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2月27日，凌晨4時多，門鈴響起。漸漸地，伴隨著拍門聲。
祁勳從夢中醒來，掙扎著離開暖和的被窩。步出客廳，沒有人──他臨睡前，男朋友明明在客廳看電視。家中沉靜得令人不安，他瞥了一眼大門旁的掛勾，男朋友沒有拿走鎖匙。
祁勳打開門，赫見兩名警察在門外。
「有人從你的單位跳了下去。」
祁勳的腦袋還未轉過來。
「管理員認出死者是住在這單位，請你下樓看一看。」
在每日都經過的大廈門外，地上多了一個礙眼的綠色帳篷。警察掀起帳篷，祁勳探頭一望，第一眼就認出伴侶所穿的外套，是祁勳的外套。
「我是他的伴侶。」警察按步驟問完所需資料，留下祁勳的聯絡電話，便回到警車上等候黑箱車到來。
這時，祁勳才理解發生了什麼事。
清晨氣溫比平日低，不到13度。幾天之後，祁勳才會知道，這一天是這個12月最冷的一天。
祁勳沒有回到樓上，他坐在大廈門外的石壆，呆呆望著帳篷。伴侶跳下去的那一刻是怎樣？他想到，客廳外面有一個晾衫架，伴侶在奮力跨過晾衫架的時候到底在想什麼？他想不出答案。
「為什麼我完全沒有想過他會這樣做？」祁勳開始自責。
抑鬱症遇上新冠疫情
6個小時前，祁勳工作完畢回家。
「我們是不是要分手？」伴侶問。
「是你說要分手的。」祁勳平靜地回答，同樣的對話，在過去6年已經說過千遍。
2015年的某一日開始，伴侶突然會失蹤幾日，回家的時候便鬧分手，過兩日又主動和好。折騰了好幾次之後，祁勳和伴侶去看精神科醫生，伴侶確診抑鬱，需要服藥，祁勳陪他定期覆診。伴侶辭掉工作，投入運動改變惡習，情況在一年後好轉。
根據香港中文大學於2018年發表的《LGBT社群心理健康研究報告》[efn_note]註1 : 陳俊豪、麥穎思（2018）。《LGBT 社群心理健康研究報告系列（一）：心理健康》。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心理學系，多元文化及全人健康研究室。[/efn_note]，香港每 3 個 LGBT 受訪者之中，就有接近 1 人出現中度或嚴重程度的抑鬱症狀，比公眾發病的百分比多出一倍以上。
祁勳從事文化藝術工作，業界內幾乎人人都知道他是同志，朋友滿天下。祁勳與伴侶在2008年開始拍拖，伴侶一直不太接受自己是同志，從未向家人及親戚出櫃。伴侶刻意保持一個極小的社交圈子，而且從來不會結識祁勳的朋友。伴侶從事會計專業，但他所屬公司文化保守，只有幾位相熟同事知道他是同志。
2020年，新冠疫情重擊各行各業，伴侶任職管理層，需要處理公司裁員事宜，被裁員工之中有他最要好的朋友，伴侶因此出現5年前的抑鬱症狀：失蹤、回家、鬧分手、和好。
這一次，祁勳沒法再與伴侶同行。社交距離政策令祁勳在工作上需要處理大量課程退款，他不但要擔心失去收入，也擔心工作機構的將來。他的忍耐力被工作消耗殆盡，再次面對伴侶墮進抑鬱模式，他亦無能力分擔。
在寒風中回顧過去一年發生的事情，一切皆有跡可尋。伴侶輕生之前的半年，曾提議二人一起自殺，祁勳當時氣得打了他一巴掌。事發前一個月，伴侶曾失蹤了整整一星期，直到祁勳醫院來電才知道他入院。
伴侶凡事以別人為先，以照顧他人為己任，抑鬱復發令他不能好好生活，也令祁勳感到痛苦。「他是不是覺得我答應了分手？」祁勳內心後悔不已。
然而，下一秒，祁勳亦開始憤怒。兩個月前，祁勳的工作機構縮減規模，他失去了十多年的心血；現在，連伴侶都離他而去，13年的感情化成泡影。踏入五十歲，在兩個月內，他的世界分崩離析。「為什麼你可以這樣做？」祁勳不忿，「我卻要留下來處理這一切？」
沒有合法名分 有家歸不得
