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於2023年報道Zeed欠薪案，其時勞資審裁處已確認「平台勞工」的僱傭關係，但「平台勞工」向公司索償工傷案依然敗訴而回，有外賣員申請法援索償亦遭到拒絕。
前「Deliveroo 戶戶送」外賣員阿俊兩年前於嶺南大學門外以電動滑板車送貨時意外撞柱昏迷，進行腦部開刀清除積血手術後記憶力大減、左邊身不能靈活活動，起居飲食均重新學習。去年（2023年）阿俊打算入稟向「Deliveroo 戶戶送」索償，申請法援遭拒絕，法援代表更向阿俊指官司沒有任何勝訴機會，目前仍等待上訴結果。
協助阿俊的外賣員權益關注組表示，法援代表偏頗地站在僱主的角度，漠視「平台勞工」的真實工作情況，例如外賣員受apps演算法管控的元素，足證當中的僱傭關係。關注組亦指出，以外賣員的經濟情況難以向平台申索，去年一名尼泊爾籍外賣員在法庭自辯被判敗訴，已證明外賣員在司法制度面前很難充分地自述實況，失去法援的支援，勝訴可謂微乎其微。
嶺大門外被發現 現場格外昏暗
「做埋呢張單就返嚟⋯⋯（完成這外賣的工作便回家了）」，2022年12月29日約晚上10時許，剛轉職當「Deliveroo 戶戶送」外賣員的阿俊向妻子阿賢報平安。怎料數小時後，阿賢收到醫院電話稱阿俊瞳孔放大、腦部有積血，需及早做開腦手術放積血。阿賢三魂不見七魄趕到醫院，其時眼前的丈夫已陷入昏迷狀態。
其後阿賢了解事發經過，當晚約晚上11時，一名女學生發現大學門前燈柱旁發現阿俊倒下，召救護車送他到醫院。阿賢曾向警方求助，尋找事發地點的閉路電視與報案紀錄亦無果，只確定當天丈夫用電子滑板車送外賣到嶺南大學，阿俊對當日的事已記憶全失。
記者於2024年12月晚上11時到嶺南大學門口視察，門外豎立兩支交通指示牌以及已停駛的巴士站站牌，大門門前烏燈黑火，主要光源靠大學沿路欄柵的黃燈、以及道路上的街燈，連門口牌匾上「嶺南大學」4字亦漆黑一片。記者亦目睹穿起「Deliveroo 戶戶送」制服、駕單車的外賣員穿梭昏暗的大門。
意外後工作能力大不如前
「你係咪《蘋果日報》，謝謝你幫我報道。」11月15日阿俊第一次在金鐘咖啡廳與記者見面時便作道謝，記者自我介紹之後向他糾正《蘋果日報》已停刊。
阿俊太太阿賢稱，丈夫記憶不太好，但康復情況尚算穩定，起初還以為他下輩子坐輪椅，當時想到他年僅40多歲便要入住療養院便感到心痛，因此辭掉工作，全力協助丈夫康復。阿賢說，出院後阿俊「著衫著鞋著襪、沖涼也要重新學過；左耳比之前差、左眼的視野也窄了」；而且，丈夫亦會失去短期記憶，原本約好在兆康站等，丈夫卻去了屯門站。阿俊說到記憶問題，也一臉尷尬：「由細到大都在屯門，去屯門比較好，元朗我真很難出街。」
阿俊與阿賢相識十年，於2019年共諧連理，原本居於在屯門新墟唐樓，意外之後成功申請簡約公屋，有幸獲派地下單位，阿俊總算不用行樓梯，可以自己出入。阿賢為免阿俊入錯門口，在門面上貼滿丈夫最喜歡的多啦A夢貼紙，以作記認。阿賢口中昔日較懶散的阿俊亦比以前積極，每天7時起床走動，最近亦考取保安牌，想盡快工作但擔心「巡樓有困難」。
法援署潑冷水 事主家人感無助
疫前前，阿俊在機場行李運送的工作，工作4至5年，收入穩定。2020年因新冠疫情政府「封關」，香港國際機場航班大減，失業的阿俊為糊口後轉職做清潔工，晚上多做一份外賣工作，以步兵與滑板車送貨為主，外賣工作為他每月帶來約$5,000薪金。
