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乎意料的改變:王超華遙望燭光30年 白了頭守護六四歷史

2021年6月4日,香港第二年無法在維園舉辦大型的六四燭光晚會,也是《港區國安法》生效之後的首個六四周年悼念日子。遠在英國倫敦一方,當晚有近千人在中國大使館外出席六四晚會,六四後流亡海外的昔日學運領袖王超華亦出席當晚的活動。兩個月之後,支聯會面對政治壓力解散,最後一點被看得見的光,也被吹熄。

69歲的王超華,37歲開始了流亡的生涯,三十年來每年透過各大媒體看到香港六四晚會的點點燭光。燭光頃刻間熄滅,身在外地的人坦言有種非常悲哀的感覺,對於香港這塊土地的關注,她幾乎沒有間斷。王憶述,六四之後留在中國,得到「黃雀行動」協助逃離到美國,跟香港多次擦身而過,也是跟支聯會結的緣。

王超華會出席倫敦的六四晚會,很大程度是一個偶然的狀態。過去每年,她都會有半年留在美國洛杉磯,半年留在英倫,今年由於疫情的緣故,無法返回美國,故一直留了在倫敦。自1990年展開其流亡生涯之後,她進入了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東亞系,分別獲得了碩士及博士學位,這麼多年來,她致力爬梳八九民運有關的史料,並繼續保持對於世界、中國、以及香港的關注。

1989年,王超華是中國社會科學院裡的研究生,代表研究生參加北京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常委會,並且擔任常委及副主席,六四之後,她是二十一名被通緝的學生之一。談到六四,她總是提起自己沒有親歷廣場上最血腥的那個夜晚。六月三日,王超華因病住院,離開了天安門廣場,「我最後一天沒有在廣場上,所以我可以說沒有親歷那個最血腥的時刻,也沒有在長安街上,我在醫院裡面。在這之後很多年,每年紀念六四,我第一想到的都是那個鎮壓之前,自己直接的經驗」。

她以劉曉波的經歷作為對照,「劉曉波當了中文筆會會長之後,每年都有一首詩來紀念六四,他和我們這樣的人的經驗的最大不同,是他永遠是在亡靈放在中心,每一年都是在紀念亡靈」。

2019年王超華與王丹一起在倫敦出席紀念研討會(相片由受訪者提供)

最後還是與香港擦身而過

被中國政府通緝之後,王超華在中國大陸躲藏了大半年的時間,直到1990年初,經「黃雀行動」,一站一站從北京輾轉到了廣州、深圳,再到達了香港,「那是我第一次去香港,以前是沒有去過」。因為「黃雀行動」,王超華首次踏足香港,「到了香港之後,最開始是陳達鉦(註︰黃雀行動前線總指揮)直接接待我,大概半小時之後,他們就把我交給了朱耀明牧師,所以後來一直是朱牧師在照顧我」。

王超華說,她跟香港最早的淵源,來自支聯會。

在香港逗留了不足一個月,她就到了美國洛杉磯,正式展開了至今已在海外流亡超過三十年的歲月。到達洛杉磯後,她曾加入六四後在洛杉磯創辦的中文報紙《新聞自由導報》,後來入讀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並且獲得博士學位。至今,王超華以獨立學者的姿態,仍然活躍於學術界。

「黃雀行動」以外,王超華曾經三度踏足香港。流亡海外的中國民運人士被香港拒絕入境不是新鮮事。身份敏感的她,不意外地,每次入境都遭到香港官方的刁難及阻撓。

「2004年,那次是想要去看大陸來的人,我從洛杉磯飛到台北轉機,飛機停下來之後,廣播就叫我,王超華小姐,請你到櫃檯去。到了櫃檯,就說有一封電文是香港入境處寄來的,說這個人不允許入港」。

王超華流亡三十多年,亦難忘香港恩情,今年維園無光,她說悲多於怒。(李雨夢攝)

後來王超華找到了時任教育界立法會議員張文光,張文光為她作擔保,才被允許入境,逗留六日。

「當時有三個不允許,不允許參與公眾活動、不允許接受媒體採訪、不允許發表言論,你必需隱性埋名,好像沒有你這個人,凡是以前出過名的,最好就是公眾把他們忘掉」。

到了第三次,那時王超華在台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擔任訪問學者,剛好她的丈夫途經香港停留,「那我就試一試,拎著一個塑料袋上飛機,結果他們還是把我攔下來,我說是來玩,最後要中文大學出版社社長給我做擔保,總而言之他們是要找到人給我做擔保,要完全私人才可以」。

最後一次闖關,是司徒華去世那年,她想出席追思會,表達她對華叔的哀思。那年王超華仍然在台灣,這次從台灣搭上前往香港的飛機,沿路沒有阻撓,只是一抵達香港機場之後,就被帶到去一個小房間,這次明顯攔截的「規格」比以往大:「警官坐在裡面給我問話,那個警官不會說國語,我問他可不可以說英語,因為我不懂說廣東話。他說,『我們認為你是一個對公共安全有威脅的人,Threat to public security,所以就reject,你不可以入境,下一趟飛機把你驅逐出去』,這一次他是認為我來參與政治活動」。

