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覺得坐監都不錯，裡面有一大班朋友，又可以給自己靜一靜，可以讀讀書，跟朋友聊聊天，又不是太差。是不是很瘋癲？但其實我好正常，只是這個世界太瘋癲。」二十四歲的「開站師」袁德智說，他已規劃了十年來坐監。
「開站師」袁德智
用「瘋癲」來形容他或許貼切：在港區《國安法》的時代，多個政治組織紛紛解散之際，袁德智召集一班朋友成立「開站師」，在街頭講政治；在厭倦字海的時代，他不管有沒有人理會，仍寫下一篇篇千字文政治論述；有建制派團體到警總和他的母校中大示威，聲討「開站師」，他也一笑置之。
為了什麼？理由很簡單，只有「重聚」兩隻字。「如果沒有行動，我常常會覺得，有些人我永遠都不能再見。」
擺街站，讓群眾看見彼此
3月15日，袁德智在社交平台Instagram發了一個即時動態，召集自己的朋友，為民主派初選案（47人案）的還柙者擺街站，呼籲市民停下來為他們寫信。他們擺了一個下午，揚聲器用到沒電，就大聲的喊，那天共收集了約一百封信。
「如果留下來什麼都不做，那跟移民有什麼分別？」隔幾天他在Instagram寫道。
一切是由《港區國安法》落實後，好友張崑陽流亡那刻開始。那時起，他便要習慣身邊少了一位戰友，到後來「47人案」，梁晃維、鄒家成、岑敖暉等好友一個又一個被送進監房，其中張可森太太才剛懷有身孕，袁德智便覺得要為他們做些事，「如果沒有行動，我常常會想，有些人我永遠都不能再見。」
想幫助還柙朋友，最基本是寫信。擺了三至四次收信站，他想再行前一步，而非做文宣版「石牆花」，於是跟朋友一起創辦「開站師」，在街頭講政治論述和派單張。袁德智認為，街站的意義是empower（充權）整個公民社會，將絕望的人拉出谷底，以及讓眾人連結（bonding）。
有媒體形容，「47人案」是港版的美麗島大審。袁德智讀台灣學者吳乃德所寫的《臺灣最好的時刻》，裡面提到台灣白色恐怖時代，人們透過選舉在公民社會動員，領袖被看見了，人民才走出絕望。袁德智覺得，如今香港既不能搞遊行集會，選舉又已變質，那就要擺街站，讓群眾看見彼此。
他憶及一次街站，有一位太太為47人逐一寫信；亦有不少市民送飲品，為他們打氣。這些互相充權的行動，讓他重拾力量。「開站師的目標從來都是群眾，從來要面對的人都是公民社會，即是香港人，整個共同體，而不是政權。」
行動也連結起「開站師」成員。一開頭擺收信站，只得三個朋友答應參與，剛好不違反限聚令。後來行動打動到朋友們加入，慢慢擴展至今十多位成員，數十名義工，連自己也收了一張599G告票。
讀中大政治與行政學系的他說，Ontological（存在論）是他學過最重要的理論：不是做些事去達到某些目標才有價值，而是做那件事的剎那，價值已經存在。他認為擺多少次街站都不能直接換取民主，但它本身的價值，是在鼓勵別人、帶來希望。
豁出去
袁德智談政治論述時很有自信，像開機械槍一樣停不了，而且語速極快，雙手像指揮家般舞動。朋友們就稱他非常「長氣」，例如今年7月1日，他特別在《立場新聞》寫下5,998字評論，叫人不要放棄，比起六四前夕寫的3千多字文章還要長。
2016年他是中大學生會本土派內閣「星火」的外務秘書，早已習慣面對記者，說慣長篇大論。
不過，3月時記者曾邀請袁德智做訪問，結果他推給好友、前中大學生會副會長羅子維。2016年的經驗，使他害怕鎂光燈，不想被質疑搏上位，不想家人擔心，亦怕政治立場限制自己未來的路。
自4月決定做「開站師」，他便豁了出去，因為他想示範「以行動戰勝恐懼」。他形容人生已跟香港重疊，沒有民主自由，就不能規劃未來。
他的夢想是做日本時裝品牌代購，還想開一間酒吧，跟朋友喝酒聊天，但通通都要放下，「朋友遭受的苦難，令我記住一件事，我要將香港的未來放先於我個人的人生。」
有一次袁德智媽媽看見他的訪問，害她十分擔心，便對兒子說：「你知道現在有《國安法》嗎？」他只說自己能處理，然後返回房間。他跟兩位妹妹和朋友說好，如果自己坐監，便替他照顧家人。「我不想人生有憾，如果有家庭顧慮，那只能想辦法解決。」
