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地映社 Ground Up Film Society X #藝文誌
講題：
亞洲獨立合製的未來——與東南亞及香港影人對談
主持：
陳芷琪（《憂鬱之島》監製）
與談：
Bianca Balbuena
（《歌手阿伯告別秀》監製））
廖忠權
（《歌手阿伯告別秀》導演）
Fran Borgia
（《幻土》監製）
楊修華
（《幻土》導演）
陳梓桓
（《亂世備忘》、《憂鬱之島》導演）Bianca Balbuena
（《歌手阿伯告別秀》監製））
廖忠權
（《歌手阿伯告別秀》導演）
文字紀錄：鄭超卓
文字校對：鄺曉恩
編按：New Cinema Collective 首個節目「亞洲新銳電影的製作生態」由平地映社主辦，獲電影發展基金（創意香港）資助，探討近年亞洲獨立與藝術電影的製作案例，邀請具代表性的影人包括監製、導演、剪接師及國際發行，分享其參與及推動新銳電影的製作經驗，嘗試於當前社會環境下，重新審視香港電影製作的可能性，為年輕影人提供另一種視野。 節目分為「跨國合製」、「後製：剪接」及「國際發行」三個單元，結合網上與實體節目舉行，選映二十多部來自東南亞、台灣、香港及中國等地的電影；並設多場網上／實體映後談、網上大師班及專題討論會。
【標題為編輯所擬，本文獲「亞洲新銳電影的製作生態」 授權轉載。】
這是整個節目的第一場網上討論會，以「跨國合製」（Co-production）題，選了三個近年較具代表性的合製案例，邀請到分別來自東南亞及香港，包括《歌手阿伯告別秀》（Singing in Graveyards，2016）、《幻土》（A Land Imagined，2018）及《憂鬱之島》（Yellowing，2016）這三部電影的監製和導演，分享合製的基本概念及運作，以及探討合製在香港的可能性。到底，香港影人在拍攝獨立合製電影時，需具備甚麼知識和技術呢？
跨國合製如同「結盟」
讓電影變強大
感謝各位嘉賓的參與，他們分別在菲律賓、新加坡，還有身在阿根廷的楊修華導演，他那邊現在還很早，也很感謝平地映社組織是次節目，提供一個珍貴的機會，讓我們聚在一起。即使遇上疫情爆發，感激我們仍能於網上相見。
現在已有約五十位觀眾，非常好。今天出席的與會者都是八十後，我想這或許也是我們作為今次講者的原因：我們跟觀眾年紀比較接近，他們都是年輕的電影人、電影學生、畢業生，希望知道更多新銳導演們如何聚在一起合作拍電影。
上述提到講者們的電影，都是導演劇情首作或其後的作品，比起首作，第二部作品都因跨國合製而得到不少國際關注。香港跨國合製的獨立電影仍屬罕見，但得力於2019年的政治運動，香港人更關注如何利用國際手段去為自己說話和爭取支持。
而在座各位來自東南亞的電影人，他們的國家或地區的跨國合製已相當普遍，也非常活躍，甚至延伸至亞州以外的合作，我們既興奮又感激能從你們身上學習。
作為一個監製，我想先與其他監製開始討論。以我所知，Bianca Balbuena及Fran Borgia是菲律賓慢電影大師拉夫狄亞茲（Lav Diaz）的電影《革命英雄安眠曲》（A Lullaby to the Sorrowful Mystery，2016）的其中兩位監製，該片贏得第六十六屆柏林影展銀熊獎，不如請兩位為我們定義甚麼是合製，或者先由Bianca開始。
首先，我想問一個問題，Fran你是哪年出生的？我不知道你是……八十後？（全場笑）開玩笑的。
我想Fran比我更資深，他合製的作品也比我多。他曾拿過許多法國的資金，或者他待會可以說一下。對我來說，合製電影也是一件新事物，尤其作為一個菲律賓的監製，我們只可以監製菲律賓電影，然後再找尋其他聯合監製，我們沒有跟別人聯合監製非菲律賓的電影，至少在今年之前。
以拉夫狄亞茲的電影來說，我會說那比較像是一個財政上的合作，因為拉夫狄亞茲有自己藝術上的決定及探尋，我們都不作干擾，只在旁協助指引，並幫他籌劃發行的事情，他真的沒有在管這些，只想着拍電影並把電影完成而已。
關於合製電影出現的原因，首先第一個明顯的原因是，我們不夠資金去完成製作，所以要找尋來自其他國家的人投入資金。不過，我也想說說另一個較隱藏的原因是，我們有時候需要一種同盟的關係，去讓我們面對現實。
我們會自以為那是一個最好的劇本、最好的企劃，但合製夥伴會告訴我們不然，那其實並未達標，所以我們需要那些人讓我們反思。
