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嘉諾首次執導的偽紀錄片《防止自殺手冊》，在剛過去的「鮮浪潮國際短片節」獲特別表揚獎項。王嘉諾放下導演的角色，《防止自殺手冊》上映過後，他又回到工廈的工作室。
走進了彌漫香煙味的工廈，工作室內擺滿了拍攝器材，看起來是典型「電影人」的製作環境。「一半做攝影，一半做電影。我有時都驚，好似話有咩資格講香港電影呢⋯⋯。」《防止自殺手冊》王嘉諾點起了一根煙，一口接一口地呼出他的無奈，在這個時勢拍電影，能夠上大螢幕，在電檢處過五關斬六將，在步步為營的氣氛下拍下去，也不一定保證有觀眾支持，王嘉諾對於戲院的前景感到悲觀。
「去到我哋啲仔女，會見住6、70歲嘅阿爸或者阿爺入戲院，就好似我哋依家睇住啲阿伯入廟街歌廳一樣⋯⋯嘩，入戲院睇戲咁old school嘅？我覺得電影係總會有一日走入museum（博物館），或者係歷史嘅謝幕⋯⋯。」王嘉諾在工作室字字吐出「電影人」的執着，飄散的煙縷充斥在當刻的空間，伴隨着有關「香港電影」的定義和討論從未休止。
故事由2016年自殺潮開始
「偽紀錄片」（Mockumentary）是使用紀錄片的拍攝手法去包裝虛構的內容，包括透過樸實的鏡頭畫面、第一身敍述的旁白、以及預先設計的「訪問」等，營造故事的真實感。《防止自殺手冊》導演兼編劇王嘉諾，一直嚮往偽紀錄片的拍攝模式，認為能夠加強與觀眾的互動：「當我唔講晒所有嘢，但我成套片都係傳遞緊一個真實嘅信息。邀請觀眾一齊諗，係偽紀錄片有趣嘅地方。」
《防止自殺手冊》講述同學「詠詩」自殺一年後，影音組的三位主角按學校的指示拍攝記錄片《守望》，向同學傳遞不自殺的正面訊息，包括找來同學在鏡頭前朗讀「不自殺契約」。惟在製作過程中，他們卻發現校方隱瞞再有同學企圖自殺，同學的關注點隨即轉移到學校致力尋找的「真相」。
《防止自殺手冊》是啟發自2016年學童自殺事件，王嘉諾聯同另一位編劇陳煥澤創作故事。王嘉諾仍記得當年看新聞時的轟動：「嗰年自殺好多，你不斷聽到呢類新聞之餘，Wikipedia（維基百科）仲會有一個list（自殺名單）。」而直接激發他創作的，反而是教統局的一份「不自殺契約」，局方要求學生簽署並承諾在某段期間不會傷害自己或自殺。
時任教育局局長吳克儉曾指，契約要經專業社工或輔導員深入介入後才會使用，當時惹來不少批評。
王嘉諾對此亦充滿質疑：「一個咁人性嘅問題，你嘗試用系統嘅方法去解決，簽隻紙係咪啲人就唔死呢？我有呢一個好奇，故事就係咁開始。」
近日深水埗母親虐兒個案曝光之後，勞工及福利局擬立法強制有關單位檢舉虐兒個案，政府對於一宗牽涉貧窮、單親、社區及疫下支援等環環相扣的社會悲劇，依然故我地企圖用制度、契約去解決問題。
《防止自殺手冊》從沒有提及同學「詠詩」自殺的因由，讓她的死留待觀眾去關心，去揣測。故事由影音組的拍攝展開，由原來關心輕生的同學，演變成一群「花生友」只顧及關注學校醜聞。當影像代表公權力，年輕的拍攝者肆意霸凌身邊的人。
隨社交媒體興起，改變了人們討論、關注事情的方式。回歸最根本的自殺原因，王嘉諾表示是刻意忽略：「呢種失落或者錯失，其實就係想畀觀眾自己去諗嘅嘢，佢點解自殺呢？其實冇人問過點解。想像下如果我哋嘅媒介唔係Instagram，唔係Facebook，而係坐低研討會嘅，我相信關注點絕對會唔同。但每個人淨係關心⋯⋯有直播睇啦，好唔好睇，仲可以share喎。」
