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囚禁的投訴：懲教署800宗投訴僅7宗「屬實」 爭取囚權有何難？

「有投訴就舉手！」

懲教署800宗投訴得7宗「屬實」
爭取囚權有何難？

囚徒困境

收信難、捱餓、冇藥食、髒亂……

「入去之後我的生活變得很規律，有段時間因為疫情關係不能放風（散步），我早上五點多就會起床做運動，在床上或地下做掌上壓，六點半左右就會開燈和廣播，然後就去洗澡，大約七點三就會去飯堂。

吃過早餐，上午九點就要去工作，我的工場是圖書館釘裝，整硬皮書，那裡有分級數，B至F級，去到F級就最高薪金，但整個期數都沒有F，最厲害只是E級，E級你要做24本，好趕，不能停，否則做不切。多數人是C級，而我就去到D級，每天做19本。

人工遠低於最低工資水平，如果做到Ｆ級，每月賺大約九百元，E級有七百幾，D級就六百幾。我會用來一百多元來買郵票，剩下的就買一點零食和牛奶。

社運犯不能去某些工場，例如是廚房、水電和木工，那裡工具多，有鑊鏟有電鑽，怕你用來打人；不能去指模房，因為會碰到文件，又怕你聽到什麼。換言之只得幾個可去，如釘裝、洗衣、車衣和整口罩。

幸運地，我所屬工場的職員比較易相處。如果你對那裡有什麼意見，主要是寫紙仔給他們，他們就會處理，不用麻煩大sir或者申訴專員。每個監獄都有申訴專員郵桶，你想投訴可以把表格封口再投進去，但你怎知道他們有幫你寄？

想打電話出去就很麻煩，因為要找福利官代你打。你要將口信寫在一張便利貼那麼大的紙上，寫三行，同時寫上囚犯編號、電話號碼，那還有位置寫口信嗎？較長篇的口信，就算你很急，他都不會幫你，例如沒有交租或者被人告，話知你，到探訪時才說。但一個月只有兩次探訪機會，可能要隔很久才可以探，寫信都要隔一段時間才收到。

那些福利官逢星期六、日都不在，而且他們不常替你跟進，多數只打一次電話，沒有人接聽就算數。就算沒有人接聽，也不會主動告訴你，要第二天你再問他，他才告訴你無人接聽。

因為有《國安法》，信件也管得很嚴。邵家臻做議員時，他辦事處的來信原則上懲教職員是不能拆的，但他們會叫你上去拆信，職員就在旁邊看著。後來邵家臻辭職了，石牆花有些信都不讓你收，有些卡不能收，解悶工廠的信都收不齊，圖片太多又會ban（禁止），後期愈來愈嚴。

試過有朋友寄信給我，但最後我收不到，你不知道寄失了還是怎樣，出來之後問他才知道。有些明收你的，他會叫你上去，說這不能收，要放在你包頭，出冊的時候才拿。這些你至少知道有收過，但有些你收不到的，他也不會跟你說。」

「一開始我到荔枝角收押所還押，第一天是睡在『豬肉房』，等待懲教編排房間。一間房有六至七張碌架床，最多可容納十多人，但由於大家都是等待過渡，再髒都是等兩日而已，所以都不怎清潔。那裡十分骯髒，有蟑螂有蟲，地下有一灘灘積水，所以你的被鋪不能著地。倉裡有兩個蹲廁，其中一個是不會用的，蓋了一張被，上面有一堆刷過的火柴，還有幾個用過的肥妹仔（飛機杯、自慰器），好撚嘔心；另一個就是用來大小便。

然後我調到荔枝角新翼，第一次上到去，去廁所小便，突然看到個廁所格有四、五隻蟑螂爬來爬去，又有飛蚊蟲，二、三十隻，很核突。廁所那個位很窄，基本上夜晚去大便，就有蟑螂在自己身邊爬來爬去。到我調倉前兩晚，我才發現床下底有個蟑螂窩，四、五十隻蟑螂湧出來，好可怕。

接下來我調到舊翼那邊，開始要每天早上摺被，要摺到起角，很白痴。我開頭不懂怎樣摺到起角，於是被一位懲教職員罵，還要求我替同倉那位老人家摺，『這個四眼仔以後不能調倉，每朝幫阿伯摺被』。

