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年第15屆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TIDF）獲台灣競賽首獎的《離開即景》，是香港導演陳淦熙前後花費6年完成的作品。電影的起點，源於一場不得不面對的家屬遺物整理。
時間回到2019年，香港正經歷社會動盪，剛準備前往台灣修讀電影的陳淦熙，接獲了來自爸爸的噩耗：長年未見的母親離世。為了替逝者挑選壽衣，亦避免母親生前居住的公屋物品被清空，他與長年關係疏離的父親，一同回到了那個充滿痛苦記憶的狹小空間。他拿起攝影機：「我意識到這是一個現在不記錄下來，就永遠會被遺忘或消失的事情。」
灰色地帶與情感的封閉機制
陳淦熙年約十歲經歷父母離婚，隨後跟隨母親在公屋生活。那長達8年的時間，充滿了因母親患有思覺失調與嚴重情緒病而產生的拉扯。記憶中的成長過程，迫使他必須學會如何生存：「如果說最極端的情況，她會經常想自殺，甚至在我面前自殺，或者拿刀威脅我。」回憶起這段經歷，陳淦熙直言自己當時如同孤兒。父親缺席，兩邊的親戚皆出身基層，因生活重擔而自顧不暇。
在香港的基層家庭與社會福利體系之間，陳淦熙的處境落入了一個難以被妥善接住的灰色地帶。儘管有社工和警察介入，因為他當時未成年，體制能做的干預極為有限。
母親若因過激行為被判入獄，半年後依然會回到原本的生活軌跡中。當時社會對精神疾病的重視程度不如現今，只要患者未對鄰里造成直接傷害，便難以強制送醫。
曾有一次，他因無法承受恐懼而報警逮捕母親，卻換來親戚的責難，認為他應當體諒並照顧失去丈夫的母親。「我現在理解那種痛苦叫做『背叛』⋯⋯但在那個年紀，我無法理解自己為什麼會這麼做。在那個立場，我覺得自己就像個孤兒⋯⋯」面對轉介至兒童之家的選項，當時正就讀英文中學的他選擇了拒絕，因為這意味著生活常軌將被徹底顛覆。他在15歲時便開始獨自尋找分租劏房，直到成年後立刻申請單人公屋，才徹底離開了那個空間。
成期階段生活於長期緊繃的狀態，形塑了陳淦熙的情感機制。他形容自己像是一個「獵人」，首要任務是生存，而不是感受。
「小時候和母親相處時，我表現出任何情緒都是『錯』的，無論開心或不開心，都會引發她的強烈反應。加上沒有人教我該怎麼做，所以我對很多事情都變得沒有感覺，甚至覺得擁有那些感覺是令人羞恥的。」
陳淦熙長期處於自我壓抑的狀態，使他在面對情感時，在外人眼中顯得冷淡，這種冷靜後來也成為《離開即景》中令部分觀眾感到錯愕的基調。
缺席的父親與無期望的平衡
在母親離世後，攝影機意外成為了陳淦熙與父親之間的一塊緩衝墊。
父親在他成長過程中一直是長期缺席的角色。直到他成年離開母親後，父親才重新主動介入他的生活，每月約他吃飯，甚至回去照顧生病的母親。對於這位重新出現的父親，陳淦熙並未抱有傳統觀念中對父愛的渴望。
影片中，父親面對鏡頭時顯得沉默、不善表達，甚至在談及自身感受時總會迅速轉移話題。面對妻子離世，他整理遺物時流露出一種無可挽回的無奈。不同於一些基層父親在面對無力改變的現狀時所表現出的怨恨，陳淦熙觀察到父親的行為中帶有強烈的「贖罪」意味。父親頻繁拒絕兒子的物質回報（如拒絕旅行、拒絕禮物），當被問及為什麼生活如此苦悶時，父親只是平靜的回答：「以前做過很多開心的事，所以現在就覺得悶囉。」這實則是一種情感上的克制與自我懲罰。
這種近乎停滯的父子關係，卻因「沒有期望」而達成了某種平衡。陳淦熙說：「我們的爭吵之所以這麼平靜，正是因為我們對彼此沒有期望。」家人之間的爭吵往往源於對彼此角色的期望。而在他們父子早早放下期望，反而沒有激烈的衝突。「因為沒有期望，所以我看見父親開心，我就開心。」影片中，兩人的互動往往講了一半便停頓，或者迅速轉向，這種「溝通不到」的隔閡感，正是這段關係最真實的寫照。
