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在很多人眼中曾經風光旖旎，如今這都市彷彿被黑雲壓頂，恐懼就存活於每個人心目中，如影隨形。免於恐懼的自由，成了一幀海市蜃樓。
麥海珊拍了一齣紀錄片《誠惶（不）誠恐，親愛的》，探索恐懼、自由與希望的本質。一如既往，她用了相當詩意的錄像方式，追訪及紀錄了2019年至2020年三位家長的心路歷程；用特寫鏡頭，凝住情緒的流動：不論是藝術家兼區議員張嘉莉的坦率；政治漫畫家黃照達的感觸；作家及理大教師張婉雯的內疚，也也呈現於銀幕上。恰巧，選的三位也是藝術家，更重要的是，他們是和我們經歷過2019年的香港人。
恐懼是種好意，不是壞事
《誠惶（不）誠恐，親愛的》去年10月在釜山國際電影節作世界首映，11月於香港亞洲電影節放映。但是疫情反覆，最終延至近兩個月才在戲院上畫。電影看似描繪人在社會運動、疫情間油然而生的恐懼，但其實拍攝起點始於2018年：「當時未有反送中運動，我想探索一下雨傘運動後幾年，香港人的不穩定性：到底還要不要生小朋友？那種憂慮和恐懼，讓我覺得幾得意。」
其後她篤定實行，便向藝發局申請資金，在烽烽火火的社會運動獲批。兩年爾爾，回首已是百年身，「電影於2019年至2010年期間拍攝，三位受訪者說了很多擔憂，對小孩成長或香港將來的憂慮，最恐懼的是，現在通通都發生了。」
麥海珊選定恐懼為命題，源自切身經歷。九十年代末，她患上了驚恐症，當時並沒有太多人關注精神健康，第一次發病，是非常偶然的情況。一天，她救了在一隻瑟縮於家中窗外的小貓，因小貓的尾巴受傷，便為牠塗上藥膏，突然，她覺呼吸困難、心跳加速、氣促和作嘔，甚至想暈倒下來，便立即召了救護車送院。自此，不論走在熙來攘往的街道，或是留在幽暗的寐室，時而出現這堆徵狀，原因不得而知。
藝術家角色，要紀錄和分享故事
電影上映期間，香港的文藝界不停受到左報的猛烈抨擊。《誠惶（不）誠恐，親愛的》是去年9月、10月通過電檢，麥海珊看得較輕巧，不覺得這時候能夠於戲院播放這部電影有何特別意義，自覺它好普通，都是在做往日在做的事。
現實上，創作當然沒法完全自由。但是對於香港日漸收緊的創作自由，她提到國安法是很大的因素，「這是很明顯的限制，我們不是甚麼都能說，which is以前可以嘛。」她直言，自己不算是很恐懼，也可以說是「無得好驚」，因為不知道紅線會不會郁：「總之，這一刻不犯法，而我又覺得想去做、對香港有益處的創作，我就繼續去做。」
三位受訪者是藝術家，影片中又特意展現不少藝術創作，問到麥海珊如何看藝術家在紛亂世代中扮演的角色，她頓了頓：「好少思考這些問題，唔識答添。」她沉思良久，緩緩吐出幾口氣，細膩理清一字一句：「我覺得，第一是要紀錄。現在我紀錄了2019年三個父母在那一個社會氣氛下，說了這些話，有這些感覺和情感，這也是 documentary-based work 本身的功能和性質。」
她再怔了一下，才續道：「第二是分享故事，這電影做的是情緒層面的事，很多人看完很感動，甚至哭了。我認為電影就是共通點，讓我們互相聯繫起來。我們現時沒法再說，我是我，你是你，因為大家都是一個連結，香港的抗爭狀態，都是不同點的連結。」如果故事能夠觸動人，引起共鳴，甚至分擔到人的情緒，都可以是亂世中藝術家的其中一個崗位。
恐懼與希望，其實像對雙生兒。
影片中，麥海珊不停詰問受訪者兩者關係，然而換成今次問她，答案卻是如此不亢不卑：「現在真的沒希望嘛，例如你不會希望明天香港突然有民主，不是你主觀希望就會發生。但沒有了『希望』，又不等於不可以自主。不知這些算不算希望，盡量在自己崗位上，思考還有甚麼可以做。」要自主免於恐懼中，就是不要失掉對未來的希望。
電影開首是夜幕低垂的茫茫大海，浮沉迭變，結尾卻是香港日常城市景觀——被鐵絲網環繞的行人天橋樓梯，一人上斜跑奔向遠方，讓人意會到，只要人還在，香港就在。
《誠惶（不）誠恐親愛的》
30/4 (五) 21:50