裡面最辛苦的事，就是要捱餓。九點吃完早餐，到十二點半左右吃午餐，只有粥和半塊方包，根本不會夠飽。好運就捱到四、五點吃晚飯，不好運就六點才吃飯。阿sir會叫我們吃快點，吃完上倉。夜晚會給你一個提子包，和一杯奶，給你帶上倉當宵夜。奶是沖出來的，甜到仆街，但裡面基本上所有食物都沒有味道，除了那杯奶和橙，就沒有甜的東西吃，所以我很珍惜。判了刑的那段時間，再沒有巧克力和零食，那時十分難捱，天天捱餓，捱餓的時間十分難過。

我本身有情緒病，但坐監之前未做足準備，沒有醫生證明，所以不能送藥進來。在裡面排精神科要排兩至三個月，三個月沒有藥吃，那是十分嚴重的。那時我每天都想著外面懷孕的太太，怕她跌倒，怕她過得不好，怕她沒有錢用，真的很傷心，十分難捱。有位手足對我很好，他知我情緒不太好，每天都把自己五包巧克力送給我，那我每天就有十包，吃巧克力會開心一點，五包不夠，我真的把它當藥吃。到後來我申請保釋上訴，趁那段時間快快看病，拿了醫生證明再進去坐。

每天大sir都會來巡視，當值阿sir會問有沒有人要投訴。大家都知道這是一場戲，當值阿sir好緊張，因為不想在大sir面前衰，所以我們就要整齊一點，戴好口罩，不能摺起褲腳，書放得整齊，good morning sir，大sir就會走。

監獄一定有好多問題，不只我經歷過，但多數不會投訴。有手足試過舉扒（舉手投訴），但都沒有好下場，會被阿sir 針對。有人試過投訴被其他囚友欺凌，然後阿sir就罵那個投訴人，『為什麼要經大sir投訴，不先跟我投訴？你是否應該給我心理準備？』就算想投訴都不敢舉扒。

如果想投訴阿sir，多數是寄信給申訴專員公署。但其實你寄信，阿sir一定知道，因為你要問阿sir拿投訴表格，『我想投訴你，請你給我表格』，你說幾白痴。當然不一定投訴當值那個，但投訴他的同事，揚出去對自己沒有好處，對投訴那個都沒有好處，球證、旁證全部都是他們的人，你冇得玩。所以大家的心態都是快快坐完出來就算，無謂為了啖氣令自己過得差。」

虛幻的投訴制度

內部投訴難成功—887投訴得7宗證實

投訴數字創廿年新高 「證明屬實」個案從未多於10宗

一步入監房，四處都貼著告示，寫清楚投訴渠道；又貼著申訴專員海報，上面寫著：「正面看投訴，共建好制度。」

懲教署有不同投訴渠道，如院所任何職員、巡視的高級人員、懲教署投訴調查組、巡獄太平紳士、立法會議員、申訴專員、平等機會委員會、其他執法部門及政府政策局等。

字面上的確不乏投訴機制，但有囚友仍反映有冤無路訴，投訴成功機會相當低。《香港懲教署2020年年報》於6月28日出爐，去年在囚人士、公眾人士及職員提出的投訴、求助及查詢個案數字達887宗，為20年來最高。

不過投訴個案「證明屬實」的機會渺茫，887宗個案中，178宗個案的調查結果獲投訴委員會審核通過，調查後僅得7宗投訴「證明屬實」。其餘有88宗「無法證實」，43宗「終止調查」以及13宗「虛假」。

記者翻查過去20年懲教署紀錄，2001年至今未曾出現多於10宗「證明屬實」的投訴個案，絕大多數為0至3宗。只得2000年，總數757宗投訴個案中，錄得10宗「證明屬實」個案，但只佔總數1.32%。

調查後「證明屬實」個案偏低，到底是懲教署管理得妥，還是調查機制失效？署方回覆《誌》查詢時強調，現時有充足的渠道供在囚人士作出投訴，相關的機制亦行之有效。

投訴委員會組成惹質疑

懲教署投訴調查組屬於署方內部組織，當完成調查工作，便會將結果呈交給「投訴委員會」。投訴委員會大多數成員與懲教署有關，由懲教署政務秘書出任主席，成員包括1名助理署長、4名高級懲教人員及1名專職教士出任。投訴人若不滿調查結果，可向上訴委員會上訴。上訴委員會由懲教署副署長出任主席，並由「熟悉懲教署運作的社會人士」擔任的非官方委員組成，包括太平紳士和宗教人士。