早上9時半，黑箱車終於來到，接走了伴侶的遺體。收到訊息的朋友，陸續來陪伴祁勳。他鼓起勇氣，致電伴侶的外甥女。第一次通電話，祁勳要交代伴侶的死訊，還要交代二人的關係，「這件事真的很難，始終是忌諱。」祁勳知道，伴侶與外甥女頗親厚，過年過節會一起吃飯；外甥女抱孫之後，伴侶也送過金飾祝賀。「相比我與父母十幾年來才見上幾面，我覺得他們的關係尚算親密。」
翌日，祁勳在路祭時與伴侶的親人第一次見面，彼此雖然尷尬，但是態度尚算友善。談及伴侶的身後事時，祁勳提及伴侶的意願。
「他立了遺囑。」祁勳說：「他希望撒灰。」
聽見遺囑二字，伴侶的親屬開始緊張，要求查看遺囑，祁勳在WhatsApp提供了律師當初傳給他的遺囑電子副本。
之後一日，祁勳與伴侶的前度一同前往殮房辨認遺體，伴侶的親屬派了一個代表出席。祁勳第一次細看伴侶遺體，這才發現他的半邊額頭下陷。祁勳想起，當日看見帳篷外圍有一塊塊無以名狀之物，如今想來應該是伴侶的頭骨。想到這裡，他失控哭得不能自已。
當祁勳步出殮房，早已離開的親屬坐的士折返，要求祁勳交出伴侶的證件，代為處理身後事。祁勳與伴侶沒有在法律上登記伴侶關係，他知道自己在法律上沒有身分處理伴侶的身後事，便向親屬交出來伴侶的銀包和鎖匙。
祁勳不想在當下回到傷心地，暫租酒店，兩日後，親屬傳來訊息，表示單位已經換鎖，並要求他預約取回個人物品。
祁勳立即趕回家，已經不得其門而入。親屬表示已獲得管理處許可，並進行路祭。然而，管理員其時沒有聯絡單位的緊急聯絡人，亦即祁勳。祁勳憤然投訴，管理公司為免麻煩，即日起不容許雙方進入單位，直到業權有定案。祁勳的護照、財物、衣物和資產紀錄等，全都被鎖在單位內。
「假如我不是在認領遺體當日，帶走了遺囑正本，真的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祁勳感嘆。伴侶在遺囑指定了一位相熟同事作為遺囑執行人，受益人是祁勳以及前度，祁勳將繼承共住的單位業權。
問題來了，那是一個居屋單位。
房委會政策規定，入住居屋的「家庭成員」需要具備親屬關係；假如要轉讓業權給「非家庭成員」，需要另補地價。同性伴侶吳翰林與李亦豪認為，吳翰林於2019年入稟司法覆核，高等法院原訟庭於2021年6月裁定申請人勝訴。然而，政府不服上訴，政策在當時未有改變。
由於伴侶是自殺，個案需要向死因裁判法庭報告，查明死因後才能發出死亡證。即使遺囑在訂立者死亡後便生效，執行人也無法行使權力讓祁勳入住單位，因為祁勳在法律上並非死者的配偶。祁勳只能以遺產受益人的身份繼承業權後，才能合法地入住單位。
沒有發生換鎖一事的話，祁勳本來可以在單位安安靜靜住下去，就像鄰居詢問他們關係時，用一句「表兄弟」蒙混過關，保安員亦從無過問，本應可以一直居住至2024年終審法院裁定吳翰林與李亦豪案勝訴的一天。
當時，眾人以為要有死亡證才能執行遺囑，伴侶的兩位朋友亦比較謹慎，不便張揚同志身分，令他們放棄據理力爭，情願忍耐一時，等待獲得合法的遺產繼承人身分。
結不結婚，原來很大分別
由於祁勳在法律上沒有任何地位，警方只會聯絡伴侶的親屬認領遺體。其後兩星期，祁勳多次發訊詢問伴侶的親屬如何處理後事，對方一直不回覆。「伴侶講過一定要撒灰。」
祁勳今日回想，依然著緊：「他有幽閉恐懼症，不能忍受自己被葬在棺材或骨灰龕。」
伴侶離世一個月後，對方突然傳來訊息，表示已經辦妥一切後事，約祁勳在農曆新年後，「上我舅父家清回你的東西」。即使自己無法回到與伴侶共住了13年的住所、無法見伴侶最後一面、無法送伴侶最後一程，祁勳第一反應還是回訊「謝謝你」，並追問是否撒灰，對方卻已讀不回，祁勳再追問安葬方式及地點亦不果，這是他最後一次與伴侶的親戚的直接溝通。
