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我的兒子走過來問我︰媽媽，你為甚麼在我小時候拋棄我？從那個時候開始，我便決定要將我的故事說出來，把在北韓所目賭的見聞、以及日後我在中國的經歷，告訴自由世界的人們﹐關於共產主義國家的獨裁面貌」。
脫北者朴智賢
現年52歲的朴智賢（音譯，Jihyun Park），今年五月代表英國保守黨出選大曼徹斯特的貝里（Bury）角逐區議員﹐最終雖然落敗，卻成為首個參與英國政治選舉的「脫北者」，她的脫北者身份，在選舉之前成為英國多間媒體的焦點。
在參選人與行動者的身份以外，朴智賢還是三個孩子的母親。
因為孩子長大以後向她提出的一個問題，致使她決心要從私人領域走出來，訴說自己作為一個「脫北者」的故事，宣揚自由的價值，並逐步走向公共領域，除了協助其他在英國的北韓人融入社會外，也致力在當地參與人權活動及工作，「英國教懂我甚麼是自由的滋味」。
渡冰河離境
朴智賢出世於1968年的北韓清津市，其時最高領導人為金日成，在封閉的國度長大，她坦言那些日子對於北韓以外的世界一無所知，但也尚算相安無事地長大成人。上世紀九十年代，二十多歲的朴智賢成為了中學老師，但也是從那時開始，北韓發生了大飢荒，這段被官方稱為「苦難的行軍」的日子，沒有確實的死亡數字，在朴智賢的認知中，「有接近三百萬人因飢荒而死亡」。
「在1990年代早期，政府慢慢地暫停給予我們的公家食物配給，但政府告訴我們這是因為美國的問題。事實上，這並非美國的問題，在九十年代早期，共產政權國家倒台，北韓在農業生產方面很依賴蘇聯，而中國並沒有給予北韓緩助」。在蘇聯解體之後，中國曾一度成為北韓最大援助國，向北韓出口大量燃料及食物，惟最終為了避免國內通貨膨脹，無法繼續支援北韓，北韓糧食儲備處於持續下降的狀態。
回想起逃離北韓前的日子，朴智賢直言，「那是一段非常恐佈的時期，每一日都看到有人死在街上、市場、車站裡，甚至家裡亦有成員因飢荒而死去」。她看到班上的學生因飢荒離世，父親病重、叔父亦餓死，為了生存，朴智賢的父親安排了她和弟弟逃離北韓，「那是1998年」，朴智賢第一次逃離自己的國土。
跨過連接中、朝邊界的圖們江，朴智賢和弟弟來到了中國的吉林省，「我記得那是1998年二月，當時仍然是冬天，河面凍得凝結成冰。那條邊界很快便過到，但非常危險，亦有可能因此而喪生」。縱然知道逃離北韓的危險性，但朴智賢心裡明白，「如果繼續留在北韓，我們可能會同樣因為飢荒而死，但如果我們成功越過邊界，那麼便能夠在中國生存下來」。
以為逃到中國可以生存下來，只是沒有料到，在中國一邊等待著她的，是人口販賣者。
「清晨時份，我和弟弟抵達中國，當時遇上了一個男人」，朴智賢憶述，當時那個男人給予他們白飯和雞蛋，「我很驚訝，因為白飯在北韓是非常特別的食物」。只是，沒有預料到，這個提給他們食物的男人，實際是個人口販賣者。「後來他要我嫁給一個中國農民，還說如果我不嫁，就會聯絡警察，把我送回北韓，當時我很害怕」。
被販賣給一個中國農民，但朴智賢對自己說，「我告訴自己這是一個正常的婚姻（normal marriage），但事實上這完全不同」。到了農村的時候，那個農民跟她說，「我只要你，不要你的弟弟」。「我很詫異，因為人口販賣者告訴我這個農民會救我和我的弟弟」，那是朴智賢最後一次見到她那年輕的弟弟。
孩子成了黑暗中的一點光
