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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學教授麥高登的偶然與賭博 — 留在香港做漆黑中的明燈

八十年代,在日本札幌,麥高登曾與一位好友攀上當地一座小山峰。那位朋友跟他說,「我找到自己的ikigai了!」日語還是一般水平的麥高登呆掉了,似懂非懂。

「Ikigai (生き甲斐)的意思就是,找到自己人生意義。」他的朋友回應說。

麥高登心想,這是個有趣的生字,偏偏在英語世界中缺了席。過了幾年,他回到學府攻讀人類學,正式成為學者後,以此概念寫下第一本著作,《What makes Life worth Living?》。他分別走訪了52名美國人與52名日本人,每次深入訪談數小時,探討世上有什麼東西,會人使歷盡艱苦也會努力下去,不枉此生。

今年六十五歲的中大人類學系教授麥高登,頭髮鬍子盡花白,有一雙清澈的藍眼睛,他坦蕩蕩地笑說:「現在嘛,ikigai 是我老婆,還有教授 critical thinking(批判思考)。」他說,現在說願意為香港而死的年輕人,或許他們視香港為ikigai,但自己不是,「一個地方或國家不能成為 Ikigai,通常都是人。」

麥高登自言與一個偶遇,與香港遇上,在雨傘運動當中,有學生說:你都是香港人!令他深感欣慰。(陳小山攝)

而這包括了地鐵站上偶遇的舊生,在的士上教他中文的司機,種種香港的節奏和人事。國安法陰霾下,學院內風聲鶴唳,他說沒有什麼宏大的政治原因,只為了這些牽絆,所以留守。

移民潮再來,他決定留港延休三年的帖子惹來迴響,很多人大讚他勇敢,「我只是謹慎地樂觀(cautiously optimistic)的人,也是那句,我們不知未來會發生什麼事。」大情大聖如他,笑起來像個孩子,指這賭局的第一關已成功了,因大學沒有拉倒,肯給他這「麻煩友」續約三年。

浪跡天涯   情定香港

麥高登生於美國,爸爸因工作關係經常搬家,在三個城市輪流轉,維珍利亞、阿拉斯加。他看很多書,喜歡音樂,幻想成大後做一個爵士樂手,或是小說家。他還記得那本沒出版的小說,是寫一個人如何躲在房間,卻能創造出一個宇宙,漫遊其中。

到高中時,成功考上耶魯大學,選修美國研究。諷刺地,對於原生地美國,他好感不大,只覺得與讀長春藤名校的同學目標功利,不少想做醫生、大律師、商人,「我覺得更有趣的卻是,到外國去走走看。」他說,美國是地理上的「家」,卻沉悶無趣,「你只活一次,應該活在不同的城市。」

 

 

讀大學時心不在焉,選修唐詩、東方哲學的他,畢業之後,靠著日本一位朋友的介紹,在當地學校教英文。從阿拉斯加,飛到札幌,也是北境之地,「就是一種偶然(chance)。」到了日本,當地人總是「gaicheda」、「gaicheda」(外國人)地叫他,「在日本或中國,只因為你長得像外國人,你不可能成歸屬那裡的人。」

 

人類學者麥高登研究身份認同多年,他回望自己的著作,曾言香港身份認同跟利益掛勾。過了2019年,他坦率地向記者承認:我錯了。(麥高登提供相片)

不久後,麥高登在日本認識了做翻譯的女友Yoko。兩人都嚮往異國文化,曾經分開生活一年,女友到美國去,麥高登環遊世界,期間曾落腳於英殖香港。第一次與香港偶遇,是在重慶大廈,「那時沒甚麼錢,」一頭嬉皮士長髮打扮、28歲的他,揹著一個大背包,在滿是非洲人、東南亞人的旅館留宿,逢人便搭訕攀談,「那裡有非洲人、西方的Hippies (嬉皮士),在吸著草煙,這個很震撼我。」

2011年麥高登出版《重慶大廈:世界中心的貧民窟》,是研究香港多種族文化歷史的教科書。

當時的下一站,是到南中國小城廣洲遊玩,「那是1983年,中國還是很窮困,我訝異於那裡的人長得很老、很亞洲人,跟香港完全是不同世界。」這次任性出走,回到美國與女友Yoko再聚,選讀了跨文化的人類學。冥冥之中,亦使他在多年寫出了兩本最重要的成名作,《世界中心的貧民窟:香港重慶大廈》《南中國的世界城:廣州的非洲人與低端全球化》