電影中原本充滿「道德責任」的影音社，在群眾的起哄下，似乎成為了一種向學校施壓的政治工具。王嘉諾笑言自己亦曾經是爭取公義的少年，「細細個係中學搞聯署，話唔公平、要人簽名、要見校長嗰啲人嚟」，片中影音社的主角便是自己的小時候的縮影，第一時間將問題歸咎於學校制度或社會的不足。稚氣漸退，他認為「學童自殺」的議題，其實亦可以回歸簡單去思考：「原來有個朋友喺身邊，佢想自殺，但我哋從來冇發現過⋯⋯其實只係一個關心、一個問候。我哋對自殺嘅關注，應該更加多係關於生命，唔係用其他框框，去框住話自殺呢件事其實係一個社會議題。」
當詮釋成為上映的死亡筆記
《防止自殺手冊》會否令你想起在2019年社會運動期間，網上廣泛流傳的「不自殺聲明」？ 當時自殺案件持續，有網民歸咎於當下社會動盪因素，因此聲明「在任何情況下均不會自殺」、甚至出現了「被自殺」等揣測。王嘉諾直言，無意將其他社會議題牽涉在內：「其實我冇咁貪心嘅，因為我唔係嗰種導演，想透過故事去預言、教訓或者同觀眾去講一啲訊息， 我唔係。」
《防止自殺手冊》並沒有太多背後的「隱喻」，但他為不同角色均設定了鏡頭以外的backstory（背景故事），笑言片中反映了官僚主義崩壞的幽默：「點解間學校要拍《守望》呢啲片，其實係為咗應付政府、教統局嘅某啲要求，但實際上係冇人想理，所以就交畀學生做啦⋯⋯件事點解會咁呢？」
王嘉諾認為這是一種官僚主義，終有一天會導致電影創作的空間大減，現在「上綱上線」、奉承上級的狀態，不禁令他擔憂電檢處會否為求「交貨」，而對電影「過度詮釋」？ 惟他亦十分認同「作者已死」的概念，意指觀眾可以自由詮釋作品，並沒有一個屬於作者的標準答案，但同時這現象也是他擔心的地方。
「係呢個框架底下， 變成係冇作品唔牽涉到政治。佢（當權者）要諗到政治，都可以覺得係隱喻緊中國，完全係任佢講。」事實上，電檢處在拒絕《Time, and Time again》的信件中，的確涉及網上言論的部分，即是說讀者如何詮釋，也會是政府考慮能否上映的因素之一。
隨著電檢審查越趨嚴謹，漸漸出現了所謂的「禁片」、「踩界片」，多了人關注這些觸及敏感政治題材的電影。王嘉諾認為要定義一部「好電影」，關鍵並不在於它是否被禁，何謂好的創作，其首要條件是要忠於自己：「我覺得每一個創作者都有屬於自身嘅母題（Motif），你可以話係武斷，但我確信呢個母題係接近唔會改變⋯⋯因為一套電影係好忠實、好忠誠地呈現咗一個人。尤其係讀完電影之後發現，哦⋯⋯原來呢個導演拍嘅所有嘢，都係圍繞住同一樣嘢。」
他直言政治不必然是所有人都關心的事，有人關心家庭、兄弟情、罪案等問題，每個人的關注點均不同，各類電影題材都有其市場。因此他認為「如果純粹為政治而拍政治，kind of（有點兒）係⋯⋯為咗出名而拍政治，我唔認為係可取嘅。」雖然如此，但王嘉諾亦認同在現今社會氣氛下，創作時亦難免會觸及政治元素：「例如我寫個角色要移民，咁點解？係無可避免㗎喎⋯⋯作為一個香港喺居住嘅人，你冇辦法去否認，然後話有啲嘢係空白冇發生過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