2019年立法會秘書處資料研究組曾研究監獄管理的監察制度，指出本港監獄雖設不同投訴渠道，然而投訴個案大多交回懲教署作進一步調查，投訴機制側重「內部」處理。

外國設獨立調查機制 懲教拒跟

報告指出歐美多個地區均設獨立調查機制。其中，加拿大設獨立調查機構「懲教調查員辦公室」，調查員收到投訴後，可進入監獄調查；荷蘭每間院所都設有「監察委員會」，由法官、律師、醫生和社工組成。

前立法會議員邵家臻及張超雄於2019年3月提交《懲教署檢討投訴及監察機制建議書》_{^{（下稱《建議書》）}}，建議申訴專員成立專責部門調查懲教和處理相關投訴、容許民間及國際人權組織巡視監獄、懲教署定期與囚權組織會見、改善投訴機制、改善太平紳士巡院機制。

懲教署回覆《建議書》時指，上述研究的大部份地方均建議在囚人士先循內部制度投訴，才轉向外部機構，不同國家皆具獨特性，未必適合與香港比較，又指本港在囚人士也可透過署內或署外的渠道投訴，而且機制具獨立性。

投訴成功機率極低，情況廿年不變，邵家臻接受訪問時批評，署方所謂調查獨立性是「笑料」，調查組成員全與署方有關連，上訴委員亦由署方委任，更莫講容納立法會議員或人權組織代表，形同自己人查自己人，「那只是俱樂部，而不是獨立。」

邵斥懲教署沒有將囚友視為監獄的持份者，因此他們的意見往往被漠視。他認為署方應該參考荷蘭及台灣等地，設立在囚人士代表一職，定期收集他們的投訴及建議，視在囚者為監獄視份者去認真跟進。

懲教職員望到實 申訴專員去了哪裡？

邵家臻16次投訴失敗 申訴專員效果成疑

除了內部渠道，在囚人士仍可向申訴專員公署投訴監獄問題，惟成效同樣成疑。《誌》訪問到一位曾於壁屋監獄服刑逾一年的釋囚，他表示囚友可向申訴專員投訴監獄情況，而監獄內不同期數_{^{（工作場地）}}的當眼處擺放了申訴專員投訴表格，惟四周皆有懲教人員把守，要向職員索取表格，誰人拿取和寄出表格皆不是秘密。

他補充，制度難保障投訴者私隱，故擔心自己被懲教人員針對。例如頭髮過長或過短、沒有剃鬚，或房間不整潔等問題雖看似小事，但標準由懲教署方去定，他怕懲教人員指控自己做得不足，然後要鎖上「水飯房」_{^{（單獨囚禁）}}或加監，因此他多數不敢投訴。

邵家臻在2019年4月至10月因「佔中案」到赤柱監獄服刑，期間他曾16次去信申訴專員公署投訴。他表示索取投訴表格困難重重：「你一舉手拿表格，可能就有第一位長官來制止你，然後有第二位較高級的長官過來問你有什麼投訴，說幫你處理，不要拿表格。然後有第三位長官過來，如果你真的要拿表格，可能我會搞你。可能你拿完表格，未寄出去，下午已經來踢竇，即是搜倉，搜到有違禁品就釘你倉_{^{（單獨囚禁）}}。」

壁屋監獄、赤柱監獄、荔枝角收押所及東頭懲教所等至少四所監獄的釋囚，同樣表達對索取及投寄申訴專員表格有憂慮。申訴專員公署回覆《誌》查詢時稱，十分重視在囚人士向公署提出投訴的權利，如接獲相關投訴，定必按既定程序嚴肅處理，並會視乎調查所得及結果，決定是否需要作進一步跟進。但對於坊間的意見，公署則不會評論。