有家歸不得，祁勳開始旅居酒店的生活。那段日子，正值新冠肺炎第五波，政府需要配合「動態清零」的國策，開始全民檢測。政府派發防疫包的時候，他突然發現自己沒有住址。社會無法正常運作，伴侶的死因研訊亦遲遲未召開。
4月清明，祁勳回到住所樓下，點了一支蠟燭，旁邊放了一包伴侶喜愛的薯片，希望他收到自己的心意。「他跳下去時，心裏是怨恨？是自責？是懷疑？還是什麼？我今世都不會知道。」祁勳哽咽，「有人跟我說過，跳下去的人，每天都會在同一地點再跳一次──我只是想為他做些什麼。」
伴侶在患上抑鬱症的時候，其實曾經提議二人結婚。當時二人在吃飯，祁勳當他講笑，只回了一一句「你發癲啦」。「在破碎家庭成長，婚姻對我而言是災難。」祁勳當時亦覺得，結不結婚沒有分別，因為香港不承認同性婚姻。他以為，寫了遺囑，處理好遺產，生活上就沒有事情用得上一張證書。「我們月入合共十多萬元，層樓只剩四五年就供完， 在香港算是好好。」祁勳說：「作為 DINK（Double income no kids）一族，我們有想過是否養一隻貓。」
伴侶離世後，祁勳每兩個月都會「回家」一次。每一次，在樓下燒完蠟燭，走入大堂打開唯一一個他仍能打開的鎖，取出積壓的信件。然後，坐升降機來到那道相隔他與住所的大門前，將一包薯片攝入閘門之間，完成一個聊勝於無的悼念儀式。
一年後的清明，祁勳收到管理處來電，請他不要再在單位大閘內放置薯片，原因是鄰居以為有賊人來標記單位有沒有人，擔心會被爆竊。
追悼不易，祁勳仍努力打探骨灰的位置。他從朋友口中得知伴侶骨灰被葬於鑽石山的靈灰安置所，而且是撒灰的紀念牌匾，懸著一年的心，終於可以放下來。「我希望他沒有牽掛，自由自在。」
等了933日的死亡證
2023年7月，伴侶離世已經一年半有多，死因裁判法庭一直沒有音訊，祁勳已經換了5間酒店。社會逐漸「復常」，酒店房租大幅加價，祁勳搬到太子住貴價劏房。由於不知道何時獲得伴侶的死亡證，祁勳不敢簽下「一年死約、一年生約」，寧願付較貴月租，請業主容他簽一份「半（年）死半（年）生」的租約。
這段日子，單是租金支出已經付了五十萬元，祁勳還要支付空置4年的居屋單位的按揭費用，未計差餉和地租，每月花費兩萬元。2023年11月，祁勳赫然收到一封律師信，追討單位拖欠28個月的管理費，超過1萬8千元。當初是管理公司主動提出待業權處理好才收管理費，但是沒有人料到在兩年後仍未有結果。業主立案法團逼管理公司發律師信，當中又衍生了一筆7千多元的律師費用。
2025年7月10日，遺囑執行人終於獲告知，死因裁判官確認不用召開死因研訊，可以發出伴侶的死亡證。他們事後發現，負責伴侶自殺個案的警署，於2024年2月初才將完整的警方報告交上法庭。3個月後，法庭秘書將報告交給裁判官考慮。裁判官於7月裁定毋須召開死因庭，並通知生死註冊處發出死亡證。
根據入境事務處的資料，非自然死亡的個案要向死因裁判官報告，裁判官可進行驗屍或研訊決定死亡原因，通常需要大約1至6個月時間裁定死因。警方提交報告後，死因裁判法庭的確於6個月內作出裁決，問題是，為何警方在死者離世3年後才能提交報告？祁勳無從稽考，他只知道，在一個凡事都需要文件證明的現代社會生活，這張「遲來的死亡證」令他在過去的933日過得半生半死。
生死註冊處的登記官收到通知後，通常會於一星期內登記該宗死亡個案，並發信通知死者親屬。由於身後事由伴侶的親屬代辦，祁勳沒有身分，沒有人會知會他，他唯有每天致電註冊處詢問，每次付費3百多元查冊。幾次查詢之後，接電話的職員也認得他，並主動表示收到死亡證後會第一時間通知他，著他不用擔心。
對於親屬 只能體諒