被迫下嫁中國男人之後，朴智賢與他們一家人一起生活了六年，在農村過着非人生活。
「那是一個很窮的家庭，屋裡很臭，他和他的母親也沒受過甚麼教育，甚至不能夠寫下自己的名字」，那是一個喜愛賭博、酗酒成性的「丈夫」，作為人口販賣的受害者，朴智賢被禁止走出家門之外。
「為了防止像我們這樣的北韓人逃離村子，村裡所有人都在監視我們，我記得那條村還有五個北韓女人，全部都是人口販賣的受害者，但家庭成員不容許我們之間有任何對話」。
那六年來，朴智賢都很討厭自己的人生。
「在與弟弟失散之後，我曾經嘗試自殺，覺得自己很羞恥」，直到有一日，她發現自己懷孕，「自從有了這個孩子之後，我開始想改變自己的想法，因為他給予了我希望」。由於脫北者這個「非法移民」的身分，朴智賢生下的中朝「混血孩子」不會獲得中國官方的認可，生產那日，她不能前往醫院，「我在屋子裡生下了我的兒子，獨自承受了十個小時的痛楚，但那仍然是我很開心的時刻，因為我有了自己的孩子」。
只是，像她這樣一個沒有身份的脫北者，也是中國官方眼中的非法移民，一旦被人發現，便會遭到被遣返回北韓的命運。「六年之後，我的惡夢成真，因為有中國人向公安舉報，那是2004年，中國公安來拘捕我，我求他們讓我跟兒子說幾句話，兒子年紀太小，他並不知道公安來抓他的母親是怎樣一回事，我想告訴他，我會回來的，但這樣的請求遭到拒絕，最終我無法跟兒子說上任何一句話」。
2004年，朴智賢被遣返北韓之後，如果其他逃脫失敗的脫北者命運一樣，她被送進了勞改營。「在勞改營裡面，他們不把我們當成人類看待，像動物一樣，每日都被強迫勞動、面對酷刑與羞辱，但我不在乎，我心裡唯一想的就是要跟兒子團聚」，與兒子團聚，成為了支撐朴智賢在惡劣環境之下生存下去的動力。
日復日在惡劣環境下的生存和強迫勞動，朴智賢的腿部出現了嚴重的壞疽，導致無法工作，「幾乎接近死亡，但這也是為甚麼最終我被釋放出來的原因」。被「扔出」勞改營後，她把握住了這次機會，再次逃出北韓，「我知道我的兒子在中國等待著我，我要回去找他」。
拖著仍有頑疾的雙腿，她再次翻山越嶺來到中國，「這次路線不一樣，但比較安全」。
找回兒子之後，朴智賢打算聯同其他脫北者一起離開中國，「對我們來說，中國不是一個安全的國度」。本來打算逃到蒙古，惟抵達蒙古之後，邊境一帶人跡罕至，沒有發現任何人的蹤影，水和糧食缺乏的情況之下，只好無奈折返中國。
在那次逃往蒙古的計劃裡，朴智賢遇到了現在的丈夫，也是一名脫北者。
匿藏北京兩年 籌謀離開中國
逃離中國的計劃失敗之後，朴智賢與丈夫、兒子到了北京，過了躲躲藏藏的生活兩年。
兩年之後，她們一家透過一名美籍韓裔牧師的協助，經聯合國難民署尋求庇護。當時放在她眼中的有三個選擇︰南韓、美國、歐洲，「衡量之下，我們覺得美國和南韓沒有那麼安全，會擔心在途中有機會被再次遣返回北韓，那便會非常麻煩，於是最終決定選擇到歐洲，感覺上沒有那麼危險」。
2008年，朴智賢一家終於成功抵達英國。
「首20日我們先到了利物浦的臨時房屋，向英國申請庇護，後來他們將我們送到貝里」，自此她們一家便在大曼徹斯特郡（Great Manchester）的貝里定居下來，在自由的國度裡，展開了人生下半場，「這彷似是第二人生，雖然我已經五十多歲，但我常常說我就好像一個青少年」。
三十歲那年，朴智賢從北韓逃離到中國。
四十歲那年，朴智賢從中國來到了英國。