「人生就是由這些偶然組成,」1994年香港回歸前夕,麥高登拿到中大文學的講師職銜,曾有日本大學以高薪挖角,但最終還是留在香港,「她(太太Yoko)不想住在日本,我不想住在美國,所以我們住在了香港。」喜歡讀報的他說,香港是雙語城市,不廢太大力氣便能與這兒的人用英文對話、了解時事,因此最好的外語是日文,融入得最快卻是香港。

那幾年,他讀到劉慧卿也可能被捕的消息,學校裡傳來要用普通話授課,事隔三十年的移民又潮湧而來,但這個城市裡的人漠然,沒什麼人關心離去的人。當其時,麥高登對香港前景亦不抱太大希望,曾在與呂大樂、馬傑偉合著的《Hong Kong, China: Learning to Belong to a Nation》一書中寫下,隨著回歸後,香港人的身分會漸漸淡出歷史,「當時是覺得,如果中國會變得更liberal,那個答案便是yes。」他曾提出市場導向(market-based)的身份價值,指香港人最終會以經濟及政治利益去決定自己的身分,並認為這裡不會有任何形式「愛國情感」。

 

香港公民身分   無國界的信念

 

 

「時間證明,我過去20年來對香港的預言,都搞錯了。」隨著這個學者留得久,經過香港社會運動的洗禮,年輕人對香港無私的愛,改變了他的想法。他對這片土地的感情,亦日漸深厚。

他還記得初來報到時,人類學班上的學生很青澀,上課時問某女生「有沒有男朋友」,周圍的同學便開始起哄,「我還以為是在教高中呢,」回歸二十多年來,他見證年輕人變得成熟,關心社會事務多於自己;反高鐵、反國教運動,領頭的都是年輕人,「也見到香港由由一個流行文化聖地,王家衛電影、廣東歌,成為一個protest base。」

不時要回日本探望舅父的他,觀察到當地電視螢幕上,參政的都是中年人。「在日本,那些青年是在自我層面反叛。」麥高登說,「他們會說:我不想在大公司工作、我不想和我父母一樣生孩子,當所有人都這樣想時,那就變了一種political statement。」當地很少爆發社運,被視為「外國人」的麥高登也與公民社會保持一段距離。

直至2014年,香港爆發雨傘運動,他第一次到街頭授課及過夜。倒沒有害怕過被捕,他卻曾經猶豫,怕不被承認做香港人,或天生的藍眼白皮膚,或會引來親中勢力的孤疑。來自內地的朋友都說,「不要出去,你會被視為外國勢力的黑手。」相反,香港的同學都推他一把:「你就是香港人嘛。」他曾與學者陳建民商量良久,對方說服了他:「你當然要參與,成為一份子。」

約每星期一次,麥高登與妻子到金鐘現場留守,他還記得聽到「解放軍入城」的謠言嚇了一嚇,妻子卻堅持要攜手留下,「她說不相信,她是個比我還勇敢的女人,哈哈。」但最令他難忘的,是有夜即興到灣仔赴約,買六打啤酒,與中大舊生在馬路上促膝長談,他大笑,「這是唯一一次過夜,我太老了,睡在馬路上骨頭很痛!」仰慕甘地、馬丁路德金的他,徹夜談盡非暴力公民抗命的信念,「這些瞬間,使我感到是香港人。」

2019年反修例運動,他坦言這種信念不合時宜了,「很多學生都說,你很old-fashioned,我說,無問題。」中大之戰爆發時,他希望以老師身分觀察,讓現場有點緩衝,警察與示威者雙方的暴力能得以緩和。當時還是系主任麥高登,在系內搞了連場討論會,讓內地與香港同學有機會坐下來,靜心地談論政局。事緣十月初,Jeffrey Andrews在重慶大廈派水一幕,connect了少數族裔與港人,但中港矛盾升溫,內地人被邊緣化,相信無國界公民價值的麥高登說,「我是想要這種文明對話,互相尊重的對話。」他說,內地同學表現出對政府的批判,雙方對立降溫,「很少人知道,但這是我做過最驕傲的事。」