申訴專員公署2020至2021年年報顯示，公署一共收到116宗對懲教署的投訴，經全面調查後終結的個案有7宗，4宗「成立」個案都關於生產及分發口罩事宜。有人投訴在索取申訴專員公署的投訴表格時，被懲教署人員刁難，此投訴個案定為「不成立」；有人指太平紳士巡視院所時，職員故意把投訴人留在院所的醫院，以阻撓他向太平紳士提出投訴，惟投訴「未有定論」。

邵家臻向申訴專員公署投訴16次，有3宗不受理，其餘則不成立，包括投訴懲教處理太平紳士巡查問題、有關探訪加探申請及索取申訴專員公署投訴表格受阻等。

邵家臻的投訴個案中，部份是指控懲教署，而不成立的原因是沒有第三者證人。他認為除非懲教人員自首，否則永遠只得一面之辭，個案難以成立。「例如我說職員打我，職員否認，然後專員問其他職員有沒有看見，他們說看不見或不在場。問其他囚犯有沒有看見，他們說沒有，因為不敢答，之後就close file。」

邵家臻就任立法會議員期間，曾建議成立具法律效力、組成界別更廣泛的「監察懲教署委員會」，監察懲教署和處理監獄投訴，惟請辭後無法繼續推動議案。「現存的途徑全淤塞了，除非你通了它，但有時淤塞太久，浪費時間，不如再開一條途徑處理問題。」

申訴專員公署回應指，會根據處理投訴程序，評審投訴是否屬於申訴專員的職權範圍，以及有否表面證據，足夠供公署作進一步跟進。公署表明，處理投訴時會仔細分析投訴人的陳述、有關部門或機構的回應、公署透過實地巡視或其他方式蒐集的證據，若部門或機構涉行政不足，公署會提出改善建議，並會按需要定期跟進落實建議的進度。

太平紳士倡廢除巡視制度

太平紳士難突擊巡視

香港太平紳士制度可追溯至1843年，首任港督砵甸乍選出44位社會人士組成「英屬香港治安委員會」，後來易名為太平紳士。1878年伍廷芳獲任首位華人太平紳士，97年立法局通過《太平紳士條例》沿用至今，截至2019年，香港一共有323名官守太平紳士，1450名非官守太平紳士。

在囚人士亦可向巡獄太平紳士求助，每名非官守太平紳士每年可巡視一次，而每位官守太平紳士則每年巡視三次。而根據《太平紳士巡視年報》，太平紳士巡視監獄均無預告。

《2019 年太平紳士巡視年報》指該年太平紳士接到190宗投訴，主要關乎待遇和福利及院所服務。其中有86宗無須採取進一步行動，54宗轉介院所管理層作調查或採取跟進行動，通過改善措施或向投訴人解釋，「全部投訴得以解決」。

前立法會議員劉慧卿自九七年起擔任非官守太平紳士，每年巡獄兩次，處理在囚人士投訴。劉慧卿表示，當太平紳士接獲投訴，便能促懲教署跟進，若在囚人士不滿調查結果，或因投訴後被懲教職員針對，可以再向太平紳士投訴，她將持續跟進相關個案。她認為太平紳士能夠起監察作用，署方會感受壓力。數年前她曾巡視監獄，有人指自己受了傷，而署方拒絕讓他去醫院驗傷，投訴當天下午，該名囚友就已經被送往醫院。

「太平紳士巡視，有投訴就舉手！有些人就舉手；有些人就不敢舉手，我在東頭（懲教所）巡視那次，就跟他們說不用怕。」九七年劉慧卿兩度突擊巡視監獄，其中一次有近百人舉手投訴，她就在房間裡跟囚犯逐一見面，她指當囚犯敢於表達意見，不少問題都可以解決。

不過她承認，太平紳士制度僵化，就算收到個案投訴，署方也不容許太平紳士進入監獄找指定在囚人士，而要巡視整個監獄。同時太平紳士缺乏調查權力，「因為調查的權力很大，要傳人來作證，要拿文件，我哪來這些權？到最後都是給署方，署方查完就向我們交代。」雖然太平紳士屬於唯一一個獨立於懲教署，而可進入監獄巡視的監察者，惟最後仍要依靠懲教署進行調查工作。