「一開始的時候，我對於英國一無所知，也不懂英語」。由於不懂英語，她坦言剛到英國的時候，生活非常困難，「因為不懂英語，幾乎無法溝通，有人想認識我們多些，但我無法用言語去表達，但我希望告訴他們，後來我去了學習英文」。
從獨裁國家走到自由的國度，朴智賢感受到更多的是當地人們對於她們的歡迎，「他們的歡迎，對我來說有很大意義。我第一次在這裡哭泣，是因為覺得自己終於身處一個安全的國家。當我和家人享用晚餐時，我的孩子面露笑容，他們可以去上學，我感到甚麼是快樂。即使對我們來說這是很微小的日常生活，但卻是快樂的，也首次令我明白到家庭到底有多重要」。
雖然處身英國，然而安頓下來才是這個脫北者家庭的首要任務。剛開始的時候，朴智賢對於自由、人權等概念還不是很清楚，直到2012年某一日，過去曾被強迫分開的大兒子忽然問她，「媽媽，為甚麼你當時要拋棄我？」這道問題後來深深地影響了朴智賢，「當我聽到這個問題的時候，我望著我的兒子，我無法回答他，只是不斷地哭泣……雖然他說他理解我的人生，但那段記憶仍然留存在他的腦海裡」。
英國出選區議員 為市民發聲
「我是一個很痛苦的人，但我的兒子也在承受這樣的痛苦」。
朴智賢坦言，這個問題改變了她的想法，致使她開始走上爭取人權的道路上，「我想發聲，想讓人們知道共產獨裁政權國家如何摧毀個體的人生，那時開始，我開始公開地把我的故事說出來，活在自由世界的人們對於這些情況所知不多，我希望能讓他們了解更多甚麼是自由、對於自由權利的責任」。
記者問道，如果沒有這個突如其來的問題，你還會走上這樣的人生嗎？
朴智賢說，「如果他(兒子)沒有這樣問道，可能會是截然不同的人生，這個問題改變了我的人生」。
從公開地訴說作為一個脫北者的故事，到向在英國的北韓人教授英語、提供社區服務，再到加入保守黨、並代表保守黨角逐區議員，成為媒體上的焦點人物。2013年時，朴智賢在聯合國朝鮮人權調查委員會和英國國會作證，並於2020年獲國際特赦組織英國分會頒發「Amnesty Brave Awards」，並與南韓女子徐琳出版了《我想活下去》一書，講述在北韓生活的種種經歷。
談到加入英國當地政黨保守黨一事，朴智賢表示是在2016年的時候，英國舉行地方選舉，那次也是她來到英國之後，首次成為選民投票，並且促使她有了加入保守黨的念頭，「保守黨提倡家庭、公義、自由等價值，我覺得我的人權活動都是一樣，目的是為了救助家庭和個人，這些都跟保守黨的價值吻合」。
在爭取人權的道路上，除了聚焦在自己的國家外，朴智賢亦有關心香港。2019年，反修例運動期間，她曾獨自走到倫敦中國大使館外示威，除了聲援香港的自由外，亦促請中國停止遣返來自北韓的難民，那年手上舉起印有「Free North Korea」、「Free Hong Kong」字眼的標語時，對她來說，連繫著這些地方的，是獨裁和自由之間的鬥爭。
直到今年，朴智賢代表保守黨出選貝里的區議員一職，然後對於她來說，出選區議員與政治議題無關，本意是想去服務社區，「區議員比較像是社區裡的領袖，不算是跟政治議題有很強的關連，去年病毒在全球擴散，有很多人們需要我們的幫助，所以希望能透過這個位置去幫助他們」。雖然最終落選，但對於她來說，都是一個難能可貴的經驗，「這次經驗讓我再次學習到民主生活是怎樣的一回事，為甚麼政治自由對我們而言那麼重要，而且與當地居民接觸的過程中，也讓我獲益良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