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香港性罪行法例改革，倖存者想說的是……
香港目前的性罪行法律條文是以1956年英國法例作為藍本，沿用至今已達70年。香港法律改革委員會於2006年4月獲委託全面檢討性罪行法例，並分別在20年間就各種性罪行發表過9份報各告書及諮詢文件。
今年，性罪行改革終迎來曙光—政府正建議全面檢視及修訂性罪行法例，擬新增多項罪行，並建議為「同意」設定法律定義。政府於7月7日宣布，就完善性罪行法例展開為期一個月公眾諮詢，諮詢期於本周三（8月5日）截止，目標在本屆政府任期完成立法。
性侵倖存者組織「We are X」的成員Jessie、Charlene、Celia與Tsz Ching，在這一個月時間中身兼兩職，下班下課後接受各方媒體訪問、舉辦講座與活動，希望法律改革能映入公眾眼簾。對於法改，她們抱持一定的期待，同時也有話想講⋯⋯
參考「積極同意」設11個「不同意列表」
2022年8月，西班牙國會通過「Only yes means yes」（積極同意）的立法，規定性同意必須是受雙方明確表示，不得因無明確表示反對或保持沉默而推定為已給予同意。今年4月，歐洲議會通過決議，呼籲歐盟委員會將「同意」定為界定強姦罪的關鍵標準。
與是次香港法改諮詢文件比較，政府未有參考歐洲國家的「積極同意」條文，但有建議在法例內列明11項受害人沒有行為能力或非自由地給予性同意的情況，當中包括受酒精或藥物影響、被施加暴力威脅、被濫用權威地位令人屈從等。
對於這一點，Celia感到有點驚喜，「好像一下子追回20年來落後的步伐。當見到目前香港社會討論積極同意時，很多人都不知道這是甚麼，政府就先拔頭籌做了這件事。」
Jessie認為，目前的性罪行法例雖有列明性行為必須受雙方同意，但「同意」的定義相對模糊，「沒有同意是否就代表同意？這留了一個讓辯方律師可以鑽入的漏洞。」而諮詢文件則有清晰定議「同意」一詞，「這樣能堵塞『沒有反應代表同意』這類型的漏洞。」
「誤信同意」仍可作抗辯理由
不過，單憑為「同意」作出定義及列出無法給予「同意」的情況，並不代表可以保護受害人。根據香港目前沿用的法律原則，如被告「真誠誤會對方同意」（誤信同意）發生性行為，則毋需合理辯解也可以成為抗辯理由，而這項法律原則未有在法改中作出大幅改動。
根據諮詢文件，法改會建議參考英國《2003年性罪行法令》，指控方必須證明事主不同意，以及被告並非「合理」地相信事主同意；同時，如要判斷被告的「誤會」是否合理，須考量所有情況，包括被告為確認事主的同意而作出的所有行為。
「英國這條法例落實20多年，一直為人詬病，所以就這樣照抄英國法例其實是不足夠的。」Jessie指出，加拿大的性罪行法例當中同樣有設置「不同意列表」，但它在列表下訂明如案件涉及列表內的任何情況，則不能使用「誤信同意」作為辯解理由，「既然政府已參考加拿大製作出相關列表，也應該要設置同樣限制才會有效。」
Tsz Ching補充，政府未有為「誤信同意」設限，法律漏洞將繼續存在，「假設事主醉到不能給予同意，事主依然有機會稱自己是誤會而脫罪，如此一來便會失去『同意』列表的意義。」
政策研究者：權勢性侵保障不足
另外，性別及兒童保護政策研究者梁欣怡（Chase）接受《誌 HK Feature》訪問時指出，「不同意列表」其中一項「濫用受信任或權威地位或受養關係而令受害人屈從參與性行為」，對於權勢性侵受害者及未成年人士的保護仍有不足。
她解釋，政府的建議有參考台灣「權勢性侵法」，為適用於所有年齡層人士而加上「屈從」一詞，但暫時未見政府有為這詞作出定義，「要在法庭上證明這是『屈從』，好像也有困難之處。」