批判思考   做黑暗時代的燈  

 

然而運動兩年,2020年七月一日實行國安法後,麥高登說,因著紅線下的恐懼及猜疑,和平開放的討論消失,換來一片死寂。除了「低端全球化」、「人生的意義」外,他還教授「香港文化」一科,曾給出考卷談香港的未來,「在今時今日的香港,這算是敏感的題目,而很多人的答案都很黑暗與抑鬱。」翻讀著手上的考卷,他只感覺痛心與婉惜,「不少同學都說,香港玩完了(finished)了。」

麥高登說,批判思考在此時變得極為重要。「由去年開始,我便聽到有年輕人說要為香港而死。」他認為,年輕人對香港愈來愈著緊,但害怕這種「忠誠」(loyalism)會到了極端,變成盲目的愛國主義。「這可以走向極端(it can lead to excesses)」他認為,無論什麼原因,有人死去或犧牲,那必然是悲劇,「我經常說日本兵在南京大屠殺時,他們都是愛國者。」

他想持守的「批判思考」精神,教導學生多角度去思考,客觀地認清自身處境,帶來一點希望,「當學生把香港處境類比成納粹(入侵波蘭)時,我覺得不恰當,情況遠未去到那麼壞。」

他突然唸起美國的《效忠宣誓》誓詞,「我自小就要求背誦這個,對美國效忠的誓詞,但這不代表我對她完全忠誠。」他不時啐啐念,民主制度選出特朗普這樣的人,使他不全然擁抱民主自由價值,「如果你說特朗普,我很憎恨他,但我的確喜歡那處的人。」同樣,他對香港有「愛」和「忠誠」,但是一種「帶有批判的忠誠」(critical loyalism)。

為了承傳這份價值,他甘願冒險,「我不會為了民主入獄,暴力示威入獄,但批判思考、教學,這都是寶貴的東西。」

他又說,批判思考的本質,本來就是多角度思考,包括兼顧大陸及中央的角度去思考事情,「如果這種教學也使我入獄,那我也感到心甘情願。」

賢內助太太Yoko,閱遍他的文章、聽遍他的公開演講,從來無須審查或修改任何內容,「她是很有智慧的女性,我是否在用理性,我是否在用批判思考,我是否有恰當的表述,而她從來不認為我的說話會令我get into trouble。」

但始終,紅線不斷變更,他說,當政治人物都被襟聲時,餘下的人只能做好本份,「如果你是老師,你是個記者,你都會把一直做的繼續做下去,以保有我們的自由。」

「麻煩」教授   對學院自由賭一舖

近來,麥高登收到從內地大學寄來的一封信,邀請他在肺炎疫情之後,到大陸作學術交流。他不諱言有點警惕,曾被文匯報點相,始終手持美國護照的他,稱要看中美關係走向再作決定。

至於院校的學術自由,他認為仍有周旋的空間,亦強調上級對學者的干預,大多以含糊方式進行。他聽聞過其他學系的老師,因課程名稱涉及敏感字眼,被系主任要求更正為相對籠統的「今日中國」(China Today),「可能這是審查,但亦有機會只是普通程序。始終名字改不好,收生減少,」他說,「政治事件會發生,但通常在這些比較實質(practical matters)的東西上混過去。」

 

「但起碼,至今,它仍未要求所有老師都是華人。」麥高登強調。任職中大二十七個年頭,他自稱是麻煩製造者(trouble-maker),在九十年代尾,麥高登曾與教職員發起簽署運動,反對研究評審制度(RAE),一種教員升遷與研究、學系資源掛鈎的競爭制度,「我甚至當面罵過校監,試過面對面產生衝突。」但多年來,他一直按表現升遷,得到教學獎,甚至成為系主任。

他亦透露,即使他政治取向溫和,也曾被提點過(still get comments from it),但這次申請延休,管理層仍批淮他多教三年,已是先賭贏了一仗,「其實我反而感激,我這個惹人憎厭的人,製造這麼多麻煩,但(校方)從未阻礙過我什麼。」