合製電影的另一個目的是想建立與外國在創意及藝術上的聯繫，包括吸納演員和技術、到外地的場景拍攝等。
當你要合製一部電影，會有很多事情開始發生，但作為一個監製及電影人，我覺得最重要的是在合製電影之前，先找到一個適當的平衡位置，既要對合作關係持開放態度，又要堅持自己的眼光，不能對甚麼事情都同意，或對甚麼事情都不同意，所以要適當地平衡。要找到這個適當的平衡點去令合製電影成功，是非常困難的。
Fran Borgia先生，你的看法是？
首先我很感謝能夠參與是次討論會，一個較年輕的群組，我想澄清我其實是在1980年出生，剛好能踏進八十後這個分水嶺。（笑）
對我來說，合製電影來得較簡單一點，我經常將它簡化成這樣：一旦合製電影，你便會將你電影的擁有權給予來自另一國家的人。大部分像我這種新加坡的年輕監製，都希望自己的電影能被國內的人看到，而一些來自法國、德國或其他國家的人則變成這些電影的聯合監製，那麼這些電影也屬於他們，也會想他們國內的人看到，因為我們太微小了，所以我才去拍電影吧？
即使我們拍藝術電影，也會希望到處去，讓電影能愈多人看到愈好。所以在新加坡拍的一部小小的電影，能在法國或德國或其他任何國家的電影院中放映，讓他們變成這電影的夥伴。當然，合製電影經常會產生很多令人頭痛的事情，但我喜歡這種挑戰，這是遊戲的一部分，所以大部份我製作的電影都是合製電影。
合製如「認可」
為電影帶來意想不到的可能性
我再多介紹你們兩位的工作。Bianca是一家菲律賓合製電影公司（Epicmedia Production）的行政總裁及聯合創始人，並製作了超過三十套劇情電影，你們的使命是促進菲律賓與他國合作，並協助值得支持的導演發展他們的電影至國際的規模。
這些是我在你的自我介紹中找到的。而Fran在西班牙出生，自2004年起居住在新加坡，目標是為亞洲及西方建立文化聯繫。
我相信你們已為此工作多年，你們怎樣看東南亞的合製電影如何為該區的作品灌注了動力，令他們愈來愈受到國際關注，尤其最近的五至十年，很多頂級的影展也經營一些聚焦於東南亞的拓展計劃。
你們覺得合製電影如何幫助這種發展？或者先問Fran，因為你與歐洲那邊較多聯繫，你也提到他們較有興趣去發行東南亞電影，從你的角度看，合製電影如何幫助業界發展？
自從我搬來新加坡後的這十五年來一直製作電影，我必須說合製電影也一直在改變。這真是一趟難得的旅程。如我的第一部電影是千辛萬苦地去製作，尤其我們想將之變成合製電影，但近乎不可能，因為我們來自一個很小規模的攝影團體，在國際以至新加坡的電影界不太知名，所以要花點時間去說服別人。
最終的成功確切源於引介新加坡及東南亞的專才，並實際地合作，所以變得容易了一點。
當然我們經歷了很多挑戰，但我覺得現在拍合製電影是容易的，因為有了很多中介因素，例如每個國家都有意識地去推出新的電影拓展計劃，所以大家都有意識、也不怕與很偏遠的國家合製電影。例如我們嘗試與西班牙、葡萄牙、羅馬利亞等國家合作拍電影， 這些都是很不一樣的地方，但他們仍願意考慮我們的電影計劃。
因此，我認為世界某程度上在改變，我們在國際上受到更多關注，所以我認為現在是比較容易的。
那Bianca對此有其他意見嗎？
我們現在有個好處是，菲律賓及新加坡都有很多新成立的合製資助。我對新加坡那些所知不多，但我知道他們都是專注於東南亞的。而在菲律賓，如在十年前，有一部愛爾蘭的電影找上我們，說想跟我們合製電影，我們會說可以，能幫忙做製片的工作，也可在劇本上幫忙，我們最多只能做到這樣。
但現在我們有很多合製的資助，不論他們是否東南亞國家，是否在菲律賓拍攝，我們都能夠提供小規模的融資，例如5-10%的製作資金，但誰會想到這是真會發生的事？
我想合製是一種過濾，在我的情況看來，如果你的合製夥伴國家是法國或德國，那些影展的節目策劃會覺得你已成功通過第一重過濾了，這就像是一種認可，有一班人已判定你的電影是好的，但我不能說所有像這樣的合製都是好的。但我同意Fran，如有一個來自歐洲的聯合監製，他會找方法幫你的作品讓更多人看到，不只在戲院，甚至在畫廊。在歐洲這是一件令人興奮旳事情， 因為一齣小小的菲律賓電影能在法國這樣放映，本身已是一種勝利。
開展合製前
緊記捍衛獨特想法
我想回到一個問題，有沒有關於如何開展一部合製電影的提示或實際操作上的技巧，可供給年輕影人參考？在此之前，我想跟兩位導演談一下：楊導演，你的《幻土》（A Land Imagined，2018）是一部由新加坡、法國及荷蘭合製的電影，你亦是首位在世界最優秀的影展上獲得首獎的新加坡導演。你為自己的電影撰寫劇本，在拍攝過程中，有沒有被其他國家的聯合監製逼迫或說服你改變任何事情？我想這是導演想跟別國的聯合監製建立關係時會關心的事情，你會怎樣做呢？