「我會覺得，我跟他之間並沒有那種『對父子關係的期待與梳理』。應該這樣說，如果今天一個父親缺席，但我曾經對他有所期待的話，那我可能會有埋怨，彼此可能需要去梳理。但我沒有，我就像個孤兒一樣。我已經習慣了自給自足，把情緒藏得很深。甚至現在回想起來，我的成長過程中沒有一個道德上的榜樣，沒有一個父親的形象（Father Figure），完全沒有，我也不渴望。或許曾經渴望過，但現在已經變得不渴望了。是的，所以我對他來說，他就是另一個男人。我沒有把他當作父親，他就是一個男性。他是一個……我不會渴求從他身上得到任何指引的角色，或許像朋友。可能未必是朋友……只是一個有血緣關係的人。」
拒絕美化：直視最底層的真實
陳淦熙過去的作品多為劇情短片，其執導的《若男》和《三步》在香港與台灣的短片比賽中皆曾獲獎。此次轉而走向紀錄片形式呈現私密的家庭經歷，對他而言是基於對「誠實」的追求。
同行認為以他的家庭經歷拍成劇情片，會更有商業價值，更容易找到資金。然而，他拒絕了這個提議。對淦熙來說，如果拍成劇情長片，電影中會有太多的虛構與美化，他不想有娛樂性和太多的美。「在劇情片裡，因為演員好看、配樂很美，我們看痛苦的時候，其實是不會覺得痛的。」
「藝術對我來說是一個救贖。它讓我能夠努力透過一個媒介，挖掘自己究竟還有什麼情感。」陳淦熙坦言，自己的影像作品沒有那種「二手」的、廉價的表面情感。「我只有最底部的那個。做藝術，我一定要把最內在的感覺挖出來。」他要求自己直視最底層的真實，即使這種暴露令人擔憂，甚至可能會引起觀眾的不適與情感投射。
正因如此，《離開即景》在剪接上保留了極大的原始狀態。陳淦熙刻意不使用旁白來導讀背景，也沒有將對話剪輯得更為乾淨流暢。他保留了那些尷尬的停頓、未完成的句子以及難以跨越的隔閡感，並不試圖為觀眾提供一個完整的、容易消化的故事結構。故事的完整性能完全滿足觀眾的投射，但面對自己的家庭紀錄片，他覺得不需要那麼完整。
在電影節上映後，他收到了很多不同的評價，讓他感到迷惘。他也意想不到這種對外人來說可能是並不妥協的處理方式，竟帶來兩極的評價。特別是部分觀眾認為他在「剝削」母親的死亡，對此淦熙說感到無奈，認為這些評價過於武斷。
迴避大敘事與當代的流散
影片拍攝期間橫跨了2019年。然而，《離開即景》對於這場社會運動的著墨極少，僅在前往母親住處的必經之路上，偶然捕捉到街角的連儂牆。這樣的處理方式使部分期待在影片中看到宏大社會敘事與個人家庭創傷結合的觀眾感到失望。
對於這種訴求，陳淦熙保持著清醒的距離。「如果我搬出那些（街頭）衝突畫面，大家一定會感動、會討論、會傷心。那我再搬出來一次有什麼意義⋯⋯我相信電影一定要去創造一些未知。」
但如果直接挪用衝突畫面來挑起情緒，是否是一條過於簡單的路？他認為創作者需要以更具新意、更富智慧的視角來處理這些題材，而不是停留在情緒層面。他將《離開即景》的目標觀眾設定為自己的父母，而不是期待政治論述的大眾。影片誠實地反映了他當下身處台灣、回望香港的「當代性」。這不僅是一部關於家庭的紀錄片，在某種程度上，也是一部關於「離開」與「移民」的電影。當大歷史的敘事變得過於沉重且難以梳理時，他選擇先回歸自身，直視個體在面對所有事物「離開」時的狀態。
釋懷與未來的迴音
經過6年的拍攝與反覆剪接，這部紀錄片成為了陳淦熙梳理家庭關係的重要出口。每一次的剪接，都伴隨著他心態的轉變。從最初對命運的不斷叩問：「為什麼我要承受這些？」
到最終意識到，隨著母親的離世，所有的追問都已失去意義。「到了我現在這個年紀，我發現很多以前非常執著的問題⋯⋯原來『不處理，本身就是一種處理』。」
這部作品確實幫助他放下了許多執念。在現實生活中，他與父親的關係有了實質的改善。他開始能夠體會到讓親人開心的喜悅，例如帶父親去遊樂園，或是讓父親看到自己在台灣建立了新的生活。「這是我人生第一次感覺到：原來讓自己的親人開心，我自己也會感到開心。這真的很後知後覺，但如果我什麼都不做，可能一輩子都感受不到。」
《離開即景》以平靜而克制的語調，展現了家庭在疾病與缺席中的生存狀態。它沒有戲劇化的和解，卻在沉默與距離中，找到了繼續向前走的力量。攝影機證明了，即使在沒有期望的關係裏，純粹的陪伴與直視，依然具有最真實的重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