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古罷工】後疫情最大規模的罷工 工會一天內促成談判之關鍵

太古可口可樂廠一名司機在泊車時倒車釀成傷人意外,公司無理解僱了該名身兼工會理事的司機。太古飲料(香港)職工總會(下稱:太古工會)隨即發起約180名工人的罷工行動,這是後疫情以來最大規模的工業行動。結果,罷工不到一天便促成公司與工會展開談判,最終太古撤回解僱決定,工人亦重返工作崗位。

太古工會接受本刊訪問時透露,今次成功的關鍵在於工人上下一心,工會內部亦齊心,「工會內部少一把建議嘅聲音、工友行少一步都唔得」。近年工會頻頻受到打壓,且被誣指與對抗和國安扯上關連,這些「莫須有」的罪名使工人對工會卻步。他們希望藉著今次的行動,讓工人明白工會的意義在於搭起僱主與僱員之間的溝通橋樑,而非搞對抗,「工會與公司是同舟共濟,而不是要整沉條船。」

約180名工人參與罷工成關鍵

9月5日,香港太古可口可樂與太古飲料(香港)職工總會發起罷工,抗議一名被指「泊車時倒車未有繫安全帶」而遭解僱的貨車司機,該司機亦是工會的理事之一。理事被解僱當日,工會晚上近12時召開緊急會議,並作出決定:「進行工業行動!許多同事擔心,類似無理解僱的事件可能會發生在自己身上。」工會副會長阿英表示。

工會在罷工行動聲明中提出4項訴求,包括要求承諾不會追究參與工業行動的同事;撤銷解僱涉事司機的決定;要求公司承諾在外勤同事因工作遭受檢控時,提供法律支援及承擔相關費用;以及取消將車隊 telematic 設備用作監控的用途。(註:當初公司承諾放置在車內的telematic,是為確保駕駛安全,而非用作懲處工人。)

副會長阿英、阿龍、會長阿威、理事阿聰、飲食及酒店業職工總會幹事溫阿堅(左至右)認為幸有大家團結、互相扶持才能成就工會。(劉彥汶攝)
副會長阿英、阿龍、會長阿威、理事阿聰、飲食及酒店業職工總會幹事溫阿堅(左至右)認為幸有大家團結、互相扶持才能成就工會。(劉彥汶攝)

沒有料到工業行動不足一天,經過勞資雙方談判後,公司同意撤回解僱決定,工會隨即宣布結束罷工,翌日復工。本刊找到工會會長阿威、副會長阿英、副會長阿龍、理事阿聰,以及飲食及酒店業職工總會幹事溫阿堅,了解此次工業行動的主要原因。

工會成員憶述,罷工當天公司代表態度強硬。早上8時,他們在沙田順源圍太古汽水廠外集結,手持寫有「返工著住可樂衫;有事要自己承擔」等口號的標語紙張。公司隨即發出警告:「下午1點半前返回崗位,就當無事發生!不然每人一張Warning Letter,夠3張就炒!」。

無理解僱惹關注  勞工處介入促談判

罷工5小時,直至下午1時出現突破性進展,勞工處介入斡旋,但其時公司態度依然是「無得傾」。工會判斷當日談判無望,於下午4時45分結束行動,準備翌日繼續罷工。約下午5時,勞工處突然通知工會,要求半小時後與公司進行談判,但公司仍堅持要求工人復工。直至晚上8時,公司態度才軟化。工會成員認為,當天能促成談判的關鍵在於工人團結,約有180名前線人員響應罷工。

工會副會長阿龍指出,2021年一次罷工為銷售員爭取權益,當時有9成、約三十多名推銷員參與,罷工持續超過一星期,雙方處於拉踞狀態;而此次參與罷工的前線員工佔整體車隊7成。阿龍估計,前線員工的罷工足以直接影響公司利益,也證明只要工人團結起來,有助加快管理層與員工坐上談判桌解決問題。

工會坦言,罷工當日無預計一日內促成談判。(相片由太古工會提供)
工會坦言,罷工當日無預計一日內促成談判。(相片由太古工會提供)

工會亦指出,罷工人數多寡往往取決於所爭取議題的受關注程度。2021年,工會曾因銷售員的佣金制度發起罷工,但該議題未引起工人廣泛關注,公司態度強硬,罷工持續了一星期。阿龍表示:「公司的成本就是磨你的心智、磨你的時間、磨你的錢,就拖了這麼多天。」

在今次事件中,公司提出解僱司機的理由是指他在泊車倒車時未有佩戴安全帶,而工人覺得公司要求比法例還要高。根據交通條例,並未明確規定泊車倒車時須佩戴安全帶。

阿龍又補充謂:「我們查看了車上的閉路電視,在超過1分鐘的意外片段中也未見受害者,連屏幕上的盲點都看不到,肉眼又怎樣看見呢?公司的安全守則突然高於香港法例,這是不合理的。」此外,該事件尚未錄取口供、未有定罪,卻迅速解僱該司機。公司「龍門任搬」的做法,令工人擔憂類似不合理的情況將來發生在自己身上,從而激發前線員工選擇參與罷工。

新時代 工會摸索新路向

今次行動的成功,阿龍認為是工會重組的重要一步。2021年,由於人事變動及疫情等因素,工會一度停擺。工人失去工會的支持,工會成員形容公司「亂來」、「喜歡取消什麼便取消什麼」。

2022年年底,工會副會長阿龍開始著手重新尋找16名理事,希望能夠重啟工會,當時很快便湊齊人選。公司收到消息後,高層告訴他,重辦工會可能觸犯《港區國安法》。阿龍表示絲毫不擔心,「我們並沒有政治考量,我只是為了大家的權益和利益,做個橋樑和公司溝通,有什麼問題呢?」

阿龍指出,工人普遍重視眼前利益,較少關注長遠權益,工會與工人權益教育相較其他地區落後。但阿龍認為,透過此次成功經驗,可以告訴工人和公司:工會與公司比夫妻更親密,工會很清楚訴求,而這些訴求也是十分卑微:「我們坐埋同一條船,工人合理爭取,我們不是要整沉條船。」

不過,他們承認在後國安時代,工會正面臨轉型。工會成員指出,以前爭取權益可以透過尋求立法議員支持、辦簽名活動和示威,但就連權益的教育也顯得舉步為艱,現在需要找一些新的方式繼續爭取權益。

「現在雖然綁手綁腳,但綁手綁腳之餘,可以做到什麼效果和可以怎樣做,我們仍在學習。」

阿龍表示,即使抗爭的空間變得狹窄,對成員而言,他們最想做的仍是「保住大家飯碗」,希望在工會仍然存在的情況下,為所有工人發聲。

陳叻

實習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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