這確是一個常見的問題。我會說這其中沒有逼迫的意味，或者我用另一個說法，所有事情都是逼迫的，作為一個電影人，你要去磋商所有事情，像Fran也會逼我去做事情，或者（笑），但不是有心強人所難的。
我的意思是我們需要不斷與人磋商，從資方以至演員都要。
當然我們說到合製電影能引進更多很棒的人或事，而這同時也帶來他們的想法，有些更是很強勢的，總之就是不斷地去磋商。我覺得最重要的是，帶進來的人是否誠懇，他們想你的作品怎樣，對你來說是否好的工作夥伴。
而最後他們真的是這樣的話，那代表每個人在事前都已準備好去做這個電影計劃。
無論有沒有強勢的想法要磋商，這些事情都是要先考慮的，尤其像Bianca說的，有時當你埋頭於創作時，就會很難注意到這些事情。如果有一些投資者的意圖和想法是很好的，我不認為這是差的事，因為我知道有些導演是不能接受其他人的干擾甚至建議。
如果你是這一類型的導演，可能你就不應該拍合製電影了，因為你不會容許其他有關你創作的討論和建議，那為甚麼要合拍呢？
我覺得拍合製電影時，保持開放的態度是重要的，當然你也要有強大的態度去捍衛自己的眼光和想法，這是你要拍這部作品最基本的原因。你不是為了將電影賣到法國而拍，那不是一個拍電影的原因。
此外，另一件重要的事情是，為甚麼他們肯跟我們合製，是因為他們需要我們的獨特聲音，而不是要令我們的電影變成他們的電影，這也是為甚麼合製電影是可行的。如你明白箇中的微妙關係，你就能替自己和合作夥伴締造更好的創作空間。
我非常同意，藝術電影都非常珍惜他們真實和本土的聲音與想法，說自己的故事，合製電影能帶入其他資源，結合並促進導演或創作人的成果。我也想問問廖忠權導演，在我來說你似乎註定要拍合製電影的，因為你是馬來西亞人但你居住在菲律賓，先不論你的親人和妻子，也就是一同在這個討論的Bianca，菲律賓這個環境對作為馬來西亞人的你，在拍合製電影上有甚麼好處呢？
衝破地域限制
做自由的電影
或許我先說清楚一點才開始，因為我也是一位監製，所以有時我會用另一個角度去想。我覺得在馬來西亞以外的地方工作，對我來說是一件最好的事，因為馬來西亞在環境上有很多結構性的阻礙，會令創作者自我審查，而對我來說自我審查正是藝術終結的開始，因為在構思甚麼想法時，你會開始不再想甚麼是可能的，而是去想甚麼是不可能的。
或許我是馬來西亞人，但我的作品卻較多在道出菲律賓的聲音。就如靈魂是馬來西亞，但聲音卻相對地，也很明顯地是菲律賓的。
某程度上，在菲律賓拍電影是自由的，沒有自我審查，基本上你想拍甚麼就拍甚麼，唯一會控制你的是，最後閱讀的群眾，有沒有人會去看你的電影。因為馬來西亞不是一個一體的國家，我們是很分裂的，作為一個馬來西亞華人，不代表你便是馬來人的大多數。
種族政策也令國家分裂的，令你覺得這個國家內，本身就像有不同國家的人，不是一個統一的地方。那種感覺就像，彷彿於馬來西亞你也是在「合製生活」，你跟你的鄰居不是說同一種語言，很怪異的，你總不是在說母語。所以我想合製電影某程度上是一種很自然的步驟。
是的，我想我們在香港也逐漸在經歷這種事情，因此我想問問我的合作夥伴陳梓桓，合製電影對你來說是甚麼？你為甚麼拍合製電影？
我是為了繼續維持我的電影生涯，同時也為了追求創作上的自由。但是，我想香港的情況跟東南亞的不同，我們對於合製電影只有非常狹隘的定義，至少在我的世代，合製電影代表中港合拍片，通過內地的劇本審查，然後在內地的戲院上映，因為內地的市場很大。這跟大家為了尋找不同可能性的目的非常不同。
在2017年前，我想我對合製電影完全沒有甚麼概念，那時我剛完成我的第一部紀錄片《亂世備忘》（Yellowing，2016），預算非常少。然後我去了新加坡交流，那次讓我大開眼界，因為我認識了一些新加坡電影人，他們告訴我如何在電影籌劃階段找到合製電影及參加影展的機會。
後來我回到香港，就開始把事情想大一點，如更大的預算，更多的製作可能性。《憂鬱之島》（Blue Island，製作中）就是在那時開始。
但在合製電影方面我還是新人，我跟着程序去報影展，出席提案論壇，在電影完成之前就要先告訴別人你的電影是甚麼，對我來說這是非常困難的，所以我找了陳芷琪幫助我。
