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演區焯文的小狗「豆丁」很乖，全程靜靜陪着他做電影《毛家》訪問。《毛家》是他首部紀錄長片，追蹤民間團體「毛守救援」（下稱「毛守」）的義工如何拯救流浪貓狗，揭示浪浪的苦況。常說作品要感動別人，必先觸動自己，區焯文正是如此。
「《毛家》拍了4年，眼見義工那麼辛苦，我很想出一分力幫忙。豆丁就是我從毛守領養回家的。」來自非法賭場的豆丁曾受虐，被淋腐蝕性液體。《毛家》鏡頭外的豆丁，只是慘劇的冰山一角。全片旨在記錄浪浪脫苦海，找到好歸宿，而現實是，區焯文經年拍逾40隻流浪狗，僅4隻被領養。「香港的動物保護（動保）意識，遠遠落後於文明國家標準。《毛家》是動保『入門片』，選材未至於很慘很血淋淋，希望能吸引更多人入場。」
開竅拍紀錄片 自資後製
區焯文首次執導，是拍別人編劇的電影《鴨王》（2015）。後來終可自編自導，便拍了關於流浪狗的劇情片《毛俠》（2018），是本地首部動保電影：「香港有關愛動物的人，也有毫無概念的人，其實社會需要這種題材的戲。」投資者曾想開續集，但區焯文覺得再拍亦沒有突破。「為《毛俠》做資料搜集時，認識了毛守（當時名為「毛孩守護者」）義工Jinny。她坦言劇情片始終未拍出流浪狗的實況，後來提議我拍紀錄片，令我開了竅。」
以往他為聾人、盲人拍過紀錄短片，笑言對紀錄長片卻有點恐懼，深知拍義工救浪浪，是條漫長的路。「但只猶豫了一下，就決定去做，因為很有意義！」他自2019年開始拍紀錄片《毛家》，追蹤毛守創辦人Kent哥與義工Jinny的救援日常。戲中拍下兩人結伴處理不同個案，總是不分晝夜接求助電話、趕往現場救浪浪，還要安排牠們的醫療、日後的暫托及領養家庭。多個街上救狗的場面，看得人心酸肉緊，要成功救援和拍攝，都甚具挑戰。
「每次我跟隨義工出動，起碼花半日至12小時。」區焯文笑言：「沒法跟狗狗約定嘛！義工到達地點要尋找牠、捕捉牠，同時不能嚇走牠。」有次他們在元朗屏山，拯救半邊臉潰爛的狗，傷重至此牠仍拔足狂奔。「牠被蒼蠅蟲蠶食，再不救，很快會死。義工原本想叫牠『五屏』，因出動了5天才救下牠。Kent哥和Jinny每次為狗狗改名，以至兩人的互動，都很有幽默感。我喜歡這種苦中作樂，放了不少片段在戲中。」
最終狗狗名為「屏安」（寓意平安），幸運被領養。然而毛守出錢出力養著的狗隻，眾多是老弱傷殘，無人問津。區焯文申請藝發局資助，獲25萬元拍《毛家》，「開機半年，一隻狗也沒被領養。我唯有拿著這筆錢繼續拍，拍了4年。後期製作是我自資的。」他估計全片總成本約40萬元。
「我只想這部戲上映，已沒仔細計算開支了，心情有點像Kent哥在戲裡所說，『做救援義工像在沙漠行走，沒水源，但走回頭又不是，只能行下去。』」
用時間捕捉真實性
區焯文形容，《毛家》的團隊超簡約：「只有我、攝影師和收音師3個人。」雖然資金緊絀，經年拍攝，但他體會到紀錄片的力量。「拍紀錄片往往要比較被動地捕捉現實片段。以前我總想主動做事，那便寫劇本、拍劇情片，但那些作品沒有紀錄片的真實性。」他說拍到第3、4年，才真正與義工達至零隔膜。「他們不再在意我的鏡頭。 而且互信真的需要時間建立，否則他們怎會跟我講心底話？」
《毛家》指出浪浪源頭，其一是天生天養的動物沒絕育，其二是主人各有原因棄養。區焯文長期與義工同行，捕捉到Kent哥的感慨。Kent哥在戲中坦言，當全民缺乏動保教育，浪浪的問題就如「上面爆屎渠」。義工再努力在低層「執屎」，也幫助不大，動保的工作始終應由政府推動。談及動保的社會性，區焯文慶幸能拍新界東北發展區——隨著區內的志記鎅木廠面臨清拆，廠主急急找毛守，救助附近一群流浪狗。
「那時2022年，情況很嚴峻，我知道這段會成為《毛家》的結尾。」義工費煞思量，在地盤設置圍欄捉狗，甚至不惜與狗隻埋身肉搏。「除了場面驚險緊張，更重要是它所傳達的訊息：流浪動物問題除了始於人類，也與政府制度有關。你看，東北發展不只令居民遷離，還影響很多流浪動物。」
由幾個觀眾開始 紀錄片靠口碑
去年（2024年）《毛家》於香港亞洲電影節首映，到今年8月才正式上畫，直至截稿前（十月），仍有戲院放映。 區焯文回想：「亞洲電影節的場次反應很好，很多動保界朋友來支持。到8月開畫，卻變成一場僅賣出幾張票。當時我心有不甘，想看的人，真的都已入場嗎？」後來《毛家》漸漸累積口碑，情況好轉。「試過有8、9成入座率。小眾電影，要靠大眾口耳相傳。不同場次都有人告訴我，完場時觀眾在拍手，而那並非謝票場喎！是極少發生的事，很可貴。」
別說掌聲罕有，如今要吸引人入戲院，本來就很難。香港電影業寒冬，產量大減，近年反而多了本地紀錄片。區焯文說開戲不足，劇情片少了：「此消彼長吧，紀錄片的市場慢慢浮現，多了在戲院上映、受大眾關注的作品，如《香港四徑大步走》。這反映觀眾不只需要娛樂，也想看一些探討社會議題的電影，而紀錄片提供了這樣的空間，如《香港四徑大步走》展現運動員精神、《毛家》聚焦動保議題。我相信未來仍有不少香港紀錄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