住戶統計調查」,料本年底至明年初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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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嘯軒

社會專題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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