我覺得這是重要的，因為尤其在今天的香港，大部分新銳導演都頗依賴政府一些計劃來融資拍攝第一部電影，而我的電影主題通常都比較政治敏感，像我的第一部電影就不能在正規影院上映，我也在想是否我未來的電影生涯都要規限在拍這種低預算的電影，所以我開始想或許我能找尋世界各地合製電影的機會，以及一些跟我有相同價值觀和想法的機構和影展。我是這樣開始的。
導演與監製的合製關係
如踏單車
我也很感激能成為梓桓，以及監製任硯聰的工作夥伴，並一起開展這個電影計劃。這也是我的第一部電影，儘管我之前在紀錄片拓展計劃中工作。
但根據我跟梓桓的工作經驗，以及過往在拓展計劃中跟不少本地電影工作者的日常對話，我們都有熱情的，但這份熱情是需要付出很大的成本，從起點到終點中間有太多事情發生，也有可能是因為香港的生活指數太高等等。
所以我想問問大家，因為我們大多數時間都是在拍獨立電影，而手中能掌握的可能就只有這份熱情，來繼續推動自己從起點走到終點。那你們會怎樣形容導演與監製的關係，並嘗試將這份熱情轉化成真實的作品？
我想這是很重要的，像梓桓剛才說到他有想法了，就去找一個人幫他推銷出去，連結更多人，擴充自己的人際關係網絡。你們各位也正是導演與監製的關係，是最先也是最重要的夥伴去開展這件事情，你們會怎樣做呢？不如由Biancah和廖導演開始說起。
你說吧！忠權。（笑）
這裏出現了一個兩難的局面！（笑）
我就是老闆。（笑）
如果沒有Bianca當我的監製並支持着我，我不能開始我的導演生涯。當我連故事都不知道具體會是怎樣時，已有人肯相信我想說的這個故事。從這點來看，這個關係已是非常建基於信任的，或許這是一種愛，因為你怎可能去信一個人，而他的故事是你沒有聽過，又或連具體內容也沒有看過的呢？所以這種種信任都對開展一段工作關係起了重大幫助。
我猜因為我現在也是監製，不論從導演還是監製的角度，我都很明白兩者一起合作有多困難，主要因為兩者本來都應該為着同樣的目標視野而努力，但各自又截然不同，並有着權力衝突的專業，一個本應持有最終的創作自由權，另一個則有最終的財政責任，兩者是間接地互相衝突的。
我自己覺得大部分時間都相安無事，因為信任，我相信她會令這計劃成事，無論這當中會有多少令人頭痛或傷心的事情發生，我想她也相信我不論付出多少代價，也會把電影拍出所想的模樣。
有時那代價對我們兩個都太沉重了，尤其當電影完成後，成績不如預期的時候。當你投入幾年的生命時間在一件事中，自以為跟夥伴有同樣的眼光，結果卻可以是很對或很錯。若結果是好的話，那當然非常好，兩人可以一起慶祝；但要是不好的話，監製和導演的關係亦有着共患難的意義，讓你振作精神，重新出發。
就像踏單車，你不斷跌下來，但你仍然很愛跟你的搭檔踏單車，因為這件事情是你唯一會做的，你會一直、一直做，希望有一天會有甚麼留下來。怎樣也好，我相信你的。
所以他現在主要在做連續劇、電視廣告，而不做……（笑）不，他是一個很好的監製，他現正聯合監製，其實是主監製《Viêt and Nam》（製作中），獲得了不少資助和關注，他會問我一些問題，我就回答他，但所有事情基本上都是他自己做。所以我想他是一個比我更好的監製、更好的導演，雖然我不是一個導演。
但我很同意，要把兩個部門撮合在一起是很難的，一個是花錢的，一個是儲錢的。有次我去聽一個講座，有人說為甚麼會有那麼多女監製，是因為電影人喜歡培育別人或被培育，我不認為是這樣，我不因為喜歡培育別人而當監製，縱然我是一個媽媽，但忠權的媽媽比我知道得更多。
你很好是因為你把事情做得妥當，而不是因為你是男性還是女性。我不是在說廖導演或楊導演，但很多導演覺得參與電影製作就如找保姆助理，所以他們選一個可以保護他、照顧他，為他做任何事的監製，但不對，這應該是一個合作、夥伴關係，當你需要保護的時候，我們會保護你；但當你做得不對的時候，我們也會不同意你這樣做甚至跟你對抗。我也不知道我在說甚麼。
Fran，我說得對嗎？我去找Fran做聯合監製時，也不是因為他能培育我，而是他會告訴我的電影計劃有哪些部分是不可行的，甚麼劇本很差，回去再想怎樣寫，我喜歡別人告訴我有甚麼問題。拍電影是一股熱情，但它也是一門生意，作為一個監製，兩件事都要兼顧，你可以把熱情的部分留給導演，因為他未必明白生意的運作，我曾跟這種導演合作過。所以看你怎樣做，你可以讓他明白，也可以不要管他，自己搞定。
沒錯，我從Bianca及廖導演身上看到一種特質，就是善良，我認為是在導演與監製的關係中很重要的，甚至在任何關係中都是。我也想問問Fran這個問題，開展一個合製電影時，在技術上有甚麼需要注意的呢？我們剛才說到監製與導演之間緊密的關係，如果延伸至兩人聯合監製時，你有沒有甚麼親身的經驗和提點可告訴我們今天的觀眾？
