吹哨者的自述 鄭文傑:永遠不放棄言論自由

二十九歲的鄭文傑是英國駐香港領事館前職員。2019年8月,他遭受到中國官員的拘留和酷刑,並被指控煽動香港的民主抗爭。他在被迫承認嫖妓後,終在國際壓力下被釋放,目前在英國流亡。 為了民主和自由,我選擇發聲,選擇站起來對抗強權,然而,令我覺得最內疚是我的家人因此要受罪。 (此文章由 WE ARE HKERS 團隊採訪) 記者:Calum Muirhead 相片:Letusgothenuandi 翻譯:誌 HK Feature 影片攝影師:Yellow Shy Guy, Crazy Man 影片編輯:KJ, Skyhorse Creative 我的父親是一個工人,母親是一個主婦。爸爸在二十歲的時候為了逃離文化大革命和所引致的大飢荒來港。 當時,英國殖民政府向成功潛逃邊境的人發放了香港身份證, 因此父親能在香港開展新生活。至於我的母親則在中國內地停留了更長的時間,最終決定在我出生後秘密來港照顧我。 我在新界屯門長大。屯門被高山環繞,因此我小時候經常和父親登山,在山中的湖泊暢泳。我父親也很喜歡養殖蜜蜂取得蜜糖, 我們更租了一個農場種植新鮮的蔬菜。  屯門還一種特別菜式—河粉。世界上沒有任何地方能夠找到一樣像它一樣好吃的食物。我屬於新一代香港人,因著家人逃離內地來港,得以有新的生活。 父親在我小時候從事過許多工作,近二十年來做過玩具製作和水喉師傅等。我們總是要很努力工作維生。漸漸地,父母的辛勤工作和犧牲,讓我們的生活水平得到改善,我和我的兩個姐妹都能接受教育,改變命運。 保留集體回憶 我的父母出身自中國大陸,故視自己為移居香港的中國人,而不是香港人。我和其他年青人都曾抱過類似看法,尤其是當二零零八年的北京奧運令我們相信中國有一天會成為一個成功並富足的國家。 然而,香港的年輕人此後比較重視保留自身的文化傳統 ,他們稱之為「集體回憶」。他們認為,自從九七年香港回歸中國以來,這些元素已經漸漸地消失了。這些回憶逐漸演變成他們對香港的歸屬感。香港不再是以個「賺快錢」然後就可以轉身離開的地方,這個是屬於「我們」的地方,然後我們想將這個地方變得更好。在香港,包括我自己在內的許多年輕人中都湧現了為這種歸屬感而戰的渴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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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法來臨 國際線代表之一邵嵐:抗爭是一輩子的事

香港時間六月二十六日凌晨,美國參議院通過《香港自治法》,針對損害香港自治的中國官員,並制裁涉事國際銀行;在國際戰線喝采聲下,中國政府照推港區「國安法」,並於六月三十日晚上十一時生效。美國眾議院立即回應,通過《香港自治法》。 去年六月爆發反修例運動,港人隨即開打國際戰線,政團和學生代表四出進行國際遊說,包括城大學生會副會長邵嵐。國安法殺到,要嚴打「勾結外國勢力」行為。究竟何謂「勾結」?定義由誰說了算?「勾結是莫須有罪名,」「國安法」來臨前數天,《誌》訪問邵嵐,她說在模糊界線下不打算放棄,理由很簡單:香港是她的家。 邵嵐是前香港大專學界國際事務代表團(HKIAD)的成員,一年來四出奔走做國際遊說,說服外國政府「Stand with Hong Kong」。今年六月初,十三國議員成立「對華政策跨國議會聯盟」,她是顧問團中唯一一位香港代表。 邵嵐是「國際戰線」代表,她在新聞上離不開幾個模樣:與西方政客握手合照、出席外國國會聽證會,做外媒訪問,或是評論法案。 這段時間她難得在港,又因武漢肺炎影響,國際線也移施網上會議形式進行。