7月15日，申訴專員公署主動調查太平紳士巡視計劃下的法定巡視運作安排，審研安排法定巡視的機制、相關部門對太平紳士巡視前及期間提供的支援，以及巡視後跟進其接到的投訴、要求和查詢，以及其提出的建議和意見的機制和程序。

太平紳士須在署方指定的兩星期內，其中一天巡視監獄，劉慧卿認為，就算不須預告哪一天巡視，署方亦能在這兩星期內「洗太平地」。劉慧卿認為近年所謂「突擊」已失去意義，「署方會安排一輛政府車，去接兩位太平紳士到監獄。你訂了車，誰都知你會去巡視，那怎能說是突擊？」

劉慧卿倡獄政專家代替太平紳士

今年政府公布委任40人為非官守太平紳士，當中包括理工大學校長滕錦光、港區人代陳曉峰、鄺美雲及民建聯立法會議員劉國勳等，名單中無民主派人士。新任太平紳士、立法會議員何俊賢回應委任，指會堅守在法律賦予情況下，執行太平紳士的工作。

「改革我覺得很難，因為太平紳士過千個，很多都不太熟悉監獄事宜，亦不太感興趣。」劉慧卿直言，如果要令巡視制度有效，必須向太平紳士提供訓練，教導他們巡視注意事項，而且要夠膽提出意見。

劉慧卿續指，既然有太平紳士對監獄問題興趣不大，不如廢除太平紳士巡視制度，並由受過訓練、清楚外國監獄環境的專員代替。「我不是想砌死懲教職員，只是想專業地去做，而非找一班半專業的人，進去走一個圈就算。」

香港囚權之路

人權組織無牙力 懲教當無到

懲教漠視石牆花 半年千般不順

邵家臻任立法會議員時，常到監獄公務探訪在囚者，探訪後跟懲教總主任當面對質，事後再去信追問，向署方施壓。

2020年12月邵家臻離任議員後喪失公務探訪權，此後成立在囚人士支援組織「石牆花」，他形容這半年是「千般不順，百不稱心」，懲教署對他們不瞅不睬。「我們說什麼，他們要不是不回覆，就是倒拗。就像長毛司法覆核，男囚友為什麼要剪短髮。懲教署打輸了官司，上訴也輸掉，但最後處理方法是女性也要剪髮，這就是倒拗。」

2014年，前立法會議員「長毛」梁國雄因示威入獄，懲教職員剪掉他及腰的長髮，他就男囚友要剪短髮的規矩提司法覆核，指規矩屬性別歧視，2020年11月終審法院判梁國雄勝訴。然而，懲教署最終採取方案為規男女囚犯一律要剪髮。

今年（2021）夏天，本港連日發出酷熱天氣警告，而監房通風系統惡劣，散熱成為難題，囚友每天捱苦。5月初，「石牆花」向署方提出13項建議，包括是提供退熱貼、提供手持電風扇、讓囚友一天洗澡兩次，以至在屋頂加防熱塗層等，建議全部不獲理。邵家臻試過發電郵約見署長，惟沒有回覆，只有透過向媒體發聲，才能獲得回應。

「不是投訴你打人，熱就是熱，難道你說不熱嗎？34度不熱嗎？這說不通，連這件事也如此態度，遑論其他事。」5月21日，「石牆花」發起「十萬火急行動」聯署，並在兩天內收集到十萬人網上簽名，希望用社會壓力，要求懲教署改善監獄酷熱環境。

5月27日懲教署表示會加裝牛角扇，6月30日再指將在短期內引入冰涼毛巾，供囚友購買。動上十萬人聯署，署方終作出改變，但沒有承認舉措是回應坊間訴求。邵家臻斥懲教署「口好硬，面好大」，「冰巾預計將在7月初推出，但我們是在5月提出問題，簽了十萬人簽名。署方不會即時回應你，可能一個月後再回應。但他又說這不是回應你的訴求，而是一早想到引入冰巾，不關你事，我們一直有這個構思。」

社協每年見懲教 仍難推獄政改革

社區組織協會（社協）每年接觸約一百宗在囚者個案，亦會約見懲教署討論監獄改善工作，社協幹事蔡耀昌指，雖然署方有回應部份建議，惟進展相當緩慢。「我們一路說應該讓在囚人士打電話，這些一路都未有。另外好多關於制度上，如單獨囚禁的改革，提出了很多但（署方）都沒有做。」