是的，我想最重要的是故事需要世界通行，你說的故事是能連結來自世界上另一邊的人，才算擁有基本的門匙讓它變成一部合製電影。我們會喜歡某種電影，畢竟我們是電影人，要讓人喜歡這故事，那麼故事就要能跟人連結。
疫情下靜觀其變
把握「多出來」的籌備時間
沒錯，當我們擴大至合製電影這個競技場，面對更廣大的觀眾時，就需要思考該帶怎樣的故事給觀眾。現場有一位觀眾問Bianca和Fran：你們作為監製，在疫情之下有甚麼融資的機會呢？這也許跟Fran剛才說到故事的部分有關，或還有更多其他更大的角度。Bianca 和Fran，你們誰想回答這問題？
在菲律賓，疫情下我們有點像停止了拍電影，因為拍攝的成本多了20%，既要處理酒店的隔離事宜，又要購買很多衛生安全用品，所以只能靜觀其變。但我們仍持續發展電影計劃，爭取融資，因為平常的資助還是有的。至於更多的融資機會，我不知道你們的國家有沒有針對COVID-19的資助，有些國家是有這種支援的。
但我們現在重點比較多放在連續劇上，因為城市封鎖，所有人都被困在家裏，如飢似渴地想看影視作品，所以我們去找一些連續劇規模的委託。先拍這些的原因第一是餬口，第二是讓導演們多實戰，磨練他們的導演技巧。所以電影計劃都是在等待，我們的情況大概是這樣。
我們也利用這段時間去做一些籌備工作，如楊導演有更多時間去準備他的下一部作品，也是我跟他一起做的，我們即使身處海外亦要準備好劇本。但正因有了額外的時間，現在反而能夠寫出一個更好的劇本，所以有時候是會因禍得福的。總之我們都在籌劃着一些電影計劃，大致都準備好了，正等待可以再拍攝的日子。
回到觀眾的問題，你是否覺得現在因為疫情而較少融資的機會？所以大家都花時間在籌備計劃，多於真的開始拍攝，還是因為疫情，審核資助需要更多時間去做？
我想我們需要的是等時間過去，我不認為現在少了機會，所有國際上的融資仍然持續，只是在一些國家拍攝是停止了而已，一些電影計劃也順延了，但並不影響融資的申請。
我想現在只是風險較高而已，反而融資的機會變多或資助的金額大了，如荷蘭的資助金額就是因為疫情而增加了。但現在的情況是風險高了，如果你能把握相同的機會，但稍稍等待至風險減低時拍攝，我覺得這是理想的。
申請資助時 說服自己
「這是最好的電影計劃」
我想跟進一個問題，當你們要尋找外來的資金時，是怎樣將各種資助排優先次序呢？你剛才說到荷蘭的資助，以我自己找紀錄片資助的經驗，很多人都會找北美那邊的，在亞洲的話則可能找日本或韓國。
深入來說，你們認為當中有甚麼實戰技巧是新人需要學習的呢？
剛才說到故事要世界通行，但要是我不認識任何人，只是剛開始拍第一部電影，希望接觸到國際市場，該如何踏出第一步呢？
我想這都是視乎資料搜集，你跟導演都要相當清晰。像我跟楊導演都是很清晰的，我們都知道大家在做甚麼電影，也喜歡同類型的電影，所以我們知道自己需要甚麼夥伴，我們會先去看那些人的電影跟我們是否相似、曾有甚麼工作夥伴等，所以全都關於資料搜集。
如果你知道他們都是拍社會性的戲劇，有政治議題的，或一向有共識地拿取法國或德國的資助時，便循這些方向去計劃。我們大概也是這樣開始的，基於以前的人怎樣做，就順着那個方向去做。
我想補充一下Fran剛才說的，如果你還在寫故事摘要的階段，即你還沒有完整劇本時，可以嘗試申請一些只需呈交前期綱要（Treatment）的發展性資助計劃（Development Fund），以我所知是有很多的，如Visions Sud Est Fund、亞洲電影基金（Asian Cinema Fund）等，你可以拿這些錢去發展完整的劇本。當劇本準備好，也決定好監製、導演等人選後，就可以再申請一些製作的資助，也可以發給聯合監製們去申請他們認識的資助計劃。
我也覺得不要過急是好事，因為你真的可能有多過一次資助的機會，而當你去申請一些很想得到的東西時，你要說服自己，這是你最好的電影計劃。
不要為了合製而創作
細想故事 保留純粹
有另一位觀眾想問楊導演及廖導演，你們是從哪裏認識合製電影的概念？是由你們的監製提議給你們去拿更多融資支援，還是你們自己想到的？不如先由楊導演說一下。