樂觀如他,指即使香港環境倒退至封閉如大陸,人們也有悄悄反叛的空間。他指內地課室有閉路電視,不能談新疆、LGBT、公民社會,「但下課後,老師仍能informally表達意見。」因考察住過廣洲一段時間的他還笑說,「我通常都會接受大陸媒體訪問,等他們自己憂慮要引述什麼。」又說至少,觸及「低端人口」這議題的著作《南中國的世界城》在內地大型書店仍是best-seller,「但過多二十多年後,香港人類學學者會去到內地做field work嗎?這就是要憂慮的問題。」

未來三年間,他會再審視留港的決定,如果《蘋果日報》、《Hong Kong Free Press》這些媒體倒閉,不能透過正常網絡讀到外媒New York Times,「那逾越了我自己設下的紅線,香港會真的變得unlivable(不適合居住)了。」雖然他承認,在今日香港,很多事情等不過三年。

當厄運中的人  留下與香港一起過渡

「當與中國內地融合看似不可避免,現在我們尚能為香港而戰鬥,確保這些是一個較好的過渡。」麥高登說,選擇留下來,亦是抵抗的一種,有燈就有人,「我的確對香港有份責任感,在這裡我活出了自己的一生。」

退休爾後,麥高登仍希望紮根香港,如果可以,在外地關口在疫情解封後,偶然飄泊旅遊,「我的夢想是六個月住在日本札愰,六個月在長洲。南丫島太多鬼佬了,但那裡有間很好的書店素食餐廳。」在他眼中,香港並非只剩下灰濛濛一片,「下一個三年,我想在香港每座小島去旅行。」

曾經,他年青時的夢想是做一個爵士樂手,二十歲的他曾在美國街頭賣藝吹色士風,近一兩年,他玩起電子音樂來,香港的動盪與未來,成了他作曲的主題。「White Terror,To stay or to leave,這些名稱其實已講出了我的思考,」忽明忽暗的旋律,愈寫愈沉鬱和混亂的調子,自國安法來襲後,這種靈感愈來愈多。他經常寫曲至凌晨三四時,太太Yoko早上起床後便幫他審曲。他甚至想像,退休之後,這兒時理想或許會成為新的人生意義。

另一樣他不會放棄的是教授批判思考,但一切必須在香港實現。已達九十多歲高齡的父母,因擔心其安危,不時拿美國大學招聘廣告叫他回鄉,他堅持留下,這裡有他的學生,細碎的小確幸。「有人在地鐵上跟我說,我是你十四年前教過的學生!這些時刻是最快樂的。我因為我的學生融入了香港,所以我覺得是這裡的一部分。」

當厄運中的人 
留下與香港一起過渡

「當與中國內地融合看似不可避免,現在我們尚能為香港而戰鬥,確保這些是一個較好的過渡。」麥高登說,選擇留下來,亦是抵抗的一種,有燈就有人,「我的確對香港有份責任感,在這裡我活出了自己的一生。」

退休爾後,麥高登仍希望紮根香港,如果可以,在外地關口在疫情解封後,偶然飄泊旅遊,「我的夢想是六個月住在日本札愰,六個月在長洲。南丫島太多鬼佬了,但那裡有間很好的書店素食餐廳。」在他眼中,香港並非只剩下灰濛濛一片,「下一個三年,我想在香港每座小島去旅行。」

曾經,他年青時的夢想是做一個爵士樂手,二十歲的他曾在美國街頭賣藝吹色士風,近一兩年,他玩起電子音樂來,香港的動盪與未來,成了他作曲的主題。「White Terror,To stay or to leave,這些名稱其實已講出了我的思考,」忽明忽暗的旋律,愈寫愈沉鬱和混亂的調子,自國安法來襲後,這種靈感愈來愈多。他經常寫曲至凌晨三四時,太太Yoko早上起床後便幫他審曲。他甚至想像,退休之後,這兒時理想或許會成為新的人生意義。

另一樣他不會放棄的是教授批判思考,但一切必須在香港實現。已達九十多歲高齡的父母,因擔心其安危,不時拿美國大學招聘廣告叫他回鄉,他堅持留下,這裡有他的學生,細碎的小確幸。「有人在地鐵上跟我說,我是你十四年前教過的學生!這些時刻是最快樂的。我因為我的學生融入了香港,所以我覺得是這裡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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