蔡耀昌批署方小事也不為。去年有女性囚友向社協反映，冬天監房太冷，希望夜晚能喝熱水，於是社協向懲教提議，向囚友提供保暖水杯，惟一直未有進展。「日間在工場可以盛熱水，但到黃昏後，直至通宵她都在倉裡面，她要拿熱水就很難，那能否讓她們儲些熱水？她們的杯基本上是不能保暖的。」

香港人權組織難有牙力爭取囚權，蔡耀昌說，英國的民間組織經政府協調，可安排進入監獄視察和調查投訴；然而社協接收投訴後，既不能進入院所，亦無法定權力和身位調查，只能透過一般探訪跟進囚友個案。「沒有正式的渠道讓NGO（非政府組織）有權力或方式進入監獄，我們變得很間接，亦有很多困難。」

司法覆核個案難求

社協在2008年協助兩名在囚人士就在囚人士投票權提出司法覆核，最後成功爭取在囚者投票權利。司法覆核不容易，先要有受影響個案，並由相關人士草擬兩頁表面證供提出訴訟，先過申請法律援助一關，如失敗就要自行聘請大狀，費用相當高昂；再到第二關法庭答辯，看法庭是否接納。

「我們不能抽象地拿一件事去做司法覆核，你要有個案，而真實能提出的個案非常之少。」蔡耀昌以最近監房過熱問題作例子，指司法覆核爭囚權難度甚高：「個個都話熱，那有沒有影響？是否熱得暈了或生病？如果不是，那就很難變成獲得法援的個案。還有如何在法律角度看這件事也不容易，拿上法庭去理解，能否打得贏？門檻比過往（爭取投票權）高。」

囚權路，何去何從

社會關注有助爭取囚權

月前懲教署署長胡英明接受傳媒訪問時批評，有人打著囚權旗號攻擊署方管理模式，直言「難道坐監要比渡假還舒服？」

蔡耀昌就反駁：「不是說酒店或渡假，當然不是要到那個水平，但不是因為這樣，而將環境搞得很差。就算不是渡假屋，也沒有蛇蟲鼠蟻吧？熱也不能太熱吧？」

2015年聯合國大會通過《曼德拉規則》，當中指監獄制度應設法減少獄中生活與自由生活的差別，特別提到要保障囚犯的尊嚴，且不能讓其受到不人道待遇。《香港人權法案條例》也列明，被剝奪自由的人，也應受合於人道及尊重其天賦人格尊嚴之待遇。

蔡指，在囚者已遭剝奪自由，其他權利應該盡量維持得到，包括對外聯絡和環境衛生等。他補充，當環境差得令囚犯容易生病，如長期酷熱，其實是額外懲罰甚至酷刑，已是違反人權。

投訴成效成疑，民間人士的建議又不被重視，囚權之路寸步難行。蔡耀昌表示，香港爭取囚權之路才剛起步，近年社會對囚權關注度提升，惟與相約發展水平的國家相比，囚權和人權認知仍遠遠不及西方。

歐美國家人權組織分工相對細緻，有針對特定議題而成立的倡議組織，更具一定影響力。例如，2018年組織「德州監獄社群倡議」（Texas Prisons Community Advocates）成立，針對美國德州監獄酷熱問題。他們提倡維持監獄氣溫於華氏65度至85度之間，於2021年將「監獄安裝冷氣」議案帶上眾議院，最終以123票比18票大比數通過，要求德州監獄在2029年之前完成安裝冷氣。不過，相關議案在參議院中遭駁回。

「中國傳統概念，覺得你犯罪要坐監，坐監沒有理由像住酒店。但外國人權觀念強很多，會依據人權公約，認為就算被刑事制裁，要剝奪自由，都要尊重他的人格。」蔡認為社會人權觀念要進步，持續關心監獄情況，若社會關注不足，署方及政府便難感受壓力，想進一步爭取囚權便很難。

邵家臻表示，民間應多管囚事，如制度內難推動囚權，就要靠自己去關注，由下而上去改變，「例如我們成立一間機構，一間公司，自己去做、自己推廣、自己介紹。市民或收到我們的訊息，或者自己做文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