都是很自然地成就這件事的。在新加坡，確實有不少成功的合製電影範例。像我的第一部電影（稻草屋 In the House of Straw，2009）也是非常低的成本，那不是合製電影，都是我自己做的。下一步就擴大一點規模，又開始做預算等事情，跟Fran談起來，很自然地我們都決定不要拿新加坡的資金，因為新加坡真的是一個很小的國家，由是找了別的資金。
所以合製電影對我們來說，是很自然而然的事情。我們也沒有像香港和中國的那種情況，我想如果你的合作關係和環境都是自然的，你就會自動地變成一種定律。與此同時，這也是一筆很大的款項，誰不想要？但你又開始明白你可能要轉變自己或將自己放到某個合適的位置，才能拿到那筆資助。這可能不是自我審查，可能只是一種自我調整。
在菲律賓，我想這邊就像蠻荒的東部地方，大家都爭相去找資源，甚麼東西也好，然後你開始發現到處都是機會，不少有趣的事情也會逐漸浮上檯面，我想這也是我們為甚麼能開始合製電影。其實那正因為我們沒有跟資金充裕的海外國家有那種很自然的合作關係。
好的，我看到已有不少觀眾在聊天室內提問了。在創作過程中，你們會否以一部合製電影的規模去寫？不如問一下廖導演，因為你就在異鄉，你會為了合製電影而寫嗎？
我想如果是為了合製而去寫會是一場災難，除非你的劇本需要一個在你國家沒有的場景。像我的第二部電影（床的噬界 Motel Acacia，2019），我需要下雪，而菲律賓是不會下雪的，所以我當下就知道那一定要合製的，不論在哪裏、用甚麼方式也好。
總之為了合製去寫實在太難了，有太多事情你要去考慮，而且你也會像在寫一齣片廠制式的電影，你要加入很多公式化的東西去令合製方案奏效，有時會成功的，像Marvel的電影，它們賣了很多戲，也賣了很多戲票，但像我們這種自覺藝術主導的電影，就不是很適合了。
其他人有甚麼要補充的嗎？
我不認為愈本土的故事愈不能連結到國際觀眾，愈本土的東西反而可能吸引到一些人的興趣。我覺得癥結還是在於推銷的過程吧，有時你太專注在你的本土故事，當你要呈現給國際的觀眾及監製時，實際上他們可能不明白，所以你要再去推銷，再細想你的故事和外國的監製有甚麼連結點。
沒錯，要去理解推銷對象的思維方式。有一位觀眾，他說正在為一部華語電影計劃尋找聯合監製，如果他不能寫出全英文的劇本給外國投資者或監製，會是一個問題嗎？所以這是一個語言問題，我相信在座各位都曾面對過，因為我們的母語都不是英文，大家會怎樣應對這種情況呢？
對我和梓桓來說，或者我們會僱用一個能寫英文劇本的人，英文也不是我的母語，我還要再請人去校對或潤飾。你們的方法是如何呢？不如Fran說一下。
英語在新加坡不是一個問題，通常電影人們，例如楊導演，他們用英文寫作都是很自然的事。但是如找尋一些外國的資金，例如我們申請法國的CNC基金，我們需要將整份申請翻譯成法文，那我們就去找翻譯人員。不要被語言的阻隔嚇怕，世上有翻譯人員是有原因的，你只要找合適的翻譯人員去幫你翻譯整份申請就可以了。
有時很多的情況是，第一次跟他們接洽時，一個短的故事大綱或一句的梗概比一個完整劇本還來得重要，或許可以請翻譯人員先翻譯主要的部分，配一些漂亮的圖片；劇情片的話，可以是一些分鏡圖；紀錄片或者其他電影類型甚至VR的話，則可以是一些片段截圖或劇照。
只要確定你要跟別人溝通的語言質素是簡潔且準確的，因為這是第一印象。
一個新導演如果想令自己的作品可以與國際合製，最重要的是甚麼？或許我先問Bianca，因為你在菲律賓已製作過超過三十部電影，或許你也跟一些新導演合作過。
我會說是作品的主體，如果你拍第一部劇情片，首先你要先拍過短片，而且評價是好的。作為聯合監製，當我們去申請資助、一些市場展或先導計劃時，那是一個很重要的要求。所以我在大學授課時，也會鼓勵我的學生拍短片，而且要享受拍短片。對我來說，短片是一個最純粹的藝術形式，沒有壓力，很自由，我也忘記我之前的感受了。
因為現在當你去拍劇情片，尤其是合製電影，你有很多壓力、義務和責任，你要去想怎樣可以賣座、給甚麼觀眾看、在哪裏放映，很容易失卻了那份純粹。我為盧卡諾影展「Open Door」的一個關於短片的講座演講，我很希望再感受到那種感覺，拍攝短片就像遊玩一樣，沒有責任和義務。我享受拍短片，因為拍攝過劇情長片後，你不會再那麼純粹和自由了。
影展培訓計劃
開拓經驗與眼界
我相信當你拍短片的時候，會發展出一種很獨特的風格。還有一位觀眾想提問監製們：能拍攝出合製電影的經驗是如何的呢？我想我們剛才多少有提到一點，但如有人還想再補充的話，可以分享一下你們特別的經驗。