取得死亡證之後，一切才正式開始。約見遺產承辦官見面排期需時，終於等到見面時，承辦官卻表示有人就死者的遺產向法庭提交了知會備忘。有關備忘由伴侶的親屬提交，要求遺產執行人先支付死者的殯葬費用以及積欠的管理費。隨後，雙方律師文件來往，釐清所有單據及費用，擾攘大半年，雙方在今年5月達成共識，伴侶的親屬表明對遺產處理沒有異議，願意撤走備忘，祁勳終於可以再約遺產承辦官見面，正式處理遺產。
有一個問題，記者不太明白：為何伴侶的親屬不直接問祁勳取回費用？
「我只能以小人之心猜測。」祁勳解釋，當日只向親屬提供遺囑的電子副本，對方又未能在伴侶的家中找到遺囑正本。親屬提交知會備忘，就會知道祁勳是否真的持有遺囑正本處理遺產。假如祁勳沒有遺囑，親屬便可根據《無遺囑者遺產條例》繼承權益。
祁勳能夠體諒，伴侶的親屬也是失去了一位親人。「他們從沒想過自己的舅父是一個同志，加上從不知道我的存在，有疑心是絕對能夠理解。」對於伴侶的親屬而言，祁勳只是一個在舅父離世後才突然出現的阿叔，這個阿叔還說舅父的資產都是留給他？於是大家放手給警方調查，誰料到第五波疫情，也沒料到警方查了兩年零兩個多月，「但是我們都回不去了。」
2025年7月16日，政府於立法會動議二讀《同性伴侶關係登記條例草案》，15名議員組成的法案委員會決定不召開公聽會，只邀請公眾提交意見書，祁勳將個人經歷轉化成三千多字的意見書。「就算有立遺囑都不會被尊重，同志還可以有什麼保障？」
根據平等機會委員會的一項研究 [efn_note]註２：平等機會委員會於2018年委託安理國際律師事務所，以無酬性質研究「香港法律對不同關係的承認和對待」。報告於2019年出版，詳細檢討香港法例，分析了異性婚姻與其他非傳統的關係（如同性婚姻、異性或同性同居伴侶和民事伴侶）之間的差別待遇。[/efn_note]，香港的法律共有21個範疇，超過100個項目，會因應個人的關係狀況而存在差別待遇。範疇包括：反歧視、破產、子女、公司、補償、罪行、刑事事宜及囚犯、死亡、僱傭、房屋、入境、繼承、國際事務、婚姻、醫療、其他、公共衛生、公共服務、公共福利、監管規定及公開發售以及稅務。《同性伴侶關係登記條例草案》加上過去的司法覆核案勝訴判決所涵蓋的權利，只是過百項差別待遇例子之中的十分之一。祁勳希望議員積極修訂草案，令制度更完善，為同性伴侶關係提供更實際的保障。
名正言順，到底有多重要？獲得伴侶的死亡證之後，祁勳終於覺得自己有身分詢問房屋署，換鎖事件其實可以如何處理。對方回覆可以報警，但是伴侶的親屬很可能要負上刑事毀壞的責任。祁勳於心不忍，但是得個知字也是一種解答。
他的骨灰，被撒在哪裡？
8月25日是伴侶的生忌，記者跟着祁勳去拜祭。第一站是超級市場，祁勳先買火龍果，然後在薯片架前三心兩意一輪，選了伴侶喜歡的熱浪，也選了一種伴侶肯定沒有食過的新口味。最後，他還選了黑咖啡和 99％黑朱古力。
「99%？重口味。是他喜歡還是你喜歡？」
「他喜歡。」祁勳笑說：「雖然最後都是我食。」
下一站是花墟，逛了四條街，祁勳的衣背已滲出一大塊汗印，他終於找到非洲菊花，選了一朵黃色的。「當年我們第一次約會，我送了他一盆非洲菊花。」二人都喜歡種植，祁勳最自豪是種得比人還要高的幾盆「到手香」，向山的窗台種了五六盆。「現在都應該枯死了吧？」他苦笑。
買好祭品，我們坐地鐵前往鑽石山，再轉小巴去靈灰安置所。步上斜路，坐升降機上五樓，穿過幾行靈位，終於能夠與祁勳的伴侶見面。
紀念牌大約一個手掌大小，左下角有一對鬆弛熊公仔，是他們喜歡的卡通人物。旁邊有兩支膠花，牌上空隙放了一個泰銖硬幣，因為二人經常一起去旅行。
「他離世時是48歲，我50歲。」祁勳擦拭牌匾，「我們說過，下一年，他49歲，我51歲，加起來就是100歲。可惜，等不到。」