他預留十年時間來坐監，就算這兩年入獄，出來只是三十多歲。「我覺得坐監都不錯，裡面有一大班朋友，又可以給自己靜一靜，可以讀讀書。能跟朋友聊天，又不是太差。是不是很瘋癲？但其實我好正常，只是這個世界太瘋癲。」
時局使人成長
袁德智中學經歷雨傘運動，一心想入大學參選學生會。後來他成功入讀中大經濟系，卻不想在動盪裡對著一堆數字，於是決心轉至政治與行政學系。第一年轉科失敗，第二年才成功。那是2017年，剛好遇上社運低潮，他每天在宿舍打機拍拖逃避現實，而轉系成功成為他人生的點燃劑，將他帶進政治空間裡。
從堅持轉系，到今天繼續發聲，記者問他如何堅持，他便打斷否認，說堅持兩字從來與他無關：「我幼稚園學彈琴，中途就放棄了，接觸新事物都是三分鐘熱度。就算在小事上，我也沒有責任感，時常遲到。這樣的人怎說堅持？」
中大學生會前會長、袁德智的莊友周竪峰形容，袁以往很flamboyant（浮誇），喜歡表現自我，想法天馬行空，但說的比做的多，更有一股蠻勁去做事，而近來明顯變得內儉沉實。「過了這麼多年，人始終會成長，不太現實或者比較幼嫩那部份開始成熟了，但當初那份衝勁，好想做些事的精神就依然留下來。」周竪峰說，知道袁德智成立「開站師」時十分擔心，但覺得袁明白有何風險，作為朋友雖痛心但仍會支持。
袁德智自嘲是後排冷氣軍師，但前排的人相繼離隊，結果他就站了第一排。這是時勢使然，逼他急速成長，他擔心連自己都走了，便沒有人會為香港做些事。「以前有人叫我寫文章，我會過幾天再寫，因為知道其他人最後會幫我，但現在發現沒有人再幫我了。」
習慣孤獨 只為了重聚
在凌晨，不時會看見袁德智活躍於社交平台，有時他會在Instagram分享歌曲，多半是抒情歌；有時他會翻貼舊照，如7月9日的午夜，貼了自己與朋友在台灣時的照片，相中有浸大前學生會會長方仲賢、流亡中的張崑陽，和正在還柙的梁晃維。
他自大學投入政治，逾半朋友來自社運圈，慢慢他們走的走，坐監的坐監。一到深夜孤獨就浮現，教他渾身無力，只能躲在房間裡，蓋著被子看手機、聽歌和看舊照片。他說像在聽朋友們跟他說話，和大家再次相見。「好撚辛苦，好撚想死，如果大家還在就好……。」
袁德智多次提及，他曾拜訪已故台灣革命家史明，當時史明對他說過一句話：「要習慣孤獨」。
袁德智把話聽進心裡，但仍在嘗試習慣。「Sunny（張崑陽）流亡，都不太習慣。去到更多朋友入獄，學生會的朋友都離開了，有時候很傷心，點解咁撚癲（為何那麼瘋狂）？我以往認識的人，都是為了香港，完全沒有私心，不是想做政棍，只想有民主而已。」
他相信行動能戰勝負面情緒，當有事可做便沒空閒想孤獨，「用行動跟情緒共存」。
台灣民主路同樣艱苦，1949年國民黨在台灣實施長達三十八年戒嚴令，期間多人為爭取民主自由而死傷、囚禁與流亡。1952年，三十餘歲的史明刺殺蔣介石事敗，坐香蕉船亡命日本，一走便是四十一年。他隻身避走異鄉，白天賣餃子，夜晚寫台灣史，又到海外演說。每天節衣縮食，只求有天回到台灣。史明嚐到了苦，慢慢習慣孤獨，他在回憶錄裡寫道：「但是在最困苦時，我都告訴自己，『這是為了革命在吃苦』」。
孤獨四十一年，談何容易？袁德智坦言自己未必有史明的能耐，但不會為自己的抗爭路設限期，因民主是他和香港人的共同心結。「心結就是，可以暫時放下，但不會有完結的一日。就算想放棄，有事發生還是會站出來。」
一夜凌晨，他分享了台灣樂隊「溫室雜草」的歌曲《在這個年代，找不到浪漫》，歌詞是這樣寫：「在這個年代，找不到浪漫，子彈和逃難，都與我無關。在這個年代，我們不浪漫，我們的浪漫，都只是糜爛。因為妳快樂所以我快樂。」
步入「後反送中時代」，牆外有人灰心失意，有人移民逃難，袁德智選擇留下來堅持，以香港為志業。
這一切為了什麼？
滔滔不絕的他首次停下來，用了十秒去想這條問題。「我爭取民主是為了我的將來，也是為了每一個人的將來，每一個重視香港的人的將來。如果你不解決這個問題，其實你所有規劃都是虛無。為了我們每一個人的未來。」一切是為了一個讓大家「重聚」的香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