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有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去年（2024年）香港死亡人數為51,400人，當中有28人因工作事故而喪生，比例是0.00045%。在芸芸眾生中，這28條生命，是鴻毛，還是泰山？如果一根鴻毛不足以讓人記起，那九千鴻毛，足以重於泰山嗎？
工業傷亡權益會（下稱工權會）義工李亞班和幹事謝欣然，以及的其餘3位作者，共同撰寫出香港首本工殤運動史冊《九千鴻毛：香港工殤運動紀要》（下稱《九千鴻毛》）。原是行動者的她們，決意動筆紀錄，是怕這些名字會被遺忘。
李亞班對記者說：「陳錦康（工權會前總幹事）過世了，很多人都離世了，很多資料如果不整理，就怕會散失。」
由致麗大火到工殤運動史
1993年11月19日，位於深圳的港資工場致麗工藝製品廠發生一場大火，造成87人死亡，51人受傷。1997年，多個勞工組織向致麗廠房的代公司意大利玩具公司CHICCO施壓，為死傷者爭取約20萬美元賠償。
在致麗工殤運動中，還是大學生的李亞班也在場，「之後工殤運動持續多年，後期我亦有去探訪工殤者，那時候開始了解全球化對工人狀況的影響。」後來，她認識到基督教工業委員會及工權會，讓她有更多機會投入到運動中，「千禧年後，我們跟康仔（陳錦康）一起去爭取428工殤紀念日，也會跟工權會合作搞活動、公眾展覽等。」
除了以義工身份參與活動籌辦，李亞班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資料整理。她與陳錦康過去為工權會編寫過兩本書藉，第一本是講述工殤者及職業病患者的故事《工殤》，第二本是有關塵肺病工人故事的《在微塵中打拚》。她表示，這兩本書雖然與工殤議題有關，但多是從口述故事的角度出發，「但從一個爭取的角度，再加上香港歷史、社會變化去理解工殤，《九千鴻毛》是第一本。」
李亞班製作《工殤》及《在微塵中打拚》之間相隔十年，目前也是接近「十年大限」，「我想如果阿康還在，應該會和我說，時間差不多要做下一本了。」
可惜，陳錦康於2019年5月逝世，李亞班有感，經歷過工殤運動的人會有離開的一天，「就覺得趁大家還記得，人還在的時候做，我們都盡力把當時的情況記錄下來。」
4人小隊編過300頁
謝欣然的啟蒙同樣在校園中，迎新日那天，一名師姐上前與她搭話，說清潔工們正受大學不公平對待，「那時印象很深刻，原來這個看起來這麼漂亮的大學校園，有這麼不公平的事發生。」自此之後，她正式投身勞工運動當中，參與過外籍家務工運動，亦曾以記者身份探討各種勞工議題。
6年前，她加入工權會成為幹事，支援工殤者及其家屬。她坦言，處理工殤案件時一直感到困惑，「我是先做媒體後再跳出去做組織者，但做組織者時我很是失望，我幫到一個工人，但問題卻重複發生。」她認為自己對於問題的理解不太全面，「我開始找，香港有沒有關於工殤的論述？有沒有著作可以系統性地指出工殤制度的問題？我發現沒有。」
適逢工權會製作40周年特刊，李亞班便提議額外製作工殤運動史的書籍。「老實說，我初初聽到是不太想，製作書籍的工作量很大，本來想把特刊與這本書結合。」謝欣然表示從2020年開首次會議，計劃兩年內完成，結果到2024年才能出版。
「我們沒有一個人是全職作家，2個幹事、2個義工，大家要非常非常用心才能完成。」謝欣然笑稱，後期因工作忙碌拖延書本的行政工作，曾被李亞班嚴厲地「訓示」，「那一刻我直冒冷汗，她說再拖就不如不要出版了，我覺得她是認真的，我很害怕，所以怎樣都要做出來。」
對作者與家屬的安慰
「但我後來發現，阿班是對的。」謝欣然說。
謝欣然在書中記載了陳伯的故事，他的兒子在搭棚期間意外墮下喪生。在訪問時，年邁的陳伯身體狀況已不佳，不知有生之年能否見證兒子的案件得到伸張正義，「結果我們成書之際，他病重過身了，幸好有寫到一篇有關他的文章。」
對謝欣然來說，個案處理不是她最終的目標，她希望自己能成為組織者，讓家屬能互相幫助，更是想讓他們知道，他們的問題不是純屬個人不幸，而是社會結構性問題，「有人去幫家屬整理他的想法，對他們是一個很大的安慰，如果不是，他可能一輩子背負著傷口，得不到療癒。」
此外，李亞班撰寫有關中央補償基金的文章亦讓謝欣然大受啟發，讓她得知工殤後工人得不到賠償的主因是因為香港缺乏政府承擔工殤賠償的機制，「我做個案做得不開心，是因為我常要跟工友說僱主不肯賠償我幫不了他，但現在我可以告訴工友，問題出自於制度不肯改變。」
其實撰寫文章期間，李亞班也有不同感悟，「更多是安撫自己的心，因為這幾年爭取勞權的運動比以前沉寂很多。這時看以前的人怎樣從零開始爭取，可以參考到他們當時怎樣去克服困難。」她表示，回看過去工權會的經歷，可見他們在工殤運動中從沒停下腳步，「我不覺得『灰』，只是有些迷惘，在這個形勢下，怎樣可以把工殤者的聲音放大？所以想到書本就是其中一個渠道去幫助他們發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