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影評批評《正義迴廊》太多討論點，太多Layer，一下子難以消化。確實如此，2019年之前有多少香港人走入法庭旁聽？
盤菜瑩子飾演的記者，因報館急於求成，派她訪問還柙中的兇手，報道被指涉嫌妨礙司法公正，記者身分一轉，坐在犯人欄被盤問：「為何有大企業記者唔做，要做網媒記者？」此成為法庭戲的最後一問，默不作聲盤菜瑩子欲言又止，這一鏡多少是今日新聞工作者的寫照。電影中所謂「大企業記者」或者「網媒記者」僅是一個稱呼而已，「大企業記者」也有盡心盡力的記者、編輯，網媒也不一定是站在正義的一方，相信編劇用這稱呼只為方便香港人更容易走進這條暗黑的「迴廊」。
2013年周凱亮案揭開《蘋果日報》即時新聞時代的序幕，周凱亮在WhatsApp 認罪，當年《蘋果》網上一天刊出20多條有關周凱亮的即時新聞，破紀錄錄得100萬點擊率。周凱亮弑父母案打破日報報道的規限，「即時」從此成為記者跑新聞的首要目標。當時我有幸參與採訪，駕着《蘋果》採訪車在觀塘繞道飛馳，手機不斷被採主追Call，暗忖新聞規則從此改寫。即時訪問到周凱亮的鄰居或周曾聯絡的地產經紀，在WhatsApp 報料的每句話，也將會成為15分鐘後的即時新聞。這種急促的節奏以及沉重的責任，實在壓得令記者透不過氣。
遇到矚目的謀殺案，「大企業傳媒」是很容易患上「新聞病」。上級需要撰寫劇本方便公眾去Follow「劇情」，而新聞「預設」殺人的動機，往往就像推理小說的謎底，又吸睛，又容易「起題」。傳媒為了在讀者面前贏得「記者今次又贏了真神探」的美譽，最好案件在法庭提堂前快快刊出報道。可是，近年採訪這些大案愈來愈難，殺人犯似乎沒有大奸大惡的特徵，也不一定有重大的動機。一個教授為了與情人雙宿雙棲，設計殺害自己的妻子；在土瓜灣唐樓居住的基層爸爸不堪壓力，不知觸動了甚麼神經，在大街大巷追斬母子。
尋找動機、真相是記者的使命，但執迷不悟的前設採訪也同時令公眾看不到更多的真相。處理兇殺案的「新聞病」在日本、台灣經常發生，兩地的無差別殺人事件是經典的例子，兇手的親人受到長年的預設式報道困擾，傳媒妖魔化兇手家屬—「都怪兇手的怪獸家長是操控狂」、「都怪做胞兄弟置他不顧」，嫁禍在兇手親人身上，是一種人格謀殺，這些報道廉價又沒有成本，皆因被告親人承受喪親之痛，一般也沒有餘力站起來跟傳媒對質。紀錄片導演森達也以真理教為題材的《A》、《A2》，紀錄片將傳媒的醜惡的一面毫無保留的曝光於民眾，教人反思。
不做判官 不作前設
＜聾人司法傳譯之不公＞作為《誌》首個長篇專題，為了呈現聾人/弱聽者在傳譯上的困難，我們改變了傳統法庭新聞的報道方法，今次較着重審訊的細節，諸如如何決定傳譯方法及審訊時間，又如在警署內向嚴重弱聽的被告發出「精神無行為能力人士」通知書是否合理，或決定手語譯者位置的理據，裁判官溜出「跟平常審訊一樣」的一句話，都成為記錄的焦點。在採訪時，我經常提醒自己，重點並不是判別被告有沒有罪，而是被告在一個怎樣的司法制度下被審判？聾人/弱聽者在這個制度能否得到一個公平的審判？同時，法庭所有的細節也在反映公眾及司法相關人士對聾人/弱聽者的認知，直接影響如何調適制度及公眾認知，這關乎聾人/弱聽者的未來。
在最壞的年代，我們只能盡力維護被告人在公平的制度接受審訊。如《正義迴廊》一幕的對白：「就算我們不相信它，我們必在它的規則之下」。作為新聞工作者，我們更應該時時刻刻審視自己，不作判官，不作前設，報道事實，給公眾去判斷。
今日我們有口難言，謝謝《正義迴廊》的製作團隊給予記者一個沉默的空白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