另外還想再問導演們一個問題，當我在做資料搜集時，你們都會提到參加一些電影培訓計劃的經驗，這可以是一個很有效的方法去開展合製電影計劃，通常也是相當難忘的經驗，像陳導演剛才說在新加坡的經驗，我也知道楊導演曾在培訓計劃中寫劇本，但實際上那計劃幫助不到你，於是你直接在那邊休息一段時間，卻得到更多創作靈感。
所以我想知道多點你們參加培訓計劃的事情，你們喜歡參加這些計劃嗎？你們覺得這對新導演來說，是一個珍貴的合製電影機會嗎？
我覺得你剛才已回答我想說的答案，這些計劃也許對想開展合製電影的新導演來說是好的，除了拍短片的那些以外。對我來說，這些培訓計劃令我大開眼界。
當你來自一所電影學校，從自己小小世界想到一些故事的脈絡，然後突然參加了計劃後——雖然那不是我第一次與國際上的人接觸，但你開始明白別人是怎樣看電影的，又明白其他國家的人為甚麼要拍電影，所以這些計劃肯定對新導演來說是很重要的嘗試。
我是很享受參加的，其中一件很好的事情是，有很多人跟你一樣有同樣的掙扎，當你以為自己一人多年受着那些痛苦時，原來其他人也是一樣。（笑）那種感覺很好，像你的悲傷找到同行的人了，大家一起努力。而且我在計劃裏認識到的人和同伴，也一直保持聯絡，甚至嘗試一起合作去找資金。這真的能夠給你國際的視野，所以我很享受。
有時甚至陷得太深參與太多，因為太享受了，幾乎都忘記了製作自己的電影。因此，以新導演起步來說，這的確是一個很好的踏腳石。
那麼廖導演，你在電影培訓計劃中有沒有甚麼難忘的經驗呢？
我完全同意楊導演。因為我不是讀電影學校的，我的背景是讀經濟及國際商業的，所以我覺得這些計劃像正式的教育讓我進入電影圈，特別是如何寫作。
在這些計劃中，我終於學到甚麼是寫作結構，我很興奮原來可以用這種結構寫故事。
也像楊導演說的那樣，當你的電影計劃得到愈來愈多人的注意時，你會開始有點沈醉下去，因為開始有更多的培訓計劃來找你，遇見來自世界各地不同的人，大家都有那種相似的力量及掙扎。
但是，經過多年來參與很多培訓計劃後才明白到⋯⋯當然，你也要經歷過這一切才明白，這好像不太值得，以跟隨他們的規則這方面來說，因為現在我寫東西、在現場拍戲，我覺得最需要的，是相信自己。
另外我也明白到，愈瘋狂的想法就是愈好的想法。所以，在培訓計劃中學到的結構或規則只是嘗試在告訴你，你可以做甚麼，但我們追求的不是能做甚麼，而是還有甚麼從未想過去做的。
那些想法才能令你及你團隊興奮的、令預算超支、令你的監製氣餒的。
我真的覺得需要一種瘋狂才能支持你的電影生涯。
像Bianca說的那樣，一旦拍攝劇情長片，你就不再感受到同樣的自由。我同意對於劇情長片的看法，但我最近正探索着連續劇製作，這種連續劇是我們本來不會去做的，但作為一家理應接觸不同說故事模式及類型的製作公司，拍攝大型連續劇正正就是另類的創作。
在這些連續劇裏，我覺得我又回到充滿創作自由的那種心情，那是我在以往的任何製作計劃中沒有感受過的。
每天我在現場拍戲也像在亂玩，沒有做任何認真的事情，愈瘋狂的想法愈好。有時像你的背景是讀電影學校的，他們總是在告訴你結構的東西，怎樣去拍電影，保持某種結構就像建造一幢大樓般，但我覺得要打破這種框架才能使你的聲音與別不同。
這只是第一步，如果你集合到一個團隊能鼓勵你去瘋狂，有一個監製能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地讓我去做，那是非常好的。
希望HBO不會聽到這些。（全場笑）
走出舒適圈
尋他國合作夥伴
我有個問題可能跟這有關，可能這是觀眾最後一個問題了，是問監製們的。
因監製可能會有一些瘋狂的夥伴，你們會怎樣選擇哪一個「嬰孩」去照顧呢？你們是不是經常有導演，或其他國家的聯合監製去接近你們呢？怎樣去選擇一個你覺得是瘋狂的人去合作呢？
或許Fran先回答，我相信Bianca待會也有最佳的答案。
我通常不會去選電影計劃，而是電影人，我需要一個我信任的人。所以待會我會打給廖導演，因為我喜歡他說的話。
八年了，Fran，我等你打電話給我等了八年了。（全場笑）
怎樣也好，他知道的，他知道我對他的第一部作品——歌手阿伯告別秀 （Singing in Graveyards，2016）是很有興趣的。怎樣也好，我覺得不同的瘋狂正是造就不同電影人的重要元素，楊導演在這方面不弱於廖導演。所有過去合作過的人要再合作，是需要信任的，我們怎可能自行決定計劃怎樣走下去？這種決定是我們要花四、五年的時間一起去磨合，就像婚姻一般。你要跟那些電影人一般瘋癲才行。
那Bianca有察覺你的緊密夥伴是瘋子嗎？
