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套字型，如何折射出一座城市的歷史重量與文化轉型？在電腦排版與彩色印刷尚未普及的年代，字體的誕生與流通，不只是技術的推進，更是權力、文化與思想傳遞的載體。
追溯至十九世紀初，馬禮遜（Robert Morrison）自英國來華傳教，開啟了近代中文活字的發展。當時由英華書院研發並鑄造的明體字被稱為「香港字」，不但被譽為最美的中文活字，更遠銷至東南亞與歐美。其蹤影可見於理雅各翻譯的《中國經典》、羅存德編纂的《英華字典》、王韜的《循環日報》，乃至孫俊臣為澳洲華工編寫的《無師自曉》英語自學手冊。訪問《香港字二百年：從世一、大白象至世界文化遺產之路》作者、香港版畫工作室項目總監翁秀梅的過程，既像考掘一塊沉沒於城市歷史低層的遺物，也像參與一場由記憶、物料與手藝交織而成的無底洞。該書不僅是一本講述印刷技術的專書，更是一段從被忽略的技藝中，重建文化記憶的行動。
訪問《香港字二百年：從世一、大白象至世界文化遺產之路》作者、香港版畫工作室項目總監翁秀梅的過程，既像考掘一塊沉沒於城市歷史低層的遺物，也像參與一場由記憶、物料與手藝交織而成的無底洞。該書不僅是一本講述印刷技術的專書，更是一段從被忽略的技藝中，重建文化記憶的行動。
一段消失的歷史，與被延誤的保存
小題：一段消失的歷史，與被延誤的保存
「香港字」誕生於一個特殊的時空背景。1846年，香港剛成為英國殖民地不久，倫敦傳道會將鑄字機器運抵本地，開啟了中文活字印刷的歷史篇章。由華人主導設計與鑄造的「香港字」，逐步拓展至整個華文世界，成為海外中文出版的重要橋樑。儘管這段歷史早見於學術記錄，但在主流文化記憶中卻始終缺席。
活字印刷技藝在香港的斷裂來得既迅速又沉重。翁秀梅憶述，2002年香港最後一間活字印刷廠結業後，整個字模製作流程在本地徹底消失，必須轉向台灣的日星鑄字行購買字粒，「當年我們曾嘗試保存，但實在缺乏資源，也沒地方擺放這些沉重的設備。」
這種物理空間與制度支持的雙重困境，成為「香港字」難以保存的主因之一。「香港不像外國有地下室、車庫，空間有限，加上地價貴，即使有人願意保存這些字模，也無處可存。」她形容當時社會普遍視活字印刷為「夕陽工業」，沒有保育意識，「就像紅Van，大家默認它會自然淘汰，不會特別去挽救。」
「香港字」折射出香港作為向外型城市的歷史角色。從十九世紀殖民地的印刷房，到今天於博物館玻璃櫃中靜默無聲的字粒，它的命運與城市的發展竟如此緊密牽連，而我們對它的認識，卻長年停留在空白之中。
活字不是懷舊，而是一種文化實驗
然而，「香港字」不只是歷史物件，更是一種文化記憶的容器。
走進PMQ元創方的常設展覽《細說從頭》，訪客無不被那一排排的木櫃吸引——幾千顆按筆劃順序排列的字模、各類活字印刷機，重現當年字紙店的技術樣貌。這個展覽由當代印藝策劃，展品全部來自香港版畫工作室團隊多年收集與修復的心血成果。
這背後其實是一段艱苦經營藝術空間與資源的故事。2000年由7位藝術家成立的「香港版畫工作室」，最初並無穩定資源與空間，幸得藝發局以象徵式租金租出上海街視覺藝術空間，才有了展覽與教學的平台。翁秀梅說：「這個空間為我們提供了試驗、策展、教學的機會，也讓我們開始真正累積對香港印藝的關注與知識。」
多年後，工作室逐步獲得年度資助、躍進資助，並成功策劃了「國際活版節」、香港版畫年獎等大型項目。如今的「當代印藝」已成為印刷文化的推動者，也是少數能夠讓「香港字」再次被討論、被看見、被使用的機構。