意外一年後，2024年1月阿俊向法律援助署申請法援，8月26日才收到法援通知申請遭拒絕，理由是「就你的申請而言，你未能證明你有合理理由提出訴訟。在意外發生時，你並不是一名僱員。」阿賢引述見法援代表律師時，律師向她大潑冷水，「那位律師說：『明知0%的勝訴，你別浪費納稅人的錢』」，阿賢聞言後感無助，「經濟最困難的時候，我們也有交稅的⋯⋯法援不是去幫助有需要的人嗎？沒有錢才需要找你。」
事發後，阿俊經意外保險獲共約9萬元的住院費及工傷病假費，但阿俊慨嘆「Deliveroo 戶戶送」除了意外保險索償的程序上跟太太電郵交涉，事後並沒有派人慰問。阿俊說，堅持追討全因擔心同類事件發生，事實上不少受傷的「平台勞工」也想向公司索償，基於官司高昂的費用而卻步。
去年11月15日，同樣向「Deliveroo戶戶送」申索工傷的尼泊爾籍外賣員GURUNG, SANJAYA MAN，2022年2月送餐途中與貨車相撞，導致食指受傷及鎖骨骨折，在沒有申請法援的情況下入稟向被公司追討僱員補償。區院暫委法官汪祖耀在判辭表示，基於外賣員有接受或拒絕工作的能力、並非強制使用公司裝備，無資料顯示雙方存在僱傭關係，「Deliveroo戶戶送」屬於獨立承包商。法官最終裁定申索屬「濫用程序」，下令剔除申索，原告須付訟費。
關注組：法援代表站在僱主立場
負責跟進阿俊個案的外賣員權益關注組成員林凱汶（Justine）表示，曾代表阿俊與法援代表律師抗辯，她發現法援代表「偏頗地看合約（服務協議），採納公司的立場」。Justine補充謂，「Deliveroo戶戶送」聘用外賣員之前簽訂的服務協議，條文中是「刻意營造⼀個⾃僱的關係」，實際工作是按演算接單，外賣員亦需跟足接單率的要求，有關apps如何操控外賣員的⼯作內容均不會寫在服務協議上，合約內容表裡不一，「全部避開了（工作實況），那變成外賣員⾃⼰要懂得（在法庭）說出來」。阿俊曾向記者不諱言指，工作前簽署的服務協議，並沒有逐項細看。
與法援代表討論的過程中，Justine指法援代表律師對於「平台勞工」的工作實況認知不足。Justine指，按法援代表理解，「Deliveroo戶戶送」只是提供工作的「供應商」。
Justine說：「律師跟我說：『其實就好似百佳、惠康的那些招聘壁布板，你可以貼那些鋼琴老師、補習老師的招聘廣告』。」Justine指法援代表誤以為「Deliveroo戶戶送」這些平台經濟只是單純在apps張貼招聘廣告，然後由勞工「自由選擇」工作，這看法與事實並不相符。
外賣員難憑一己之力索償
阿俊收到法援的文件中，包含26頁法援代表律師的建議，內含一宗2023年英國工會向「Deliveroo戶戶送」要求集體談判權的案件。Justine分析指「第一，香港沒有集體談判權；其二，這不是一宗工傷的案件」，所以不能成為不支援阿俊的理據。
適逢11月法院宣布尼泊爾籍外賣員工傷索償案敗訴，澆阿俊夫婦一盤冷水。但Justine卻認為外賣員的工傷案仍有據理力爭的空間。「正正是⼀個沒有法援、律師代表的情況下輸了案件，這代表外賣員很難在這制度⾯前，充分地表述平台經濟外賣員的⼯作實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