訪問前有一段小插曲:她的朋友被警方拘捕上庭,她要當「旁聽師」,故須更改訪問時間。邵嵐這一代的遭遇,正如英國詩人 John Donne 所說:「沒有人是一座孤島,可以自全」,不論打甚麼戰線,都有類似經歷:被捕,或身邊的人被捕。 記者:廖俊升 投身國際線的開端 先是抗爭,再有武漢肺炎,她已經九個多月沒有上課。這豈非所有學生都期待嗎?邵嵐斬釘截鐵否認:「因為我本身已經沒有上課,教授四處找我的莊員,叫我去上課⋯⋯。」 邵嵐今年二十歲,就讀城大公共政策與政治系四年級,做了兩年城大學生會臨時行政委員會副會長。她說,單是「上莊」已經花了許多時間。她在去年六月初上任學生會,即迎來一場香港史上最大型的社會運動。 「上莊之後就沒有再做兼職,書又沒有讀;本來去年想住宿舍,但社會運動未完,不知道有沒有機會享受hall life,那便不要浪費錢了。」從前,讀大學有「五件事」:上莊、拍拖、讀書、住Hall、做兼職;一年間彷如隔世,很多年青人心中只剩下一件事——抗爭。 去年六月以來,街頭硝煙四起,運動白熱化誕生抗爭理論。示威者強調「Be Water」,沒有大台,示威行無形如流水,示威者更替自身的崗位,做前線,做文宣,做物資組,連開發議會戰線和國際戰線,都大有人在。 邵嵐的崗位不在街頭,而在國際間。學生組織不如以往般做大台主導社運,他們起初做過物資站,後來被公民團體取代。這時有國際線前輩問他們有沒有興趣做國際遊說工作,推動美國審議《香港人權與民主法》,他們就答應邀請,轉戰國際戰線。「始終學生在國際層面上有所謂學生光環,既然本地運動沒有發揮空間,便嘗試做其他人沒做的事。」 何謂國際戰線?邵嵐說,一方面是遊說外國政要,推動幫助香港的法案;另一方面則是與當地香港人組織聯繫,並向外國人講解香港情況。「我去美國遊說時搭Uber,司機問我來自哪裡,我說香港。他便說香港有『Riot』(暴動)。我就覺得,打國際線不應只聯絡高層面的人,反而應該深耕細作,與當地人建立聯繫。」 普通市民也能參與國際戰線,只要做個「鍵盤戰士」:在Twitter、Facebook、YouTube等社交媒體打輿論戰,例如在Twitter發文加hashtag,當標籤登上趨勢榜,便吸引到外國用戶了解香港情況。「幾星期前美國參議員Senator Josh Hawley 提出了一個關於香港的議案,但參議院中遭一位民主黨議員反對,可能推出時間太短,他留意不到香港人是否支持這條議案。Senator Josh Hawley問我可否在Twitter上Retweet,以及跟朋友說,到社交媒體表態支持這條議案。這樣能給壓力其他潛在反對(立法案的)聲音。」邵嵐說。 人在異鄉的內疚感 邵嵐由去年九月開始,大部份時間都在外國遊說。九月離港二十天;回港不夠十日,又去了歐洲二十天;十一月和十二月分別到加拿大及美國國會聽證會;今年一月到烏克蘭作民間交流。 離開不代表可抽離,邵嵐有份罪疚感。「九月時開始遊說美國議員支持香港人權與民主法,那時得知參議院裡還有很大阻力;又因為時差,一起身,香港打完交,幾十人被捕。壓力是很大,很怕自己浪費機會,浪費大家對我們的期望,浪費了自己的時間⋯⋯。」人在異鄉無法置身事外,那時候她最想是回家,跟大家一起抗爭。 勾結與否誰說了算? 反送中運動演變成國際對奕。各地政府先後為香港議題發聲,例如英國擬增加BNO持有人的權利,歐盟發表強硬聲明呼籲中國政府煞停港區國安法立法;美國先通過《香港人權與民主法》、《保護香港法》,六月二十六日參議院再通過《香港自治法》,中方連環炮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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