其後，麥海珊去了看臨床心理學家，又學禪修，花了三年將病治好，也對如何與恐懼共處有一番領會：「恐懼不一定是差，恐懼甚至可能是種好意。例如電影中，張嘉莉會說恐懼令人好驚，但會幫你推進。佢話，傘運之後自己唔知點，做那個將一千隻雞蛋擲到身上的行為藝術，因為覺得幫唔到下一代。但是反送中運動，反而讓她更積極，例如參選區議會，正是『好嬲、好驚』所推進。」
在她眼中，恐懼是情緒，會來會走，來去如風，會提醒你前面的危險。
「但它有時提醒得太大力，令我們疼痛，令我們錯亂，令我們誤判現實的狀況。我們要做的是，我們要辨別到，哪些是情緒，哪些是真實，並學到讓恐懼與你共存，甚至讓它幫助你。不要被恐懼控制，令你不能自主。」
回到電影上，恐懼讓三位受訪者看清心中的渴望，思考自己願意付出的代價。一種情緒有趣在，它可以是很個人、很私密的層面，也可以是很政治、很公共的層面，明明讓人敬而遠之的東西，卻原來換個角度，可以有正面積極的作用。
為母則懼，長憂九十九
然而，當你為人父母，所背負的思慮，又是截然不同。
《誠惶（不）誠恐，親愛的》另一個主題，在於爸爸媽媽的身份。影片中不斷訪問他們，恐懼和自由的關係、恐懼與希望的連繫，引發很多思考。三位父母，性格迴異，切入點均有不同，但麥海珊拿捏得宜，尤其觸動人心。
影片中，張嘉莉不想離港，畫了一幅畫，思考走到未來，問一問長大的女兒，會不會怪責她沒有帶她們離開香港，當中的惴惴不安，感慨良多。黃照達看似理性，說起獅子座介意別人眼光，做創作都做他人所想，但生兒育女後全情投入，反思人生，孩子行為其實都映照出成人本來的模樣⋯⋯。
張婉雯更是率真感性，面對為香港付出的年輕人會內疚，但轉念又想到家中年幼的兒子，為母既讓人欣喜，但限制讓人無力、愧疚，同時長憂九十九，「如果我個仔今年17歲想上前線，咁我會點？我會立刻學武功，同佢一齊上。」2019年後的香港，誰不恐懼？但在恐懼間閃爍的人性光輝，永遠最亮眼。
藝術家角色，要紀錄和分享故事
電影上映期間，香港的文藝界不停受到左報的猛烈抨擊。《誠惶（不）誠恐，親愛的》是去年9月、10月通過電檢，麥海珊看得較輕巧，不覺得這時候能夠於戲院播放這部電影有何特別意義，自覺它好普通，都是在做往日在做的事。
現實上，創作當然沒法完全自由。但是對於香港日漸收緊的創作自由，她提到國安法是很大的因素，「這是很明顯的限制，我們不是甚麼都能說，which is以前可以嘛。」她直言，自己不算是很恐懼，也可以說是「無得好驚」，因為不知道紅線會不會郁：「總之，這一刻不犯法，而我又覺得想去做、對香港有益處的創作，我就繼續去做。」
三位受訪者是藝術家，影片中又特意展現不少藝術創作，問到麥海珊如何看藝術家在紛亂世代中扮演的角色，她頓了頓：「好少思考這些問題，唔識答添。」她沉思良久，緩緩吐出幾口氣，細膩理清一字一句：「我覺得，第一是要紀錄。現在我紀錄了2019年三個父母在那一個社會氣氛下，說了這些話，有這些感覺和情感，這也是 documentary-based work 本身的功能和性質。」
她再怔了一下，才續道：「第二是分享故事，這電影做的是情緒層面的事，很多人看完很感動，甚至哭了。我認為電影就是共通點，讓我們互相聯繫起來。我們現時沒法再說，我是我，你是你，因為大家都是一個連結，香港的抗爭狀態，都是不同點的連結。」如果故事能夠觸動人，引起共鳴，甚至分擔到人的情緒，都可以是亂世中藝術家的其中一個崗位。
恐懼與希望，其實像對雙生兒。
影片中，麥海珊不停詰問受訪者兩者關係，然而換成今次問她，答案卻是如此不亢不卑：「現在真的沒希望嘛，例如你不會希望明天香港突然有民主，不是你主觀希望就會發生。但沒有了『希望』，又不等於不可以自主。不知這些算不算希望，盡量在自己崗位上，思考還有甚麼可以做。」要自主免於恐懼中，就是不要失掉對未來的希望。
電影開首是夜幕低垂的茫茫大海，浮沉迭變，結尾卻是香港日常城市景觀——被鐵絲網環繞的行人天橋樓梯，一人上斜跑奔向遠方，讓人意會到，只要人還在，香港就在。
《誠惶（不）誠恐親愛的》
30/4 (五) 21: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