默默關注香港 與華叔的分歧

相比起其他較為知名的學生領袖,王超華的名字較少出現在港人的視野中,但她一直與香港政治人物的來往、對於香港時局的關心。她坦言,對於香港政界人士的接觸,「我接觸的是比較老一代的,認識的朋友是年紀比較大一點的」。

這些年來香港發生的事情,她都一一記得。而對於香港政治光譜的矛盾及衝突,她最早的認知,來自於2010年的五區公投。「每一次香港選舉前,如果香港有政治人物人就會到洛杉磯來,如果我正在好那邊,就會見到,有一次是黃毓民跟陶君行,那時他們已經要做五區公投了,跟華叔出現分歧」。後來「長毛」梁國雄指司徒華「癌上腦」一事,令王超華感到非常震驚,「之前我跟他們沒有具體討論過香港的政治,所以那次是非常震驚,沒想到分歧大到這種程度了」,但她直言,自己當年是支持五區公投的行動。

從一國兩制的設計、基本法起草委員會、九七、五區公投、雨傘運動、DQ立法會議員、反送中運動、港區國安法、以致過去英殖期間的歷史,她都能夠一一詳細說出。2019年的那一場運動,王超華直言「一直都是支持香港人,包括支持和理非的部分」,到了2020年6月出版的《思想》雜誌,王超華在裡面寫了一篇〈回望香港2019〉,「還在繼續為勇武派辯護」。

直到《港區國安法》出台,如果許多人一樣,對於觀察中港時局多年的王超華來說,一樣是意料之外的事情,「這麼重拳打擊,對我來說也是沒有想到,香港的發展我覺得還是出乎意料的」。

王超華說,2019年的時候,她身邊有些中國大陸的朋友,仍在質疑港人「為甚麼當年不接受袋住先的政改方案」,然而她直言自己一直都是比較同情激進的那邊,「我和大陸朋友也是有過爭論,我是不太同意袋住先,我覺得你都不可能再回到那邊了,這已經到了一個最後的衝突了,最後衝突的關鍵點就是說,所謂的港人治港,港人究竟要不要把自己看作是有公民身份的港人、參與香港政治生活的港人,還是說我們都要跟著建制派的既得利益者學習,都要去看北大人的臉色,最好都不要說話了是不是?」

悲多於憤 路還有很長

六四之後,大批民運人士被捕入獄、或是相繼流亡海外,歐美國家紛紛制裁中國,中國對外加速經濟改革開放的路線,對內則加強全面管制。自由經濟沒有促成民主發展,人們變得默不作聲。《港區國安法》落實之後,截至今年七月已拘捕最少138人,香港亦相繼出現流亡人士,對於各方面的打壓及監控亦愈收愈緊。王超華認為,八九六四與香港某程度上有相似的地方,但也有很多不同之處,「六四的鎮壓力度是非常大,另外一個是對於學生和知識分子的處罰是相對輕的,但對於工人的處罰卻很重,參與的工人如果判刑,一判就是20年」。

對比之下,她認為香港的懲罰是透過法律的手段來產生震攝,「香港的處理好像沒有那麼劇烈、那麼血腥,沒有出動到軍隊、坦克、機槍來產生震攝力。但是香港所有的法律手段處置是非常重,它是用法律來破壞你生存的可能性、破壞你整個人的生活,用這個來產生震攝力,這是很不一樣」。

王超華將後六四與後2019香港作比較,打壓手段不一,對象不全一樣,最大的分別是香港仍有公民社會。(李雨夢攝)

另一方面,王超華指兩地民眾的反應都不一樣,「在中國,當時大部分民眾都有文革的記憶,好像接受了這麼一個狀態,就是不可能反抗中共,所以要維持一個表面的、配合政權撒謊。這個情況我覺得香港比當時大陸要好一些,香港的恐懼情緒也是到處蔓延,如果我說了,目前穩定的生活可能就會受到破壞,可是同時香港仍然有很多人說不要被恐懼嚇倒。這在89年之後的北京幾乎沒有這種狀況,不是絕對沒有,但很少」。

「香港的鎮壓必然是更加依靠警察,大家都注意到這變成警察治港了。北京要治理香港,他使用的手段都像前蘇聯,像東德主要是以警察,然後動員你的家人監督你。可是基本方式不是中國那種,中國是動員小粉紅,一群人在街上把你圍起來,然後鬥爭你」。

國安法之下,六四燭光晚會可能會從此成為絕響,對於昔日曾經有份參與過那場運動裡頭,過去每年看到香港人年復年堅持出席晚會,點點燭光都教王超華感動不已,對於在香港的晚會或從此消失,「最主要是非常悲哀,還不是氣憤」。關於六四記憶的傳承,她坦言有可能會淡下去,「如果這個活動沒有的話,在香港的關心跟參與會愈來愈少,尤其是現在加大了對香港的壓力,紀念六四在香港的傳承也會變弱,但要完全抹殺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北京沒有可能說是完全放鬆警惕」。

李雨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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誌 HK FEATURE — 獨立記者
獨立記者,目前旅居倫敦。前《蘋果日報》記者/主播,曾為《明周文化》專題組成員。願能在亂世中守護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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