我不能說只有電影人是這樣，因為我會作出平衡。有些電影人是很有才華的，但我不能跟他們合作，因為我們沒有相同的頻率、視野，但我樂於跟他們出去玩。
有一些電影計劃是很棒的，卻沒有令我興奮雀躍。身為一家公司的行政總裁，我經常都很魯莽、不計後果去做一些事，令公司變得很麻煩。
每當我讀到一些令我很雀躍、很想去做的東西，廖導演就會跟我說不，他覺得我不應該這樣做。我回答他，不，我的直覺告訴我一定要做。
因為這種自我，即使他這樣覺得，我也會把它實踐出來。
我想如果那件事嚇怕你，那就是一個很好的嘗試原因，看看能否把自己從舒適圈中趕出來，並推動你，看看你能否做得更多，但還是有限制的。
Fran說這像一段婚姻，要跟一個人花很多年時間在一起，實際上要能尊重你，但又能不同意你，因為你們總會有很多分歧，不論在劇本上、要呈現的東西上，甚至在一個鏡頭上，像楊導演說，只要你們都是有同一個目標和視野，最後還是可以成事的。
跟過去年輕的自己對話
「早點辭去那該死的工作吧」
時間差不多了，我還希望問每一位一個較「做作」的問題，因為我們在跟年輕人對話。如果你要跟年輕的自己對話，可能是在你十五、二十、二十五歲，在你要開始那瘋狂的想法，即踏進電影圈之前的一刻，你會說些甚麼？
簡短地說就好。我會請陳導演先說。
我想我那時對電影一無所知，也沒有期望自己成為一個電影人，我想我會說應該要早一點開始，而且要有更多想法，我想年輕一點去開始會比較容易。
接下來是Fran？你是我們這裏最資深的、最受敬重的監製。
這是很巧妙的問題，如我可以回到十五、二十年前看自己，可能會先學懂跑步？我不確定，我不覺得我會對自己說些甚麼，我覺得過程才是重要的，我享受痛苦，每一件事都有它痛苦之處，每天早上一起床你就要去想了。
我對於自己現在做的事很開心，通過自己的興趣認識不同的電影人，也很高興能拍電影，對我來說這是最重要的。
楊導演呢？
當我們在年輕的時候，至少我是這樣的，有很多人會跟你說再等一下吧，還未是時候，總之在告訴你，你的東西還未成熟，那我會說這其實是最好的，某方面來說那是最純粹的，只要去做就好了，因為要「成功」或做一件很棒的事情的唯一方法就是去失敗，經常都會有失敗的事情，這是肯定的，所以你要早點開始，早點失敗，之後才會在失敗中學習。
不要把它想像成一個太珍貴的機會，然後強迫自己一切都要做得完美。沒有哪部電影、哪個視野、哪個人可以一開始就沒有失誤的，所以去做吧。
然後是廖導演。
如果要重新來過，可能我會跟自己說，多信任別人一點，開放一點，嘗試去明白人們初時為甚麼這樣對你說，尤其一開始的時候，你想去剪掉甚麼但不知道從何下手，類似這些。但是，最近我明白到其實應該完全相反，要少信任人一點，信自己多一點。
以前的忠告是一開始多信任人一點，而現在的忠告是你會漸漸明白到除了自己，你不能相信別人，甚至你的監製。（笑）
我是在說藝術上的一些想法，因為你一開始不太肯定這是甚麼，所以你需要別人的幫助，理解是甚麼一回事。但經過多年後，你要更加相信這些想法，不要讓這想法消失，因為這是第一的方法去保持自己的聲音，是你的聲音，不是其他人。
最後是Bianca。
我不想跟年輕的自己說些甚麼，因為我希望能犯同樣的錯誤，像喝醉一般地玩和生活，多一點生活的部份，起床後我都不知道自己在哪裏的那種。
事實上我有點掛念這種感覺，因為現在要為很多合製電影的朋友扛上責任，對我來說太辛苦了。所以我常常會回望以前，掛念拍一些非合製的電影。（全場笑）
不好意思，這不是這個討論會的重點。但對於這裏的年輕人來說，我覺得成為一個電影人需要厚面皮的，因為你會不停地被拒絕，像每天吃早餐一般平常，在你被接受之前，會先被九十九個人拒絕。
如果你處理不到，我不覺得這個行業適合你。我也處理不到，但我必須要處理到。這是一個很殘酷的行業，但也是令人興奮的地方。
沒錯，我們都在這裏分享自己的掙扎。我希望沒有令一些想入行的朋友心灰意冷，但我肯定他們也看到我們說這些掙扎時，是笑着在講的。
我們沒有離開，我們還在這個行業。
沒錯，我也有一些說話跟年輕的自己說，就是早點辭去那該死的工作吧。
謝謝你們，Fran Borgia、Bianca Balbuena、楊修華，廖忠權及我的拍檔陳梓桓，以及主辦方的Kiki、Terence、Grace及Aqua，還有各位觀眾，晚安。
也希望楊導演在阿根廷的拍攝一切順利。
各位注意安全，再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