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夜逃屋本鋪》上映，故事講述一間搬運公司以提供深宵搬家服務之名，實際上協助客人「夜逃」，讓他們消聲匿跡，從此成為透明人間。「逃げ」，日語是逃走的意思，「夜逃屋」的客人逃避的是債務以及迎面而來種種的厄運。

33年前的虛構故事，於香港上映的《人間蒸發株式會社》卻成為《夜逃屋本鋪》真人真事的紀錄片。被訪者因家暴、黑道騷擾與欠債等問題「自願消失」，基於受訪者容貌一旦被公開，或影響他們的人生與安危，因此該片無法在日本上映。

在風光明媚、閃爍繁華背後，「逃」是當地社會不可告人的秘密。《人間蒸發株式會社》導演Andreas Hartmann熱愛拍攝地下題材，以「外鄉人」的身分翻開日本一個又一個「自願失蹤」的實況，藉作品解禁當地禁語。

語言隔閡成獨特性

Andreas於2008年踏足亞洲，亞洲的獨特性讓Andreas沉迷其中，越南是首部作品《Days of Rain》的舞台。作品的靈感來自「相遇」，他在越南中部遇見居住在水浸地區村落的主角一家人，便開展記錄。紀錄片述說了政府打算遷村到高地，以及遠離在該村越戰時埋下的炸彈。

Andreas不懂越南語，這家人也不懂英語，他在拍攝過程透過觀察對方的身體語言、行為，超越語言隔閡，「我們依然建立了深厚的情誼，維持至16年後的現在，語言隔閡（Language Barrier）正正讓這部作品變得獨特（Unique）。」

其後他來到緬甸，拍攝他第二部紀錄片《My Buddha is Punk》，記錄反軍政府的龐克樂隊。從此之後，Andreas把拍攝重心放在亞洲，「在不明白語言的情況下，我只能用觸覺去理解受訪者的生活是怎樣，這成了之後的方向，在一個我不熟悉語言、文化的地方去感受現實。」

「人們寧願消失也不去面對問題」

完成第二部作品，Andreas接受一間德國學院的邀請，前往京都參與藝術家駐留計劃。在日本Andreas找到「家」的氣息，「這很有趣，我們剛談到東南亞的『混亂』，但日本卻又像歐洲一樣，一切都很整齊。」

他每天會騎單車到駐留的學院，赫見一名年輕人在河邊露宿。這名年輕人成為了紀錄片《A Free Man》的主角，偶然之間他發現了大阪的西成區。台灣媒體《報導者》曾報道西城區，這座「背著光的城市」是關西露宿者的聚集地。它早在二戰後成為貧民窟，亦被黑幫掌控。清晨時分，有工頭會到該區招聘日僱勞工。

Andreas發現在那裡生活的人，沒有身分亦不需要身分工作。他知道當中有些人是自願從本來的生活圈子中「蒸発」（消失），「日本是一個很和諧的城市，人們不會想把衝突（Conflict）放在枱面上，人們寧願消失也不去面對問題（not confronting people with a problem），才會出現專門幫人逃離衝突的服務。」

「逃」折射出各種社會問題

Andreas與日本導演Arata Mori攜手拍攝《人間蒸發株式會社》，他們在網上找到「深夜搬家」公司的廣告，搬運公司美其名替客人搬家，實際上協助客人在深夜袐密搬離原來的居所，並覓得新地方讓客人隱姓埋名生活，「除了聽聞過美國會有公司為明星退隱以外，這種職業在歐洲聞所未聞。」

日本在九十年代初經濟泡沫爆破，不少人負債累累，數以千計的人設法逃離債務。導演們後來聯絡到在九十年代創立首間深夜搬家公司的社長羽勝鳥，他幫助了無數的人「消失」，成功逃離債務。他將自身經歷著書，被改編為頗受歡迎的電影與電視劇《夜逃屋本鋪》（日本名：《夜逃げ屋本舗》）。《人間蒸發株式會社》的主角Saita也因看了該電視劇而開設自己的深夜搬家公司。

Andreas稱，她的客人逃的原因不單單是為了逃債，「家庭暴力是『人間蒸發』的最大成因，Saita有一半的客人是家暴受害者，性別不平等（gender inequality）依然是日本最大的問題。」

研究AI深偽技術為受訪者「變臉」

用盡力氣想消失的人，怎會願意在紀錄片出現？Andreas起初與Saita達成共識，只要他隱藏Saita的樣貌，便答應配合製作，「因為失蹤者的家屬倘若知道她的樣貌會產生很多問題，她曾試過有人取得她的行蹤並威脅她。」

Andreas與Arata花了6年時間不停往返德國與日本製作這部紀錄片，隨著時間推移，在日本建立了人脈，亦取得受訪者的信任，讓拍攝工作更順利，「西成區的拍攝工作本身較困難，該區被黑道控制，總不能把攝錄機拿出來到處拍，所以要有當地的人脈才能安排到拍攝。」

隨著Saita對他們的信任度增加，最後答應電影不在日本上映，她便可以展示樣子。Andreas的團隊正研究以AI深偽技術（Deepfake）改變片中的人相貌才會在日本上映。他表示，會盡可能防止國際版流入日本，但VPN（虛擬私人網路）與盗版行為依然會添加外流的危機因子。

不過，這些人仍然願意相信拍攝團隊，希望把自己的故事說出來。其中一個主要原因，是Andreas和Arata是他們心目中的「外鄉人」。

Arata雖然是在日本出生，他早於15年前移居德國；Andreas是不太懂日語的柏林人，「受訪者多次提及他們不會參與日本拍攝團隊的製作，讓他們感到被受批評，跟外國人對話會更安全。」旁觀者清，當局者迷。正因外鄉人的身分，讓Andreas能毫無包袱地把攝錄機對準日本的陰暗處，讓它曝光在世人眼前，或許有一天能帶來變化。