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作不應有顧忌，當紅線逐漸有跡可循，創作者是否甘心避開紅線，為制度服務？
當瞥見一部電影的簡介，故事提及「一名叫燕琳的失蹤少女」，腦海裏第一時間有沒有閃現「敏感」或「危險」的訊息？若是，我們已經歷了一次自我審查的過程。創作者和觀眾一樣，實在難以避免自劃的紅線。
今年的「鮮浪潮國際短片節」，14套本地短片中，故事角色名為「燕琳」的《Time, and Time again》（下稱：《Time》）不獲電檢處發出放映證而取消所有放映。電檢處在7月18日，即是「鮮浪潮」放映完結後的第一日，才正式發信拒絕核准《Time》上映，《Time》正式被列入《港區國安法》之後的禁片列表之一。電檢處發信通知主辦方《Time》「涉及其他法律」，被禁的細節似乎說得愈來愈白，若隱若現的紅線已浮在創作者面前⋯⋯。
被禁的電影，僅獲大眾零碎的討論，往後的日子「像被放入雪櫃」一樣，漸漸遠離公眾的視線，無人討論它的拍攝手法、劇本bug位，以及參考邪教的元素⋯⋯，一切好像沒有發生過似的。在這個世代忠於自己的創作者，他們的作品只落得「被放逐」的下場。
《誌》訪問《Time》導演王彥博，他直言香港電影工業一直面對不同的困局，電檢審查並不是惟一的原因。目前王彥博已遠走他國，繼續追尋他的電影理想。
王彥博說，事過三個月，至今無悔角色名字叫「燕琳」。
「有啲乜嘢唔講得呢，總要有人去試條線，唔試就永遠唔會知，係咪先⋯⋯。」《Time》導演王彥博笑言自己終於成功試出電檢處的紅線。王彥博苦笑說自己「冇咩所謂」，但他替演員、製作團隊失去曝光機會感可惜。事實上他身為創作人，花了無數個日與夜的心血，但作品在最後一刻卻未能公開，至今他難掩不忿：「我自己真名都有個彥字啦，咁係咪我又有問題先，唔make sense㗎嘛 （不合理的呀）⋯⋯。」
「我以為他殺變自殺已經夠荒謬，原來呢個地方更荒謬都有」— 《Time, and Time again》
鮮浪潮三名導演在6月的映後談讀出《Time》對白，導演王韻詩讀出最後的結局：「你盡咗力，無論結果係點都好，你有嘗試過，咁就有意義。」一張「核准證明書」決定了一齣香港電影上映的命運，《Time》因為「一名叫燕琳的失蹤少女」不能上映，死因無可疑，反而應驗了《Time》的主題。
信中提及到檢查員有數項考慮，包括影片的整體內容、影片的意圖、可能對觀眾產生的影響。信中亦提及及《Time》擬上映後的新聞、輿論、甚至網上的討論，因此認為影片無法通過簡單的修改或刪除，以符合審批標準，所以直接形容影片是不宜上映。
王彥博又指，信中提及到「會涉及其他法律」，但不便透露太多，「佢封信都講得好明白⋯⋯好清晰列晒啲條文，電檢引用了的法律條文 （sub section），佢quote（引述）晒所有嘢。」
「燕琳」以外 結合科幻邪教元素
撇除《Time》的「死因」，電影中不同的元素值得討論。《Time》是一部以黑白拍攝，包含特效製作的驚慄片。故事講述探員Max 調查一宗在廢墟的神秘失蹤案件，發現了邪教祭壇和凶殺案留下的痕跡，少女「燕琳」是其中一位失蹤人士，另外的角色還有偵查記者、以及阻止Max 繼續調查的上司。
影片的節奏頗為跳脫，場景轉換急速，並沒有一個特定的劇情線及時空設定，更有數場出現了以特效製作的「怪獸」，以及人臉融化的驚嚇畫面。王彥博尤愛日本動畫大師「今敏」1的「匹配式剪接」、美國導演David Lynch 2的超現實風格等，再配合南韓世越號事故3的邪教陰謀論，他坦言這些元素才是製作《Time》的原意，「想試下做啲香港冇乜人做嘅嘢」。