她舉台灣案例指，如上位者欺騙對方指是真心相愛，但在發生關係後拋棄對方，是不能被稱作權勢性侵。
從保護兒童的角度，Chase認為這條文的保障更是匱乏，「16至17歲之間的人，他們已到達性同意年齡，但他們未必能意識到他們處於一個權力關係的性剝削之中。」即使這些少年有意識，要離開處境也十分困難，「未滿18歲的人，不論是外出工作或租屋，對他們來說也不是那麼容易，沒有穩定收入，想脫離這些關係也有很多考量。」
她指出，英國、加拿大等地均有法例嚴禁成年人與未滿18歲的受養人或存在權力差異的少年發生性行為，不論是否自願或二人之間是否存在浪漫關係。她建議政府應參考其他國家的權勢性侵法，在這項條文中補充列明受害人如未滿18歲，則無須證明受害人是否「屈從」也可被定罪。
無新增「持續性兒童性侵」、「Deepfake」罪
除了「同意」定義，政府也為不同性罪行提出多項改動，包括以無分性別及性取向的原則擴闊強姦罪、將「猥褻侵犯」罪改為「涉及觸摸」及「不涉及觸摸」的性犯罪、將「同意年齡」劃一為16歲等、新增「在16歲以下兒童在場下進行涉及性的行為」等。
然而，Tsz Ching認為政府在法改中未有涵蓋一些應有的改動，「第一，是訂立『持續性侵犯兒童』罪（Persistent Child Sexual Abuse, PSCA）。」依目前法例，如事主在童年時長期被家人性侵，律政司多數會以第一次發生、最後一次發生及最不一樣的一次落案起訴，並要求事主說出每個事件發生的時間及細節，「他們可能每天都在經歷一樣的事，怎樣能清楚分辨不同事件的細節？」
她建議政府有必要訂立PSCA，「訂立後，只要證明在這段時間中有兩宗以上的侵犯有真實發生過，就能證明持續性侵的關係並以此定罪。」
Tsz Ching又指，曾有一名港大法律系男學生以同系女同學的社交媒體照片製作深偽（Deepfake）色情影像，但現時沒有法例規限相關行為，「如能在窺淫罪行的『處置令』中加入深偽影像，便可讓律政司有權要求觸法者從網絡上移除及毁銷相關影像。」
法律之外的保護
「我們最關注的不是要提高入罪率、要被告100%坐監，而是在處理案件的過程中，不再是討論受害者為何不反抗。希望改變法律後，整個公眾的輿論氣氛能隨之改變，減少二次傷害。」Charlene說。
Charlene表示，We are X有20多名成員，曾走過司法程序的成員極少，因為他們都可能被卡在某個走不過去的坎中，「有些人沒有辦法辨識發生在自己身上是性暴力，有些是被警方勸退，而有些則是律政司決定不提告。到了提告之時，入不入罪已經是很後的事，但整個過程他們都要重複講述自己的經歷。」
因此，要讓受害者走上司法公義之路，單靠法改遠不足夠，她希望在司法過程中能有足夠的保護措施，令受害者能安全作證，「他們要理解到這些人曾經歷傷害，應想辦法讓他們能完整作供。」
同時，她建議政府增加性罪犯的輔導服務，並稱現時小欖精神治療中心有針對重複犯案的性罪犯提供輔導服務，但由於部分判刑不長，導致他們無法接受服務，「街頭性騷擾是重複又重複，最後也沒有辦法根治這個問題。其實他們可能也未必想再犯，但他們可能存在成癮問題，沒能找到空間協助他們。」
訪問結束後，她們繼續討論一周內的活動行程，「星期六的活動我們是不是可以加一個隱密空間，讓參加者可以分享自己的看法？」Jessie說：「其實我露面去說這些事，最希望是讓其他經歷過性暴力的人知道，曾被侵犯不是不可說的事，更不是你的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