電腦取代不了的美學價值
「『香港字』的特殊性，在於它是由華人師傅鑄造出來的。」翁秀梅強調，歐洲鑄字工匠多以拼接筆劃組成中文字，缺乏對書法結構的理解，「所以他們做出來的字硬邦邦的，像用鐵片湊出來那樣。」相比之下，「香港字」更具生命力，線條靈動，筆劃之間帶有節奏與起伏，近似毛筆書寫的呼吸感。
這種美學特質不僅體現在技術層面的優化，更源自殖民地香港獨特的文化交流背景。傳道會選擇以漢字作為教育媒介，促使這些字體透過教會網絡流通至馬來西亞、新加坡、澳洲，甚至歐美的華人社群，「印刷一張紙，一次可以做幾千張，『香港字』實際上構成了十九世紀至二十世紀初整個海外華文文化的重要基石。」
近年來，字體設計師柯熾堅亦指出，「香港字」保留了毛筆痕跡與筆意的動態感，這是現代電腦字型難以模仿的特徵。電腦字體通常追求結構穩定與筆劃對稱，而「香港字」更像是一種介於書寫與機械之間的「活的語言」。即便它已不再是主流媒介，卻依然能夠啟發設計與文化研究上的無限可能。
數碼化是一條艱難的路
數碼化看似為字體的保存開啟了出路，但實際上面臨的挑戰極為複雜。翁秀梅提到，早年曾試圖掃描「香港字」並重繪為數碼版本，卻發現即使掃描成功，之後還需要逐筆重繪與標準化、編碼、跨平台轉換等程序，每一項都需投放極高專業與時間。
更深層的困難是：數碼字型無法還原印刷工藝的空間感與節奏。「字體不是單個字的問題，而是整體排版如何呈現視覺邏輯。」即便使用3D列印重做字模，也難以回到當年那種工藝與文化共構的語境中。
相較之下，台灣的經驗成為一種參照。如justfont團隊與日星鑄字行合作的「日星宋體貳號復刻計劃」，不但重建了經典鉛字結構，更成功轉化為可供使用的數碼字體，並於網上免費開源，形成民間與設計產業的良性循環。
這類以社群參與、設計師主導的保存計劃，亦為「香港字」未來的發展提供了實際路徑。翁秀梅指出，「香港要保存一種字，不一定只靠政府撥款，更重要的是要形成一個願意關心與使用的人群。」
中上環傳來的印刷聲
她對香港字的關注，也與個人記憶有關。翁秀梅在中上環長大，孩童時期經常聽到印刷機運作的咔啦聲，這些聲音與油墨氣味早已滲入她的身體記憶之中。「我是圖像記憶比較強的人，那些聲音與味道，全部都刻在腦裡。」
她在大學主修版畫，畢業後曾任香港理工大學研究助理，期間接觸到香港漫畫與印刷史研究，逐漸萌生對活字的興趣。2016年，她策劃首個展覽《師傅話活字書》，正式展開長達近十年的保育、書寫與教育工作。
她回憶，中上環的歌賦街、永利街、士丹利街一帶，昔日有過數百間印刷行、字紙店與報館，是整個城市的出版基地。今天雖只餘下數間仍勉力經營的印務公司，但走過那些樓梯、看見一個個仍未棄置的鉛模，她總會想起活字時代的種種細節。
活字印刷作為文化的橋樑
今天的活字印刷已經不再具備日常實用性，但其文化價值卻日益提升。翁秀梅說：「我們不是要讓它恢復市場功能，而是希望它成為文化教育的一部分，成為連結歷史與設計、記憶與技術的橋樑。」
她不斷策展、出版，與設計學科合作，強調活字並非只是懷舊項目，而是一種活的實驗空間。「這些字粒與機械，在當年是價值連城的資產，等同一層樓。現在雖然失去原有市場價值，但它的歷史價值卻會隨時間愈見厚重。」
最後她說：「我能觸及的其實只是很小一部分，『香港字』的研究還需要更多專業人士參與。要走向世界文化遺產的道路還很漫長，但出版這本書、舉辦這個展覽，就像是為它開啟了一個故事的開端。只要還有人感興趣，這個故事就會繼續書寫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