特效製作是《Time》的重點，由前期的準備工夫到正式拍攝，都講求技術的精準度，「做咗個平面走位的animation（動畫）畀所有人睇，因為無論機位，女主角點樣轉costume（戲服），如果冇做呢啲係完全溝通唔到。任何VFX（特效）戲都係，你冇可能拍到半個鐘加嘢再轉，拍攝上唔係好多位可以走盞 （拍攝上不是有很多改變的空間）。」
王彥博毫不吝嗇的分享製作過程、拍攝背後的逸事，作為創作者最渴望的，無非是想有人欣賞作品，得到觀眾肯定。奈何影片被禁，法律責任更適用於香港以外的地方，連海外放映都可能「觸犯紅線」的時候，王彥博形容作品「同雪咗落雪櫃冇分別 （跟放入雪櫃沒有分別）」，同時感喟不已：「好似大家都只係focus 喺個名度（主角名）⋯⋯我睇人哋討論其他鮮浪潮作品，都好希望自己條片都有人討論，尤其是做啲嘢都比較少見，唔知香港觀眾會唔會接受到呢？」
外界對「燕琳」這角色有不同的猜測和詮釋，王彥博直認當初缺少了「自我審查」的意識，純粹是希望觀眾能盡快代入劇情，「喺香港我諗咗好耐，近年社會有啲乜嘢懸案呢？就真係得陳彥霖案，所以女主角名就用燕琳，最尾法庭都話死因存疑4，真係懸案喎，法庭都咁講 ⋯⋯。」
回想起其他鮮浪潮導演，自發在放映會上讀出《Time》劇本，王彥博感激之餘，亦不忘來一波自嘲，打趣的說《Time》 其實是一部「後設電影」，預言了一年後的自己：
「中間嗰啲對白呢⋯⋯其實全部都係講緊我。
『一個帶落棺材嘅真相同秘密，其實有咩意義可言？』就好似個記者查完案之後，乜都做唔到⋯⋯其實就係我嚟，我拍完段片冇人睇到，咁又有乜意義呢？最尾ending又話：『無論結果係點都好，你嘗試過，就有意義。』所以成條片，其實如果佢唔禁，（呢個結局）就係唔成立，所以其實電檢處已經中咗我計啦！咁諗都幾好笑⋯⋯。」
關於香港電影 比政治審查更「致命」的困局
在香港參與過大大小小的電影製作，「機器組」出身的王彥博毫不忌諱的批評電影行業，實質是「空有產業而無工業化」，缺乏一個完整的工業制度，過份依賴「人脈」去維繫行內的運作。他坦言即使沒有電檢審查，「其實所有原因都好致命」，令香港電影慢性沒落；若果轉投獨立製作，資金亦是一大考慮，「有陣時都會諗，今次喺香港拍完喇，如果唔再玩鮮浪潮，除咗我自己儲錢之外，邊度有錢繼續拍呢？」
王彥博覺得留港發展空間有限，尤其是疫情期間，各行各業生意慘淡，做電影基本上亦是「手停口停」。疫情稍緩後，他再嘗試找工作，「幾乎所有同傳媒有關嘅工作我都應徵過，起碼都4、50封，最後有兩個interview 。」他在大學時期到外國交流期間，曾參與過大型的商業電影製作，他認為有足夠的經驗，但回港卻處處碰壁，面對不友善的經歷，他只是一笑置之：「有一份係見camman（攝影師），個老細就寸我話：『你做assistant咋喎！』」
電影行業不乏自由工作者，惟他們往往是最缺乏勞工保障的一群。王彥博談到工作環境差劣時，也沒有甚麼隱諱不說。拍攝現場的大型機器、道具、佈景多，他強調最基本的安全保障是需要被正視的：「唔係講緊工時、OT（超時工作）、有冇午飯開，係講緊會唔會有嘢壓落嚟扑爆你個頭⋯⋯其實好多師傅同前輩都出過意外，呢樣嘢真係好多。」
面對行業的「內憂外患」，王彥博認為在現行的電檢制度下，自我審查亦是大勢所趨，「啲人會去諗電檢會諗乜，係揣測個揣測裏面嘅揣測，好似洋蔥咁愈疊愈多。」創作的顧慮亦隨之增加，如何能擺脫這輪迴的處境，是香港創作者需面對的課題。他又猜測，即使電影「唔係直接講香港社會運動嘅嘢都會驚」，例如另一條鮮浪潮台灣短片《赤島》，講述白色恐怖及政治犯的議題，即使故事背景為台灣，但影片涉獵政治，同樣被禁。同樣地，《Time》在不久前才成為了新鮮滾燙的禁片，王彥博卻罕有地保持了一絲樂觀：「但你話會唔會真係去到乜都唔講得？咁又未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