祁勳從背囊拿出剪刀、立香、火機，還有一包煙。他用剪刀修剪花支，放入紀念牌右邊的小花瓶，將祭品連同煙放在香爐後方，然後點了十來支香。三支放在伴侶前方的香爐，剩餘的則放到伴侶附近的其他香爐，人人有份。
之後，我們坐升降機下樓，前往撒放骨灰的紀念花園。入口有幾幅大型紀念牆，旁邊有一個撒灰花圃，祁勳駐足看了幾眼，才步上幾級樓梯。經過一條蜿蜒小徑，兩旁都是撒灰花圃，祁勳左望右望，最後走到小徑盡頭，在紀念花園的石躉上放了一支花。
「為什麼在這裡擺花？」
「我不知道他的灰被撒在哪裡，這裡最好，一覽無遺。」祁勳說。他又端詳附近的紀念牌匾，「很多人都很年輕就走了。」他感嘆，眼眶突然紅了，「好了，走吧。」
回到二人的住所樓下，升降機上到三十多層，我們終於來到那個塵封3年多的大門。上面有一束乾掉的花束，祁勳如今又多添一束。他退後幾步，雙手在額前合十，低頭，在心中默默說了幾句話。然後，他又想起了什麼，在背囊翻出一包煙，取出一支，放在鐵閘最右邊。
被延期的爆發
我們坐升降機回到地面，祁勳指著那個已經不在的綠色帳篷，告訴我，那一天的經過。然後，祁勳在對面的花圃放置了祭品，擺了最後一支花。
「我不肯定自己是否適合搬回去住。」祁勳覺得，伴侶是抱著對他失望的心情，或是想放他走的心情離開。
「事發之後，你有沒有覺得放鬆了？」記者小心翼翼詢問。
「我不能否認是有的，我處於一個很矛盾的狀態。」祁勳說：「就好像一條拉到最盡的橡筋，突然被射了出去，但是不知射到哪裡去。」
明天（9月10日）祁勳將與遺產承辦官再次見面，最快有望在2026年初打開家門。
「愈接近開門的日子，我反而愈害怕打開那個鎖。」祁勳與朋友討論過，此事發生之後，他一直沒有機會回家，沒有機會好好整理二人的一切，爆發點一直被延期。「我連家中的窗戶是開著還是關著不太記得，希望上次打風沒有入水。」祁勳苦笑，「我最擔心是雪櫃，裡面的食物都應該發臭了。」
祁勳現時半退休，經歷此事，他決定將身上的苦難，化成對世界的祝福。「我希望自己的經驗幫到大家，同時也想其他人知道，有些人要面對的困難是其他人沒有想像過的。」
保障小眾 毋須全面共識才立法
明天，立法會將二讀《同性伴侶關係登記草案》，反對聲音認為社會對此議題缺乏共識。回顧種族歧視條例的立法過程，或許會為有關LGBTQ+社群的立法，以及保障不同形式的伴侶關帶來一點啟發。
根據一項全球調查 [efn_note]註3：Ipsos | LGBT+ Pride Study 2023 Global Survey[/efn_note]，LGBTQ+ 成年人口的比例平均是9％，亞洲的泰國及新加坡亦剛好達到9%的比例 。9%是什麼概念？根據2021年的人口普查，約有62萬名非華裔／少數族裔人士正在香港生活，佔人口約8.4%。
政府在九十年代就種族歧視立法諮詢公眾時，超過八成人反對。2004年，因應社會氣氛改變，政府再次諮詢，已經有接近六成人支持立法，並於2008年制定《種族歧視條例》。
回看性傾向歧視條例的討論，政府同樣曾於九十年代諮詢公眾意見，同樣有超過八成人反對立法。2013年，政府成立消除歧視性小眾諮詢小組，當時有接近六成人支持就性傾向歧視立法。
2023年，已有六成人支持同性婚姻立法，只得不足兩成人反對，更有超過七成人支持性傾向歧視立法。然而，在如今的立法會，仍然就一條只能為同性伴侶提供最基本保障的草案爭持不下。
保障小眾的法例，從來毋須全面共識才立法。不然，社會只會出現更多像祁勳與伴侶的慘痛故事。這種故事，一個都嫌太多。
記者伍詠欣是「萌家香港」的共同創辦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